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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上海分社同事王义也对“组织加工”的意义、范围、手段等问题进行了具体描述：
组织加工的意义是帮助明确或强调已有的组织思想，而不是扩大或补添主题思想；组织加工的范围只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依据事物原来面貌，去掉那些妨害主题的事或物，而不是不顾时间、地点、事物原貌，增添和补充某些事或物。任何凭主观愿望安排事件和安排任务的做法，都不是组织加工，而应视之为摆布导演，我们应该坚决反对。
那么，这样做的“合理界限”在哪里呢？在承认了“组织加工”可以作为摄影记者的一种“采访方法”使用后，树喤提出，不能不分事件性质，不分场合，强加于人，随处应用。
组织加工的合理界限就是真实。一脱离真实，就成为虚构了。新闻摄影的真实是事实的真实。
但，树喤也对在断然排斥了“当场摆布”之后，出现不真实、半真半假图片的缘由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在“组织加工”的掩饰下，理直气壮地出现的。树喤举例说：
明显地，例如把汉族人打扮成少数民族农民站在香蕉树下，冒充少数民族摘香蕉；把女工请到厂长办公室里包饺子，以厂长办公室冒充女工宿舍等等。
至于前一段时间出现的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难解难分”的争论，树喤提出：
应当首先保卫“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
但以什么方式，或者说，如何来保卫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呢？
保卫新闻真实的原则，有时是需要加工的。
树喤提出要对“组织加工”有个“正确的概念”。他带着十足的书生气，乐观地估计道：
如果概念明确了，具体方法也就会趋向正确的道路。
王义也提出“有必要重新研讨组织加工的意义和组织加工的范围”，并且在操作层面提出“严格地把组织加工限制起来，才能避免假报道”。
对“组织加工”方式的集体认同，是否预示了不久后到来的、众多摄影记者造假成风的局面呢？在北京编辑部内，理论层面上的争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各地那些单打独斗、风餐露宿的摄影记者呢？那些仅仅停留在书面上、而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控制的“限制组织加工的方式”，怎能限制“有责任把人民群众中发生的各种生动事迹，用最优美、最典型的形象，真实地反映给读者”的绝大多数新闻从业者的热情呢？
事实上，另一位参加讨论者盛继润已直接呼吁大家把各自的“秘密”摊开。他的立论基于这样的现实，不管“组织加工”问题讨论如何热烈，反对“组织加工”的声音如何响亮，而在我们的记者中，差不多都是怀着各自的“秘密”在从事工作。所谓“秘密”就是“组织加工”，其所以有必要成为“秘密”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结论，“组织加工”的方法还被认为是非法的、不光彩的手段。因而，尽管彼此心照不宣，而终不愿公之于桌面。
面对这样的现实状态，我们为什么还不敢果断地去承认它，让“组织加工”合法化，从而使大家把各自的“秘密”摊开来呢？
此时的一切，都为以后的事态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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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心诚意地说出来
讨论中，一些当年“合情合理”，但多年以后翻检那些“老照片”的人无法得知、或被轻易斥为“荒唐”的照片中的一些信息被透露了出来。这些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被讨论者真诚地传达出的信息，成了多年以后一些人责难新闻摄影队伍素质，包括其中一些人的品质问题的证据。
实际生活证明，很多优秀的图片，都会经过各种各样不同的加工，像“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又长高啦！”、“老庄员的喜悦”，和我们今年开始实行，每月所评选的一些好稿等等，这些照片都是不真实的。
同样，1955年艺术展览会上展出的照片“母亲的愤怒”，被人评论为“达到了许多画家都没有达到的艺术水平”。葛力群、黎航在讨论中透露：
可是这张照片恰恰就不是按照原始形态记录下来的新闻照片。记者为了突出这一事件的意义，曾煞费苦心地进行了加工，移动了位置，运用了光线，使这张照片具备了强烈的宣传价值，攫取了不少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心，增添了他们对美帝国主义残暴罪行的愤恨和对朝鲜母亲与孩子的同情。
两位都不赞同“在大力反对虚构和假报道以后，就不分具体情况、具体条件，要求所有的摄影记者，都按照规定的拍摄方法去进行新闻图片的拍摄”。相对于那些温和地赞同组织加工、但要严加限制的人，他们鸣放出了更加激进的意见：
根据新闻摄影工作的性质和特点，组织加工不但完全允许，而且应予提倡；“组织加工”和“摆布”之间，没有一条不可超越的界线。
为什么应予“提倡”呢？因为在讨论中，大家都趋向认同新闻摄影既具有一般新闻的基本特征，又具有一般艺术的基本特征，这就决定了新闻摄影既是新闻报道，又可以成为艺术作品的两重性。是艺术作品就允许、需要加工，那么，如何保持新闻性与艺术性的平衡呢？实际操作过程中，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开始让位了。葛、黎二人也仅在“艺术性”方面发出追问：
有谁愿意欣赏那些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原始素材呢？
在这场讨论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新闻摄影领域内的部分人意识是，摆布导演被认为是虚构造假，是记者的道德品质问题，应该受到大家一致反对；但对于新闻摄影中的组织加工，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是记者的艺术水平问题。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原始素材，也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东西，是应当修改的。
但，葛、黎二人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这个界限就像捉迷藏那样难以辨认了。
他们列举了两人最近一次下乡采访拍摄的一张“农业社的缝纫组为新娘子赶制新衣”的照片。
在拍摄时，新娘子原来在另一间屋子里试衣服，但我们考虑到环境和特点，就请她到有缝纫机的屋子里来试。这时好几架照相机都在对着新娘子，使得她的神情很紧张，我们为了使她不要过于紧张，曾想了很多办法启发她，以分散她的紧张情绪。同时，还用手比划了一下试衣服的样子——像我们几次到缝纫组去时看见的人试衣服所做的那样——纠正新娘子由于拘束而引起的不安姿态，才拍出了这张照片。
葛、黎二人得出结论说：
这样的拍摄方法，应该称做“组织加工”呢？还是称它为“摆布”？我们认为怎样称呼它都可以，然而它却是在拍摄时所必需的。
有些讨论并没有严格地界定在“新闻摄影”范畴之内，大家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摄影”一词，并根据各自的理解对不同摄影门类中的“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进行发言。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原先仅限于新闻摄影领域内的讨论，被无意间置换了概念，一些参与讨论者，往往越出新闻摄影领域，在更为宽泛、也更加模糊的语境中使用“摄影”一词，这使得讨论陷入了混乱。
参与讨论者吴道平则针对“摄影家”而不是“新闻摄影记者”直接提出：
所谓“摆布”也好，“组织加工”也好，实际上是摄影家对拍摄对象进行干预的技术问题，也就是摄影创作的方法之一。
进而，他以字斟句酌的排比句，责问：
由于真实性第一的要求，我们有权来痛斥那些不真实的东西；由于思想性在作品中的重要性，我们有权来批评那些无意义的作品；由于图片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品，我们有权来鄙视那些不美的照片。对于摄影作品的衡量，我们为什么要放松了这些标准，而去斤斤计较那两个搞不清楚的所谓“摆布”和“组织加工”呢？
在1956年，中国大陆到底有多少摄影记者认同上述难以区分的两种方法是“拍摄时所必需的”呢？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可供分析。但一些描述，反证了认同这种观点的人是当时摄影记者中的大多数。一些记者甚至诉苦说，如果不组织摆布，就难以拍出好照片来，“现在像在过着两重生活似的”。葛、黎二人访问了新华社几个分社的摄影记者，提出了这个行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感觉几乎是一致的，就是摄影会议上所做的有关反对虚构、假报道和主观主义的采访作风的决定是正确的，但对现场组织、补拍以及不断重复的生活现象也只能等待它再次出现时拍摄等问题，规定得过死、过硬。因此或多或少地限制了记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一些同志为了避免犯错误，挨批评，受处分，在具体采访中遇见一些明明可以稍加组织就可拍摄的生动场面也不敢去碰一下，或者只是在独自采访时偷偷地做一下。
问题讨论到1957年年中的时候，一位叫柯善文的地方记者呼吁道：
正视现实，把部分记者从矛盾状态中，从口是心非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应该是时候了。
从1956年上半年开始讨论的《舞台剧照能不能摆布》，到下半年对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摄影作品”能否进行“摆布”与“组织加工”问题的争辩，到年底，大张旗鼓的讨论最终落在操作者身上时，却是不解与情绪化的消极抗争。这恐怕是那些相信“真理越辩越明”的人始料不及的。
总社分社之争
1957年1月份，身处新华社摄影部的蒋齐生提出：
新闻摄影创作方法的根本特点，不是什么“组织加工”和“摆布”，而是选择——从生活中，从大量的新闻线索中选择有报道价值的、有教育意义的新闻，并从被选中的新闻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选择拍摄最能反映这一事件的本质与意义的镜头，选择有代表性的一瞬间（人物活动或一定场面）的镜头。
蒋认为，最能体现新闻摄影特征的，是时事政治新闻的采访。因为对这类新闻来说，由于主要参加者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国内外重要人士，所以，从未见有某个摄影记者在现场进行“组织加工”和“摆布”的，却拍出了不少好照片。摄影记者在这时，不管你来自哪里，你的牌子都吃不开，无人会容许你的“干涉”，即便是十分合理的“干涉”。蒋上述所举的例子是指时事政治新闻摄影中的“中央新闻”。
显然，蒋的认识并不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特别是多数地方摄影记者的意见。由此而来的争论，为这次业务研讨增加了新的内容。
仅仅过去半个月，2月5日，新华社陕西分社姜国宪在“给《新闻摄影》（活页版）编辑同志”的一封信，及随后所附的长篇文章《对“组织加工”问题的探讨》中，对蒋齐生等人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在这封信的最后，他还建议组织分社记者踊跃参加讨论，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每个分社记者今后的实践”。
“仅仅部里的同志发表意见是不够的。”信的末尾出现的这句话，透露了当时有关“组织加工”问题讨论中，编辑部热，而大量分社一线采访记者对此并不抱太大热情的局面。
既然是论点，目前又在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谈谈自己的看法，不管对否总会有好处，如果是香花，当然再好没有；如果是毒草，放出来也才能被砍掉。
姜列举了文字记者是如何做时事新闻报道的，并认为“这对弄清这类图片新闻究竟是怎样的规律，也许不是没有用处的”。
当英法向埃及发动军事进攻时，总社急电通知分社报道各界人民支援埃及的情况。这时，正是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分社记者就组织大会通过“谴责英法侵略埃及的电文”，又组织代表中的著名工农劳动模范人物座谈支援埃及的决心，另外又组织*教徒举行座谈和签名，支援埃及，这样在短时间内，很快地完成了报道——完成了政治任务。摄影记者也同样进行了“组织加工”，报道了同样内容的新闻图片，完成了报道任务。
姜还举例说：
过去在报道有关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主席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政治新闻时，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均有类似的采访方法。
针对这种情况，姜不解地责问道：
文字方面的这种采访方法，从来没有听人说过是不必要的、不可以的，相反，是作为一种必要的、正确的方法采用。摄影报道比之文字，有更多的困难，为什么不可以采用“组织加工”的方法呢？
作为时事政治新闻的一部分，“中央新闻”的拍摄情况如何呢？姜又举了个例子：
当毛主席到飞机场会见伏罗希洛夫主席，女学生向他们献花的时候，由于她们内心充满了对领袖的景仰和热爱，自然地会出现欢乐喜悦的情绪，记者也可以预先知道她们在什么地方献花，因此，当然不需要叫她们笑一笑、情绪好一些，或者叫她们到什么地方去献。
姜认为，利用新闻事件本身的状况，就可以形象地报道中央新闻。但其他的新闻类型，都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吗？都有这样的规律吗？考虑到这种意见与蒋提出的观点只相差半个月，并且完全相左，姜文章的针对性不言自明。
显然，企图以中央新闻摄影的规律来确定整个新闻摄影的规律是不恰当的，企图以此来否定“组织加工”的必要性也是不可能的。
姜在文章中还将了那些反对“组织加工”的同事一军，显然，在他看来，这一问题上，一些人的意见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
任何经过中央新闻采访锻炼，有技巧、有修养的记者，如果他认为新闻摄影完全可以从大量的线索中选择有报道价值的、有教育意义的新闻，并从被选中的新闻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选择拍摄最能反映这一事件的本质与意义的镜头，选择有代表性的一瞬间（人物活动或一定场面）的镜头拍摄，而不必要进行“组织加工”就能拍出合乎形象要求的照片，那么，最好请他以自己的实践来证明他的论点是否正确，谈空话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在时政新闻采访中，出现姜的文章中列举的那样的事情，蒋这个写文章多于拍照片的人或许从未见过，也没有人对此进行描述。果真如此的话，那倒是一个奇迹。
在这一年的6月中旬，柯善文更是对蒋齐生等人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那是偏激，欠缺对客观事实的全面分析和观察”。
目前新闻摄影的采摄规律不应只限于一个。不可能用中央新闻组的采摄规律来代替地方摄影记者的采摄规律。条条大路通北京嘛！客观条件不同，硬要求全国一致，过去的事实证明那是很难行得通的。同时给工作的发展带来了阻碍。
官方话语遭遇个人表达
有关新闻照片拍摄过程中的“选择”问题，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在1956年新华社第三次摄影报道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也有所涉及。这篇发言的题目是《新闻照片必须完全真实》，副题为“反对虚构和摆布”。石少华提出，新闻照片必须完全真实。新闻照片所报道的内容必须是真人真事，而且，要把它表现得自然、生动、准确。但在反对虚构、摆布的同时，他又提出也要反对自然主义的问题，并解释说，自然主义的报道，同样是不真实的。它对现实生活没有深刻的理解，把非本质的东西和本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