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部分在座首都摄影家在使用器材问题上的困惑，布列松回应道：
摄影作品是一个人的头脑、眼睛、心三样东西结合的产品。这三样东西表示出摄影者的思想和他个人的情感。照相机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就如同用钢笔来表达思想一样，重要的在于如何表达，而不在于钢笔本身。
如何拍照呢？
布列松说：
照相机不应当放在三脚架上，摄影者脚底下也不应装上轮子（即坐着车子），他应当不停地到处走动，动作要敏捷快速。
从形式上看，画家可以想象他的构图，但摄影者只能拍摄现有的东西。实际上，现实的东西有时候已经为你构成很好的画面，要求你去拍摄。所以，时间和空间是摄影者在拍摄时两个重要因素。
布列松介绍自己的摄影经验时说：“我在现场经常移动着，选取我认为好的角度来拍摄；我在被拍摄者中，不让他们注意我。”
“至于安排光线，那是纯技术的事。摄影时，应当取决于拍摄角度。”
布列松还应提问者要求介绍自己使用相机的情况：
我使用小型相机而不使用大型的，这正如打猎的人不会抬着大炮去打猎的道理一样。我也不喜欢方形照相机，因为方形构图和真实生活不相符合。我认为好的照片绝不去剪裁，同时依靠暗房技巧不能使一张不好的照片变好。
“坏肉做不出好菜来。”布列松补充道。
布列松难题（1）
布列松离开中国的时间是这一年的10月4日。就在这一天，布列松给中国摄影学会题词留念：
我很高兴见到中国的摄影家们，和他们熟悉起来，并和他们畅谈我们共同的职业。尽管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同，我们的职业是要按照我们各个人的感觉直接地而且自然地表达一切生活。
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因为我们把亲眼见到的历史记录传达给在各国的百万人民。
这两句颇似外交辞令的“题词”间，布列松没有对中国摄影家的工作状况作出直接评价。但第二句，似乎别具深义，另有所指。布列松所言“重大的责任”、“历史”是何含义？对他在华接触摄影家们的行为及作品是否隐含着否定的意味呢？
布列松此次来华，正值中国大陆“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摄影人也处在亢奋之中。农业“大跃进”出现了诸如水稻上站人越来越多的照片。工业题材报道中热情赞美高炉，各种类型的摆布之风盛行。纵是日常生活照片，虚假摆布之风也大行其道。布列松这位被当作“属于世界上最著名的新闻摄影记者之列”，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以“决定性瞬间”——揭示事物本质的一刹那——的美学理论，以及对“安排的”照片和摆布的环境的厌恶的人，面对这些拥有“共同的职业”的中国摄影家们及作品时，作何感想？
来到中国大陆，布列松将会拍出什么样的照片呢？他也同样欣喜、激动吗？
可是，当布列松以他在我国拍摄的照片，对我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了可鄙的歪曲之后，他的面貌就明摆在大家面前。
1959年5月19日，中国摄影家创作辅导部召开“小型学术讨论会”，主题是“研究法国摄影家亨利？卡？布列松的‘现实主义’的摄影创作手法”。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国摄影学会领导及学会各部门负责同志，各个摄影刊物的编辑及研究摄影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十余人。而一年前，正是在座的一些人参加了欢迎法国来客的宴会。
这次会议主要围绕1958年布列松来我国第二次拍摄展开讨论。
这次会议的记录显示：大家看了布列松去年来我国拍摄的照片都感到很不满，许多同志认为他抓取的只是生活中个别的偶然现象，因此，他不能正确地反映我国人民生活的本质。他在美国《生活》、《皇后》杂志上新发表的有关我国的照片，实际上是否定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在客观上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宣传服务。
接着，大家进一步对布列松的创作方法和他的立场观点进行了解剖。有的人认为，他的创作方法是用新闻报道的形式，面向生活，突破了西方国家摄影沙龙派的圈子，这是他较沙龙派进步的一面。但是，摄影创作道路同样是没有中间路线的，布列松虽然标榜着现实主义和所谓深入生活，实际上是不深入生活，不能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就必然只抓取生活的表面的一些偶然现象歪曲生活，更易欺骗不明真相的人们，这是他较沙龙派更坏的一面。
不少人认为，布列松自己常说，他拍照时常是不听别人介绍情况的，他也不愿意做调查研究，只要合乎他的口味他就抓取，显然，他所谓的“口味”就是他的立场、观点和目的。他的作品为美国反动杂志所欢迎，正是因为他的作品适合资产阶级的口味，而资产阶级报刊为他大肆宣扬也并不是偶然。 txt小说上传分享
布列松难题（2）
结论是：“会议讨论很热烈，大家对布列松的摄影创作方法的估价基本上取得一致的意见。”
直到布列松离开时，接待单位与陪同人士仍把他当作一个“友好人士”来看待，并知道他此行的目的是打算出版一本《十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摄影作品集。1949年时值中国历史变革关头，布列松来华拍摄的照片，5年后传到中国大陆，被解读为“反映了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状况，“反映出国民党统治下旧中国的黑暗和混乱”。
1958年，哪怕是摄影界的专业人士，对他的了解也大体限于“布列松的摄影作品在各国，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流传甚广”。
纵然，布列松的“面貌”被摆在了大家面前，但1958年10月4日，布列松走后，还是给中国大陆摄影界，特别是新闻摄影界留下了难题：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的摄影家”，其“面貌”已被定性，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摄影家的对立面，布列松的立场、观点都被认为与“我们”根本对立，势不两立；但另一方面，布列松的拍照方式、方法，的的确确对“我们的个别同志有过一时的影响”，“特别是，当我们还没有认真研究布列松以前，乍看他所拍的外国照片，往往容易被这些照片的外表的生动性和自然性所麻痹，而不自觉地加以称赞”。
布列松第二次来华期间（1958年6月中旬—1958年10月4日），正值全国范围内的新闻摄影真实性及有关问题讨论开始。这次由新华社《新闻摄影》月刊发起的讨论，自这一年的8月份开始，持续一年有余。包括新华社总社及21个分社、全国21个省区市的27家报纸、12家画报社和杂志社的人员参与了讨论。其背景是在“整风”与“反右”运动以后，新闻摄影界掀起的对新闻摄影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进行的一场群众性的讨论。讨论本身虽针对具体问题的现实需求，但总的来说，有配合“大跃进”的总体氛围，推进“新闻摄影界大跃进”的“美好愿望”。
但恰恰由于布列松的到来，这场讨论的缘起成了问题：
有同志问：我们讨论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大反摆布及组织加工的滥用，是否受了外国的影响，受了布列松的影响？
这一疑问触动了“真实性”讨论组织者的神经，他们不敢懈怠。在讨论全部结束后，亦即1960年4月，以新华社总社的名义，专门补发了总结“后记”，对此问题进行申辩。组织者没有正面回答这一疑问，而是语焉不详，闪烁其词：“根本否认这种外国影响，是不合实情的；但是如果夸张这种影响以至于否认或忽视我们讨论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的积极意义，也是根本错误的。”
组织者称，中国新闻摄影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无疑包含着资产阶级沙龙派的影响。摄影艺术中的组织加工和摆布，追其历史也是沙龙主义的产物。在此，战争年代及其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新闻摄影中出于宣传需要而形成的组织加工与摆布之风被刻意忽略了。
而“反对摆布及滥用组织加工”，讲求新闻摄影真实性之说，也被追溯到1953年石少华发表的《谈新闻摄影》一文。讨论的组织者们，据此推断出早在布列松来华之前的五六年，“反摆布”斗争就已开始了。他们称：
这时，我们许多人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布列松。因此，以为1958—1959年我国新闻摄影界反摆布的斗争，是仅仅由于外国的、布列松的影响，而不是由于整风、反右派斗争提高了大家对新闻摄影的认识的结果，不是由于我们力争新闻摄影最好的质量的那种美好的愿望，显然是错误的。
布列松难题（3）
组织者的政治觉悟可见一斑。新闻摄影界开展的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摆布斗争，岂能是我国很多人还不知名姓的法兰西老外偶然促成的？
显然，讨论的组织者对布列松的情感是复杂的。布列松之名之实，都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打发的。
“美帝国主义大加赞赏布列松”的原因何在呢？
布列松作为资产阶级的摄影家，一反摄影沙龙主义的作风，他的摄影直接反映生活。为表现他的观点和立场，他不依赖组织加工和摆布，而是通过他所选择的直接来自生活的镜头。从他的照片上看不到人为的痕迹，因此，他的照片对读者有很大的欺骗和麻痹作用。
先褒奖，后贬损；论据与结论间转换唐突，缺乏逻辑关联。为何会有最后那句看来颇似狗尾续貂的文字呢？因为布列松是“资产阶级的摄影家”，加上这句话就可以表明为文者的立场了吗？抑或仅仅因为他的第二次中国之行“对我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了可鄙的歪曲”，因而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与布列松本人对自己作品的表述比照，除了那个评述性的尾巴外，上述理解接近了布列松“决定性瞬间”理论的边缘。
首先，我渴望用一幅照片去捕捉正展现在我眼前的某种局势的全部本质……拍照意味着记录——同时和在若干分之一秒内——事实本身和视觉看到的形式的严密组织，而形式将赋予它意义。这是把人们的头、人们的眼睛和人们的心置于同一轴线上。
如果本着心平气和的对话方式、虚怀若谷的学习态度，布列松的此次中国之行，真能成为中国摄影发展的契机，事后看来甚至至少能够把中国大陆的摄影推进几十年。如果布列松本人第二次来华拍摄的照片，是那些看起来“记录了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伟大精神”，为官方及大陆民间普遍接受的“摄影作品”，那么，布列松也会提前几十年成为中国摄影人熟知的摄影名人、友人。他对中国大陆新闻摄影的影响也就会更大。
摄影史向来不接受假设。
历史的真相是：布列松被当作了敌人与对手，而不是学习、研究的对象。
要在摄影报道上反对和战胜布列松，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老摄影章法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在新闻摄影真实性讨论中宣传的深入选择，鼓励记者锻炼的“最主要的本领”，在本质上，绝不是什么抄袭布列松。
绝不能自卑，以为认识和把握摄影艺术的本质特征并在实际中运用这个特征的，只能是来自外国的影响。
1960年8月19日，北京举办“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展览会”（内部展览）。“批判材料”记录了当年展览组织方对布列松的指责。
“新现实主义派”打着“客观反映现实生活”和“客观真实”的幌子，强调把现实用自然的形式真正记录下来，以不摆布，不组织加工，总是在现场出其不意地抓拍人物，不剪裁不修改，来伪装公正、客观和真实，而实际上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十分鲜明，他们总是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来歪曲现实生活。他们以揭露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为主，偶而（尔）也暴露一些资产阶级统治的黑暗，以达到“小骂大帮忙”的目的，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镜头都对准进步的社会生活和劳动人民，像熟练的侦探一样，快速抓取那些表面的、个别的、偶然的东西，来代替生活中的主要、本质的和有普遍意义的典型现象，极尽歪曲诽谤的（之）能事。因此，它是现代资产阶级流派中最能迷惑人，也是最反动的、最危险的一派。
法国这一派的主要人物勃洛松（布列松），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歪曲和恶毒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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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家说话了
1958年6月，几乎与布列松第二次抵达中国的时间相同，美学家王朝闻也加入到摄影问题的讨论中来了。他写文《拍摄时机的选择问题》，使用了与布列松“决定性瞬间”最为接近的摄影话语：最富于表现力的瞬间。
这篇文章特别之处在于，通篇没有当年人们熟悉的政治话语及陈词滥调，更没有在“政治第一”的前提下，对所谓“技术问题”轻描淡写或驴唇不对马嘴地歪曲。这样生动说理的文章，犹如空谷足音，在当年并不多见。
王朝闻表述道：
摄影，和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一样，可以说是再现生活中的某一瞬间来反映生活、理解生活和评价生活的。在摄影工作者中，瞬间现象的把握，就是摄影角度、距离，特别是拍摄时机的选择问题。如果对象是动的（常常是动的），如何选择适当的拍摄时机，把对象最富于表现力的瞬间关系、动作、姿态和表情拍摄下来，是很重要的步骤。一个行动，或一个动作，其特征表现得最明确、最动人的瞬间，就是最值得注意的不可错过而又容易错过的拍摄时机。
王朝闻从新闻摄影的角度提出，要把握“最富有表现力的瞬间”，一方面要看拍摄对象的特征是什么；另一方面，还要看摄影记者企图着重表现的是什么。正因为拍摄者的目的、个性，乃至偏爱不同，同一题材可以有许多最富于表现力的瞬间，并不是只有一个最富有表现力的瞬间。
王朝闻进一步阐释了自己对瞬间多样性的看法。对象的特点是复杂的，摄影记者的要求也不是一律的，拍摄时机的选择也会有很大的出入。不可绝对地认为这才是最好的，别的都要不得。把事情看得很绝对，有使摄影镜头公式化的危险。可是，就一定的对象和一定的拍摄意图而论，必须抓住最有表现力的瞬间，力求不致丧失最有表现力的时机。
美学家对摄影的体悟独到而又深刻。他像一个老道的摄影家那样陈述说：“时机的选择是微妙的，也是不易掌握的。早一点晚一点都将影响到照片的质量，这就值得我们平日细细琢磨。”不仅如此，他还有一般摄影家难以企及的认知深度：
摄影家的知识愈丰富，愈能认识照相机的特长和局限性，愈有可能发挥选择画面的能动性，也愈有可能避免重复别人选择过的画面。
在当年的新闻摄影领域，王朝闻这个外来和尚念的真经，究竟能有多少人能够心领神会呢？答案无从知晓，但肯定不会太多。于是这样的局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他声音一经发出，便很快淹没在粗暴而又不容置疑的政治口号与琐碎庸常的业务枝节争辩之中了。
这一时期，新闻摄影界也开始主动邀请高校、艺术界人士座谈新闻摄影的有关问题。1959年初，新华社新闻摄影部就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何洛就“目前整个文艺界都在讨论的重要问题——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座谈。这一年的6月份，摄影部还邀请了画家蒋兆和专门谈谈“摄影的民族形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