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坚持不了多久，二十四小时过后他们就又害怕起来，枉然地在够得着的范围内找回自己。所以，注定要令人失望的周末又会吱儿哇乱叫，愁眉苦脸，身上带伤，溅满了血点子。叫人后悔的事、粗暴尖酸的言论、在心中沸腾的话语——都不会在星期四出现。我猜想被用星期四命名的男人一定很讨厌它，可实际上，他的这一天在大都会是个爱情的日子，是心满意足的男人们的同谋。他们使得女人们微笑。从完好的牙齿间吹出的调子令她们难忘，不久就被她们捡起来，在厨房的炉灶边重复。在门边的镜子前面，她们中的一个会扭过头来看自己左摇右摆，被自己的腰身和屁股的形状深深迷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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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乐 第二章2（5）
在那里，在大都会的那个部分——就是他们来这里找的那个部分——在一个门口吹起来或者从一张唱片的凹槽里升起来的调子，能够改变天气。从冰冷到酷热再到凉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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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乐 第三章1（1）
就像七月里的那一天，几乎是九年以前了，那时候美丽的男人们是冰冷的。那时一种典型的夏日天气，爱丽丝·曼弗雷德浑身黏乎乎、亮闪闪，她在第五大道上站了三个小时，惊异地望着那些冰冷的黑面孔，听着那些鼓点道出优雅的女人和游行的男人说不出的东西。能说的已经印在一面旗子上，重复了《独立宣言》上的几句保证，正在擎旗者的头顶飘扬。然而真正的东西来自那鼓声。那是1917年的七月，那些美丽的面孔冰冷而安静，缓缓走进那鼓声正在为它们建起的空间。
在游行过程中，爱丽丝觉得好像一天过去了，一夜也过去了，而她还站在那儿，拉着那小女孩的手，盯着每一张走过去的冰冷的面孔。鼓声和冰冷的面孔伤害了她，可伤害总比恐惧要好，爱丽丝已经害怕了很久了——她先是在伊利诺伊受到惊吓，然后是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然后是在十一大道、第三大道、帕克大道。最近她开始觉得从110街往南就没有安全的地带，而第五大道是她最怕的地方了。在那里，白人们从小汽车里探出头来，手里隐约露出叠好的钞票。在那里，推销员们摸她，就好像她是商品的一部分，由他们来屈尊出售似的；商店的经理要是足够大方，让你试件衬衫（帽子是不行的），那就需要纸巾了。在那里，她这样一个经济独立的五十岁女人没有姓氏。在那里，讲英语的女人会说，“别坐在那儿，亲爱的，你可拿不准别人有些什么。”而根本不懂英语、也从来没有过一双长统丝袜的女人会从她身边逃开，要是她在电车上坐到了她们旁边的话。
现在，从第五大道马路的这一边到那一边，涌过来冰冷的黑面孔的浪潮，不说话，也不眨眼睛，因为他们本来想说、却又不相信自己能说出的，鼓声已经替他们说了，他们亲眼看见的和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的，被鼓声描述成了一个T。这伤害刺痛着她，可恐惧终于消失了。第五大道现在成了焦点，保护那个刚刚变成孤儿、由她负责抚养的女孩也成了当务之急。
从那时起，她就把那女孩的头发编成辫子窝到下面藏起来，以免让白人看见她头发披散在肩头，再把缠着钞票的手指头伸向她。她教她装聋充瞎——告诉她身处说英语和不说英语的白种女人中间时这是多么有用和必要，在她们的孩子面前也一样。教她怎样溜着大楼的墙边走，消失在门洞里，在交通拥堵时抄近路——怎样千方百计地避开超过了十一岁的白人男孩。其中很大一部分她可以用穿着来施加影响，然而随着女孩越长越大，更细致的规定就成了当务之急。脚背上有优美鞋带的高跟鞋，带着时髦翻边、扣到脑袋上衬出脸形的妖里妖气的帽子，任何一种化妆品——所有那些在爱丽丝·曼弗雷德家里都遭到禁止。尤其是那种后背开口低、没有扣子像件浴衣或是浴巾一样巴在身上的外套，搞得女人一穿上，就好像刚刚从澡盆里迈出来，已经准备上床睡觉了。
私下里，爱丽丝是挺欣赏那些外套和穿外套的女人们的。想干活的时候，她就给这些外套缝里子；当“快乐的东北人”和“都市美女”走在第七大道的时候，她忍不住要一步三回头，她们可真俊啊。但是爱丽丝把这种又嫉妒、又慌张的快乐藏在心底，从来不让女孩看出她有多么欣赏那些“在街上就准备上床”的衣服。她还把她的感觉告诉了米勒姊妹，她们为白天工作在外的母亲们带小孩。她们不需要说服，盼望“末日审判”已经盼了十二年了，现在时刻都在等待那甜蜜的解脱。她们掌握所有出售酒类的饭馆、餐厅和夜总会的名单，而且不以向警察举报老板和顾客为耻，直到发现这样的消息在缉私队不仅讨嫌，简直就是多余。
爱丽丝·曼弗雷德做得一手好针线，白天会应人家的请求去做活，晚上再到米勒姊妹那儿接小女孩回家。这时候，三个女人在厨房里坐下，一边喝着“泼斯吞”，一边针对“死到临头”的征兆哼一声、叹口气：比如，不仅是脚踝，连膝盖也完全露出来了；嘴唇抹得像地狱之火那么红；把火柴杆烧黑了涂眉毛；手指甲上染了血——你都分不出哪个是野鸡哪个是妈。而男人们，你知道，他们对着任何一个过路的女人肆无忌惮地大声说出来的东西，是不能在孩子们面前重复的。她们还拿不准，可她们怀疑那些舞蹈肯定是龌龊得不得了，因为音乐随着每一个主显灵的季节的更替变得越来越不像话。以前那些发自头脑、充实心灵的歌曲现在下作得令人发指，掉到了腰带和皮带扣以下的地方。歌越唱越粗俗，音乐最后下作到了你必须关上窗户、忍受夏天的酷热的地步，而穿着衬衫的男人们却靠在窗户框上，或者聚集在房顶上、胡同里、门前台阶上和亲戚的公寓里，演奏那种象征“死到临头”的下作东西。要么就是一个女人，肩上扛着个娃娃，手里拿着平底锅，唱着什么“向我的枕头求得安慰，那里曾睡过我甜蜜的男人……多么久啊，多么久啊，多么久啊”。因为你在哪儿都能听见它。即使你住在爱丽丝·曼弗雷德和米勒姊妹所在的克利夫顿小区，每隔一百米就有一棵六英尺高、枝繁叶茂的树，安静的大街旁停了不下五辆小汽车，你还是能够听见它，而它对她们照看的孩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歪着脑袋，扭起了可笑的、还未成形的小屁股。
爵士乐 第三章1（2）
爱丽丝以为那种下作的音乐（它在伊利诺伊比在这儿更糟）跟那些在第五大道上游行示威的沉默的黑女人、黑男人有关，他们对圣路易斯东区的二百人死亡表示愤怒，其中有两个是她的姐姐和姐夫，在暴乱中被打死了。这么多白人被杀，报纸都不愿报出数字。
有人说暴徒是曾在全肤色部队打过仗的心怀不满的退伍兵，YMCA拒绝为他们服务；他们这儿那儿的到处都是，回到家乡又赶上了白人暴力活动，比他们入伍时还要激烈，不像他们在欧洲打的战役，在国内打仗既残酷又完全没有荣誉。还有人说暴徒是些白人，被南方黑人涌进城市、找工作、找住房的浪潮给吓坏了。有几个人想了想说，对工人的控制是多么完美，他们（像桶里的螃蟹，不需要盖子，也不需要棍子，甚至不需要监督）谁也不能从桶里出来。
然而，爱丽丝相信自己比谁都更知道真相。她的姐夫不是退伍兵，而且在大战以前就住在圣路易斯东区。他也不需要一份白人提供的工作——他拥有一个台球厅。实际上，他甚至没有参与暴乱；他没有武器，没在大街上跟人狭路相逢。他被人从一辆有轨电车上拖下来活活跺死了。爱丽丝的姐姐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回到里家尽量忘掉他内脏的颜色，这时，她的房子被点燃，她在火焰中被烧焦了。她惟一的孩子，一个叫多卡丝的小女孩，在马路对面的好朋友家睡觉，没有听见救火车从街上呼啸而过，因为人们呼救的时候它没有来。可是她肯定看到了火焰，肯定看到了，因为整条街都在叫喊。她从来没说过。没说过任何关于这件事的话。她在五天之内参加了两次葬礼，从没说过一句话。
爱丽丝心想：不对。不是世界大战和心怀不满的退伍兵；不是聚集起来要工资、挤满了大街的成群结队的黑人。是音乐。肮脏、下作的音乐，女人们唱着，男人们弹奏着，男男女女都随之起舞，要么无耻地紧贴着，要么就发了疯似地分开跳。爱丽丝深信这一点，米勒姊妹在厨房里吹着杯子里的“泼斯吞”时也这样想。那音乐净教人干不理智、不规矩的事。光是听见那音乐就跟犯法没两样。
第五大道的游行中一点那个东西也没有。只有鼓声，还有黑人童子军在向戴草帽的白人散发说明传单，这些人需要知道冰冷的面孔已经知道了的事情。爱丽丝捡起一张飘向人行道的传单，读了上面的话，在路边石上换了换支撑脚。她读一遍传单，看一看多卡丝；看一看多卡丝，再读一遍传单。她读的那些话好像很疯狂，不着调。有个什么巨大的裂口直插在字迹和孩子中间。她瞥过来看过去，费力地找着某种联系，找着能缩短默默凝视的孩子与含混疯狂的文字之间距离的东西。这时，突然间，仿佛一根救命的绳索抛来，那鼓声跨过了这个距离，把他们都聚拢起来、联系起来：爱丽丝，多卡丝，她的姐姐和姐夫，童子军和冰冷的黑面孔，在人行道上和上面窗口里看热闹的观众。
在第五大道上站了一天以后，爱丽丝一直随身携带着那根聚拢大家的绳索，发现它很可靠，又安全又结实——在大部分时间里。除去男人们坐在窗台上吹号、女人们琢磨“多么久啊”的时候。那时候绳索就断了，扰乱她的平静，让她注意到肉体和一种自由得她都能闻到血腥味的东西；让她注意到它那在腰带下面的生命，以及它鲜红的口红。她从布道和社论中得知，那不是真正的音乐——只是黑人的东西：当然了，有害；没错，令人难堪；可是不真实，不严肃。
然而爱丽丝·曼弗雷德赌咒说她从中听到了一种复杂的愤怒，一种伪装成响亮而喧闹的诱惑的仇恨。但她最讨厌的是它的胃口。它对痛打、对撕裂的渴望；一种漫不经心的渴求，盼望着一场争斗，或是给领带配上一枚红宝石领带夹——两样都行。它假装快乐，假装表示欢迎，可并不让她觉得慷慨，这种小餐馆、劣质酒、下等酒吧音乐。它搞得她在围裙口袋里攥紧拳头，以免自己一拳打碎玻璃窗，把世界抓在手里，因为它对她、对她认识和听说的所有人一次一次又一次干下的一切而将它活活捏死。最好关上窗户、放下百叶窗，在克利夫顿小区一所安静的公寓里流着汗忍受暑热，而不是铤而走险去打碎玻璃或高声尖叫，否则，恐怕就不知道在哪儿、如何停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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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乐 第三章1（3）
我见过她从一家咖啡馆或者没挂窗帘的窗前走过，同时听到这样那样的话——“打我吧，可是别辞了我”——飘出来，眼瞅着她伸出一只手去拿八年前在第五大道向她抛来的那根安全的聚拢绳索，另一只手在外套口袋里攥成一个拳头。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用两种不同的手势来平衡自己。然而她并不是惟一这样尝试的，也不是惟一的失败者。想把第五大道的鼓声同那用钢琴弹出、又在每一部胜利牌留声机上回旋的“皮带扣”曲调分开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些夜晚寂静无比，听力所及范围里没有一辆小汽车，没有醉鬼，也没有不肯消停的婴儿哭着要妈妈；爱丽丝随便打开哪一扇窗子都听不到任何声音。
她可能对这一片死寂的夜晚感到不可思议，便回去睡觉，可她刚把枕头更平整、更凉快的那面翻过来，一句她不记得从哪儿来的歌词就不期而至，在她脑海里自顾自高声唱了起来。“我年轻力壮的时候，每时每刻都能吃烤肉。”这是一些贪婪、轻率的字眼，无拘无束，令人愤怒，但又难以排遣，因为在这些字眼下面，像只手掌一样把无拘无束的东西凝聚起来的，是那令第五大道备受瞩目的鼓声。
当然了，她的外甥女没有这个问题。从1917年夏天起，爱丽丝就开始重塑她、纠正她；尽管多卡丝从圣路易斯东区到这里的最初记忆就是姨妈带她去看的游行，一种为她爸爸妈妈举行的葬礼游行，但她对它的记忆却迥然不同。她的姨妈操心的是怎样才能保持心灵对屁股的无知、又让头脑管好二者，多卡丝却躺在雪尼尔花线床单上，一想到附近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人在含着单簧管、弹着琴、敲着鼓、吹着号，同时一个时髦女郎唱着“谁也甭想管我，宝贝，你找对了钥匙却找错了钥匙孔，你得找到它，带着钥匙到这儿来试试吧”或者别的什么，就心痒难搔、兴高采烈。
多卡丝抗拒着姨妈的保护和约束，把那种“腰带以下的生活”看作生活的全部。她在游行队伍中听到的鼓声不过是一个命令的第一个部分、第一个字。对她来说，那鼓声可不是什么囊括了友情、纪律和超卓之力的万能绳索。她把它们记成一个开端，她即将完成的某件事情的一个起点。
当初在圣路易斯东区的时候，小小的门廊坍倒，燃烧的木屑冒着烟在空中炸裂。肯定有一小片飞进了她大张着发不出声的嘴，然后进入了她的喉咙，因为它还在那里冒着烟，燃烧着。多卡丝一直没有把它吐出来，也没有把它扑灭。开始时她想，要是她说了这事，它就会离开她，或者她会从嘴里失去它。后来她的姨妈把她带上火车、到了大都会，紧紧攥住她的手带她观看了一次漫长的游行，这时候那亮闪闪的木屑陷得越来越深，一直到了她肚脐下面某个地方才舒服地安顿下来。她看着那些不眨眼睛的黑男人，鼓声再一次使她确信，那种灼热永远不会离开她了，无论什么时候她想被它触摸，它都会等着她，和她在一起。无论她什么时候想还它自由，让它再次跳进火焰，一切都会很快发生。就像那些娃娃一样。
它们肯定很快就烧掉了。毕竟是木头做的，还放在一个木头烟盒里。萝茜儿身上的红纸巾裙子一下子就会消失。呲的一声，像根火柴。然后是伯纳丁的蓝色绸衣和费伊的白棉布斗蓬。火焰会吞掉它们的腿，首先用滚烫的呼吸将它们烧黑，它们那圆圆的眼睛——带着她分外精心画上去的细小的睫毛和眉毛——会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自己消失。多卡丝不愿去想她左边几英尺的地方那口大棺材，还有坐在她旁边的爱丽丝姨妈身上医院的气味，她一门心思地想着萝茜儿、伯纳丁和费伊，它们根本不会有葬礼。这让她大胆起来。尽管还是个九岁的小学生，她却很大胆。尽管她的辫子梳得很紧、窝了进去，尽管她那遮住脚腕的高靿鞋乏味之极、不像其他姑娘穿着露出脚腕的低靿牛津式便鞋，尽管她的长袜又黑又厚，但是，什么都藏不住在她坚固的裙子下面摇摆的胆大妄为。眼镜遮不住它，用硬梆梆的棕色肥皂洗脸和偏食所导致的粉刺也遮不住它。
爵士乐 第三章1（4）
多卡丝小的时候，爱丽丝·曼弗雷德曾经同意给人干一两个月的针线活，她放学后就由米勒姊妹照看。那里通常有另外四个孩子，有时还会再来一个。他们玩游戏时十分安静，而且被限制在饭厅的一小块地盘上。有两只胳膊的姐姐弗朗西丝·米勒给他们苹果酱三明治吃，一只胳膊的妹妹内奥拉给他们读《赞美诗》。弗朗西丝靠在厨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