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起筷子刚要夹碗里的米饭，横山突然开口：“碗应该拿在手里。在日本只有猫吃饭才不拿碗。”他的话有点刺耳，可语气却柔软得像是在开玩笑。于是，我拿起了放在桌上的碗，一筷子把一口米饭送进口中，没有跟他生气。没有吃早饭的我已经很饿了。
“夹饭时，只能用筷尖。瞧，你筷子上沾的米粒离开筷尖都快有一寸了。”横山自己迟迟不动筷，而是盯着我的吃相品头论足。我顿时没了胃口。
我闷闷不语地又吃了两口，便说吃完了。
“吃完饭，筷子不该竖搁，而应该横放。”横山竟然没完没了了。
“日本有日本的习惯，中国也有中国的习惯。你如果看不惯我，我们可以不一起吃饭。”我实在忍不下去了。一顿诱人的午饭，竟让饥肠辘辘的我吞咽不下。
“你可以拒绝和我一起吃饭，但你总要在日本吃饭。哪个日本人也不会把你当成外国人，他们只会把你看成一个不懂礼仪的日本女子，你不难过吗？”天晓得，横山竟是一番好意。
从此，我渐渐知道在日本，除了笑与哭以外，吃饭，喝茶，坐立，行走，等等等等都有着形形色色的、大大小小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比如说鞠躬，见什么样的人，鞠什么样的躬，什么时候十五度，什么时候三十度，什么时候四十五度，什么时候九十度，都有讲究。再比如鼓掌，尤其是女性鼓掌时，两只手前后应错开多少，是什么节奏，出什么声音，也均有说法。与“大和民族”同为黄皮肤、黑头发的东亚人弄不好就成了“礼仪不佳”的“日本人”，这叫自尊心旺盛的中国人怎么受得了。
日本不愧为礼仪之邦。公共场所，人们相敬如宾，绝少冲突。在电车里，碰了别人的一方与被碰的一方往往互道对不起。久而久之，我的礼仪习惯也变成日本味儿了。
一次，我负责接待大连的一个代表团。在拥挤的电车里，我的胳膊与团长碰撞了一下。“御免！”我脱口而出。下车后，团长问我“御免”是什么意思，我答是“对不起”。团长顿时笑了起来：“小黄，你好虚伪。明明是我碰了你，你却要跟我道歉。”
我想解释，在这里究竟是谁碰谁并不重要，被碰的一方道对不起也不足为鲜。的确，有时我的大脑尚不能及时地在“中国背景”与“日本背景”之间切换，我曾为此而感到困惑。
但是，最使我困惑的还不是礼仪的因地而异，而是我在日本电视剧中经常看到的情景：一个女杀人犯，高高地举着凶器，或刀或石或绳。这只手就要狠狠地落下了。此刻，一定是此刻，她会痛哭流涕，会情真意切地说：“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不得不杀了你，请你一定原谅我。”她哭得那么至真至切，那么感人肺腑。多少次，我的眼圈湿润了。
我为她行凶前的“礼貌”而困惑，我为自己的眼泪而困惑，它究竟流向了哪边？
岛国的礼仪太多，太多。有些有形，有些无形，有的明白，有的不解。它们也像是被装在了一个毛玻璃盒里，模模糊糊的，想全弄明白还早着哩。
茶道精神的弥漫
在那已是久违了的少时，我便对甘甜的果汁无多渴望，而钟情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的茶水。
我需要茶：
一杯吻喉润，两杯去疲困，三杯破孤闷，四杯振精神。
茶需要我：
纯情燃，沸水滚，始见芽叶展腰身。伴黑夜，共早晨，你我本是缘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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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毛玻璃世界（3）
多少个夜晚，我的心中充满了异国的孤绝，充满了思乡的殷切。在这种“云山万里别，天地一身孤”的滋味里，总有一杯故乡的茶陪伴着我。
这样一个我，一个对茶水怀有殊情的我，开始关心起日本的茶文化。虽然我是在理工科的学堂里泡出来的，但是通过拜师求教，通过看书学习，通过实践茶事，还是对日本的茶道有了初识。
茶道是通过茶水来修养精神，修炼交际的礼法。它是一种崇拜美的仪式。它教给人们纯粹与调和，互爱的神秘，社会秩序的浪漫主义。茶道的原理并不限于单纯的审美主义，它还是卫生学，对清洁要求严格；它是经济学，不主张豪华而追求朴素的安慰；它是精神几何学，定义我们与宇宙间的比例。
茶道是精神。
它酷爱悠闲恬静，古雅恬淡的环境，追求“四大皆空”禅的境界。
茶客在进入茶室时，要从狭窄的门口跪入。其意是客人不分高低贵贱，都应有谦恭忍让的态度。茶人的品格、学识、涵养都体现并凝聚在茶室这一小小的空间里。
茶道是艺术。
诗、书、画等艺术珍品都参加到茶道中来，在茶室中表现当日的主题。茶室的装饰格调纯一。它认为就像不能同时听几种音乐一样，需要将对美的欣赏集中在一个中心点上。
茶与书画一样，有杰作，也有败笔。为了获得至上美味，茶的艺术家们对茶与水的亲和力苦心研究。
茶道是包罗万象的综合学问。
它与陶艺有关。人间国宝做出的茶碗在阳光下出现流金，鲜艳夺目，美妙无双。
它的立地条件与庭院有关。“借景”的概念为其所重视。造园时，要在一个小小的环境中造出一个自然来。
它与纺织有关。茶人的着装追求“外在的朴素”和“内在的厚重”的气质。
它与食品学有关。它对“茶果子”、“怀石料理”有所偏爱。
近来，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我所看到的很多“日本现象”，似乎都与茶道精神有关。茶道精神似乎弥漫在岛国的文化上空，也弥漫在人们的生活空间里，虽然我说不清，道不明，但我毕竟是这样感觉了。请原谅我只交代了这么一点浅显的感觉，没有故事，没有情节。也许我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去弄明白茶道精神与日本人的笑与哭，与日本人的礼仪，与日本人的行动方式和情感结构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茶道精神是如何在这里弥漫的，以至于我这样一个嗅觉很弱的外国人都闻到了它的气息。
望着电视屏幕中低头跪入茶室的茶客，我忽然觉得，这个无法直身踏入的门坎即是日本文化的入口。从这个入口，我仿佛窥见了什么：日本岛像是一个修炼场，在这个岛上生息的人们好像处于修炼态，而远远不是自然的，原生的。这个修炼场的“场强”大得可怕，它可以驯化你的每一根神经。
这里的欢乐难以畅快，这里的痛苦也无法淋漓，一切喜怒哀乐都在毛玻璃的遮盖下朦胧起来。在这样一个模模糊糊的世界里，从小习惯了透明，习惯了清晰，读不懂朦胧诗的我，觉得连这里的阳光也是熹微淡薄的。头顶上这面巨大的毛玻璃不是一块巨大的滤光片吗？谁来告诉我，那些被过滤掉的太阳光线在哪里？是断在了毛玻璃的厚层里？还是被它向天边漫散、折射了？我为什么总是看见日本的月亮而望不到它的太阳？是月亮把太阳吃了？反正，我觉得冷，什么都冷，从脚底到大腿，从手指到肩头，从鼻尖到胸口，我冷了下去。
我怀念起旧日那份真实的欢乐，那份真实的苦痛，那份真实的人生。胸中时时涌动着的眷眷乡情，像一束不肯弯曲的阳光，把我的心笔直地引向生我养我的地方。啊！故乡，我听见了你的殷殷召唤，只要你在，灰烬中仍可摸到希望的火花；只要你在，即使我是飘落的枯叶，仍可找到安适的归宿。让我望穿时光的屏障，再次饱尝你那剔透的色彩，重新畅饮你那透明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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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瀛路上的生命线段（1）
（一）
近日北京电视台播放的节目《我们留学的日子》让母亲的眼泪一串一串地流。母亲一定是把镜头里海外学子的悲壮全部幻化在女儿身上了。女儿也的确在东瀛路上留下过一笔生命线段，这生命线段中同样藏满了故事……
十年前，我怎么会去了日本？想起来，至今恍然如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收到了（前）西德一个大学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并获准了奖学金，我决定西行，加入时代的留学大潮。可偏偏鬼使神差，一个偶然的机会竟使我改道东渡了，从此开始了我的遥遥东瀛路。
我不曾在料理店洗过碗，眼前的这双手依然纤细嫩白；我不曾住过三四平方米的小屋，家里的走廊还能容纳一盆君子兰；我不曾为签证忧心忡忡，护照上总是如期多了一块方章，年复一年；我不曾受学费的重压，当我入不敷出的时候，学费总是得到了减免。在这几个“不曾”的范畴里，我未与很多同胞共难。但是，在日本岛上我毕竟还是流下了太多的泪水，承受了漫长的孤独岁月。
初到日本的一个晚上，我在卫生间读了好久的书，反正也没人等着上厕所。不料，当我走出厕所，家里已是一片“汪洋”。放在走廊里的旧洗衣机转着转着出了毛病，酿成水灾。我明明知道于事无补，还是慌忙给朋友拨通了电话。
“打电话也不看看时间。哭什么呀？只能怪你不好。”被电话铃从梦中惊醒的朋友生气了。楼下的房东“咚、咚、咚”地跑上楼来，“水漏到楼下了！”砸门声震天动地。十万火急之下，我从床上一把抱起家里仅有的一床被褥投入水中，一边跪着堵水一边流泪……
夜晚，我躺在榻榻米上，身上盖着一条床单，床单上是我箱子里所有薄薄厚厚的衣服的“平铺”。我一动也不敢动，因为一动身子，我的“被子”就会碎。
虽然被褥晒了好多天也不干，但我的眼泪却干得很快。我每天早上精神饱满地去日本语学校学习日语，逢人便说早上好！下午我在一家软件公司做工。公司的上上下下对我关怀备至。我宿舍里的全部用品几乎都是大家捐献的，当然也包括那台漏水的老旧洗衣机。几个小伙子还羞答答地凑过来跟我说英语，争着为我讲解业务。我紧张而快活，一点也不想家。可惜好景不长，公司的一位老姑娘开始和我过不去。
我有一件从北京带来的蜡染服，它使我十二分的“江南闺秀”，北京的朋友都这么说。可是老姑娘却说在日本它只适合当围裙。我过生日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关心我的青岛女士送给我一块装饰手表。我觉得戴上它才不辜负她的盛情。
第二天，我专门选了一件与手表同色的浅蓝色上装上班去了。不想老姑娘笑我说：“这表是儿童手表，你戴它不难为情吗？”后来，她又问过我一系列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你们中国人吃的米是白色的吗？”“你们北京人喝水是用水管送还是上山挑？”等等。她还当着我的面邀请公司所有的人去听她姐姐的钢琴演奏会，惟独不叫我。好像我只是公司的一台计算机、一把椅子一样。我的自尊心屡屡受伤，晚上回家一出地铁眼泪就忍不住了。“你也曾留学美国。在异国他乡也遭同样冷遇，你该如何感受呢？”在心中我无数次与她对话。
就在发冬季奖金之前，我辞职了，毅然决然，想表达的只有一句话：“我不是难民！”当时，我还年轻，自尊心完全没有弹性。
（二）
我顺利考进了东京大学大学院。带着这个好消息，还带着一大堆百日元小礼品我飞回了魂牵梦萦的北京。爸爸的牙只剩下孤零零的一颗了，妈妈的头发花白了，从首都机场到家的路上，我们三个人挤在了出租车的后座，六只手始终没有分开。
一进家门，两个大红灯笼高高地挂在走廊，上面是爸爸的饱墨楷书“帅府”，餐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一瓶红葡萄酒把大家的笑颜从里向外染红。
“嘘，小点声！都深更半夜了。”妈妈总是最周到的。
“隔壁老刘好吗？”我这才想起了久别的邻居。
“小帅，爸爸正想和你谈谈。你走以后，这栋楼的人口发生了变化。先是二楼的老马病逝了，去年楼上的大俞去了，前不久隔壁的老刘也走了。大家的年龄都比我小，国务院都开始重视中科院的‘英年早逝’。今后无论家里发生了什么，你是姐姐，不要慌张，你要和妹妹一起照顾好妈妈，千万不能让妈妈孤独。爸爸常年来的疲劳也是积重难返，不过只要你们好好的，我就没有什么遗憾……”可以判断，爸爸的话没有带着任何酒性。
家里什么也不会发生，什么也不能发生，上帝保佑！自十六岁起的邻里：马叔叔、俞叔叔、刘叔叔怎么可能这样快地一个接一个地都走了呢？那年，妈妈重病缠身，爸爸隔离审查，我和妹妹泡在眼泪里生活。一听到我和妹妹搬煤气罐的声音，楼道里就会有许多房门打开，叔叔们都抢着为我们姐妹俩搬煤气罐，晚上阿姨们还送来热乎乎的饺子。在我年少的心中，你们是我的人间真善美的老师啊。因为有你们，困境中的我才依然感到生活是美丽的，周围世界是美丽的。你们为什么一去不归了呢？我的书包里还有为你们准备的日本小礼物呢。父母一下子老了。我还没有为你们好好做过一次饭就走得这样远。爸爸没有牙，明天我去买豆腐。想想今晚这桌饭，没有一道菜是爸爸可以吃的，所有菜都是为我洗尘的……上床后，我蒙被抽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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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瀛路上的生命线段（2）
一九九三年初春，我的毕业论文进展顺利。可偏偏就在答辩之前，我在洗澡间滑倒，背部扭伤了。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还是疼得想打滚。医生给了我解疼的膏药，每片膏药都是大大的，富有弹性。回家后对着大镜子，我试贴了好几次，均告失败，因为我的两只手怎么也够不着疼痛的部位。无奈，我把膏药拍在门上，然后用背去蹭门，依然屡屡失败。从背部，从心底钻出来的两股疼痛合流、并轨，把我击倒了，我趴在床上痛哭了。我又一次明白了，在日本，我有学上，有工作做，可是我没有一个最最渴望的家。异国的孤绝，思乡的殷切，“云山万里别，天地一身孤”的况味，这一夜我是尝尽了。
我爬了起来，站了起来，坚强了起来。疼痛是一种滋味，孤独也是一种滋味。痛苦与孤苦是人生中必上的两道大餐，我品尝了太多，我的整个人生有了味道。我咬住了牙，我顺利地完成了答辩，会场中竟然没有人发现我有何异样。答辩完后，导师拍我的背，同学搂我的脖，他们每对我亲昵一下，我就要叫一声“哎哟——，我疼！”我东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了。
（三）
我是惧怕孤独的。为了消解孤独，哪怕是一杯水我也是坐在麦当劳喝而非在家独饮。看到一家家围坐一团，孩子们嬉笑打闹，我就像得到了一片热腾腾的空气。
为了多找一点热腾腾的空气给自己，我有时参加一些中国人的聚会。我总是带回同胞的一捧热情、一股温馨，并将它在心中存放足够长的日子。但是十年以来也有过一次小小的例外，我的心似乎被推向了更深刻的孤独。
在一次中国人的聚会上，有一位做保险业的中国女士瞪大眼睛问我：“怎么，你还活着？”脸上露出的惊异像碰到了鬼。我思量片刻，依然不知如何回答这种特殊的问候，我只好冲她苦苦地笑。
她接受了我的态度，与我攀谈起来。
“我是西安人。那年因为你来西安，西安市发生了交通瘫痪。”
“我还没有去过西安。”这回轮到我大吃一惊。
我曾经送给一个美国朋友一个兵马俑小石像。他曾问我：“你送给我的娃娃为什么这么旧？”当时我想：如果我能在西安兵马俑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