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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顶皮帽哩，买完大衣还剩了三百块。”只见父亲像变戏法一样又从大旅行包中变出了一顶皮帽子，戴在了母亲的头上。
看着母亲鼻尖上渗出的汗滴，我相信即使是在冰天雪地里，母亲也不会受寒了。我赶快帮母亲脱下大衣。不让母亲挨冷固然好，但也不能让母亲受暑呀。父亲一定忘记了当时已是初夏，谁受得了这么老半天的全副武装。
“小帅，你也来试试。”随着父亲持续的兴奋，于是我也成了“贵夫人”。全家三个“贵夫人”和一位“贵夫人”观赏者那天情绪一直高涨到深夜。
听我讲完这个家庭故事以后，木下先生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你父母太幸福了，真是太幸福了！我太羡慕他们了。”
此后，每逢遇见我，木下先生便说：“你的父母太幸福了。”
我终于慢慢领会了木下先生对幸福的理解。是啊，树立一个小小的幸福目标，然后朝向它不懈地努力，最后这小小的幸福被抓在了手里。这种人生风景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木下这样的大老板。他想办任何事，都只是批个数字就可以了。为实现这一小小幸福的酸甜苦辣则是完全品尝不到了。
究竟什么是幸福，应该怎样理解幸福？
平平凡凡的人寻找幸福时容易瞄准富有的人、成功的人，而富有的人、成功的人有时恰恰会反过来到平凡人的生活样式中寻找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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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理解（2）
最近在一本书《你的误区》中读到这样一段话：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使幸福可望而不可即的莫过于有意寻找幸福。美国教育学家杜朗曾叙述过他过去如何寻找幸福。他先从知识里找，得到的只是幻灭；从旅行里找，得到的只是疲倦；从财富里找，得到的只是争斗；从写作中找，得到的只是劳累。然而有一天，他在火车站看见一辆小汽车里坐着一位年轻妇女，怀中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一位中年男子从火车上下来，径直走到汽车旁边吻了一下妻子，又轻轻吻了婴儿，生怕把他惊醒。这时杜朗才惊奇地发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他从此懂得：生活中的每一正常活动都带有某种幸福。
苦味西瓜（1）
那年，丈夫终于就职了。
经过了一套中档西服的精心包装，经过了履历书对自身特长的重笔勾勒，经过了考驾驶执照等附加技能的火急到位，在到处碰壁，四面楚歌之末，他总算与一“法人”结缘，那是一家韩国企业的日本分公司。
本已身在他乡，又入第三国职场，一纸“采用通知书”使他精神高亢，比起他来，我没有过就职的兴奋，因为“得来全不费工夫”。在老师及友人的帮助下，我顺利地就职，顺利地退职，顺利地再就职。我的苦恼不在求职上。
一个小小的生命已经镶嵌在我的肺腑里，他开始抓住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体力，我的全部。一切都无法像从前那样再向学习或工作倾斜。我盼早日“失业”，盼早日“滞在家中”。可惜，我有业不得失，有家无法滞在。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他的签证还是依附于我的“家族滞在”。
这下可好了，他终于成为堂堂的“社会人”。踏上日本岛八年以来，我也算第一次有望从跑上下来歇歇脚。我将有幸成为守在摇篮旁的母亲。
他“入社”的第一天，我在办公室魂不守舍，思绪已远远地偏离了眼前的计算机，也没有落在正在腹中拳打脚踢、做着健美操的宝宝身上，我是在全神贯注地想今晚该如何为他摆庆功宴。
下班后，即去采购，提着装得满满的六个大塑料袋，我腆着大肚子，走出菜店，一步一摇，两步一歇地摇到了家，手心勒出了两道紫红。
忙完一阵之后，一桌丰盛的晚餐准备出来了，我放起轻柔的舞曲，拿出香醇的美酒，等待着与他干杯。
刚刚坐下，门铃便响了，“又忘带钥匙了”，我一边在心中甜甜地责怪，一边用手托着肚子，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急急地迈着碎步去开门。
三个人影同时出现在门口，我吃了一惊。
“公司很近，我把部长和同期入社的同事叫来了。”只见丈夫笑容可掬。虽说有些突然，反正家里已备了酒菜，来得也算正是时候。
大家席地围坐在低矮的日式餐桌前，我一边向部长表示感谢，并请新同事多多关照，一边为每个人倒酒。
大家一本正经地向我做自我介绍，原来包括丈夫在内的三个人分别为三个国籍：日本、韩国、中国。几杯酒落肚后，日本籍的部长开始慷慨陈词，那架势像是在召开一个国际会议。他从日本讲到韩国，从韩国讲到中国，又从中国讲到亚洲，从亚洲讲到世界。两个“新人”加上我洗耳恭听，目光发热。当听到“亚洲是一家，四海皆兄弟”，“技术与友谊没有国界”时，那位韩国人突然说：“我喜欢部长，喜欢这公司，我总算找到了好日本人。”然后搂住部长的脖子哭了起来。
我温了一块毛巾递给他，他抬起头，微醺的目光中充满善意：“我和你丈夫一个姓，在公司我会关照小弟，你尽管安心生孩子，安心带孩子。”他还说我与他夫人酷似，说话像，神情像，动作也像。他还让我一定去他家玩。
十点半，大家走了，在我心中留下了久久的感动。我知道了这位韩国人的身世。
他是在日韩国人，今年四十五岁，大儿子十六岁，寄养在韩国的哥哥家，如今称他“叔叔”，呼其兄“爸爸”。他经营过两家公司，生意兴隆。几年前，毁于泡沫经济，他破产了。从此，他一改人生态度，决心从事业家变为生活家。于是，又生一子，渴望找回那份逝去的天伦之乐。不想，此儿自出世以后便病魔缠身，那小小躯体里一直插着横七竖八的管子，迄今为止，他尚未回过家……
第二天，我满脑子都在想这位多难的韩国大哥的事，特别是他那从来没有离开过病榻的孩子，我不懂不幸的运行规律，只希望它是可以控制的。如果灾难必定降临的话，它应该落在父亲的身上，或者落在母亲的身上，父母各分一半也可以。惟一不该的是落在天使般的孩子身上。迎接“人之初”的应该是金灿灿的世界，应该是暖融融的人间。
晚上，我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意外地又看到一桌宴席。定睛一看，才发现尽是土豆片、鱼干、花生米等现成食品。只见丈夫与韩国大哥相对而坐，正在举杯。
见我回来，丈夫说：“大哥送孩子的衣服来了。”我这才看见屋角放着一个大纸口袋，里面整整齐齐地装着一摞干干净净的童装。“这么多，这么新的衣服怎么可以都给我？你的孩子一定还能穿。”我忙说。
“这是我老婆让我带来的。她给孩子买了很多衣服，可惜，孩子一天到晚躺在病房里，用不上。”韩国大哥的语气诚恳极了。
“你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我不知是否该问，却还是脱口而出。韩国大哥从书包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照片中的男孩大约四岁，皮肤白净得像个女孩。他的右鼻孔里插着一根透明的塑料管，从表情中看，他对此异物已很习惯，面容十分安详。
苦味西瓜（2）
“我一定去医院看他。”我将照片还给韩国大哥。只见韩国大哥把脸贴在照片上，伏案呜咽起来：“他可以不会走路，可以不会说话，可他不该不会笑，人生至少应该有微笑。”
“他会笑的！他一定会笑的！”本想安慰韩国大哥，可自己的眼泪却“刷”地流了下来……
“你赶紧吃饭，吃完了炒几个菜给大嫂捎去，大嫂还在医院陪床呢。”还是丈夫的话止住了我的泪。我囫囵吞枣地吃了几口便系上围裙下了厨房。两大饭盒的热菜热饭准备好了，我把饭盒装入一个塑料袋，交给了韩国大哥。道别时，韩国大哥对我说：“我老婆急着见你，过两天我就带她来。”“不！不！应该是我去看她，让她先忙孩子。”我真的想尽快去看看他们母子。
直到深夜我们俩还在聊韩国大哥。丈夫告诉我韩国大哥现在已是负债累累，分文皆无。白天他们一起外出联系业务时，连买饮料的钱都没有。
“还有几周才发工资呢，先让他到家里来吃晚饭吧，大嫂的饭我也做。”我建议。“我叫他来。”丈夫与我一拍即合。
次日下班后，我又买了不少菜，准备做四个人的饭。赶到家，韩国大哥果然来了。“晚饭马上就好。”我放下书包就准备下厨房。“不，我还有事，马上就走。今天我是来送西瓜的。”我这才看见电冰箱旁边放着一个有篮球那么大的西瓜。
“冬天在日本买这么大的西瓜要贵死人呦。再说，他连买饮料的钱都没有……”我思忖着。“我不要！”我也想不出更好的词了。
“这么重的西瓜，我已经拎来了，难道你还让我拎走吗？”韩国大哥显然有些不悦。
“这样吧。我留一半，你带走一半给夫人和孩子。”我只好走“中庸之道”了。
“这西瓜是为你买的。你马上就要生娃娃了，别跟我推来让去的。”韩国大哥的语气里有点火。
“好吧。这西瓜我留下，但你明天一定来吃晚饭。”我奈何他不得。
“好！”韩国大哥爽快地答应了。
可是，我第二天下班回家后没有看到韩国大哥，只有丈夫一个人在抽闷烟。
“韩国大哥呢？” “他不来了。” “今天忙，明天来也行。” “明天也不来了。”
“明天有事？下周来也行。” “下周也不来了。” 我这才发现丈夫有点不对劲。
“出什么事了？” “部长的钱包丢了。” “在哪里丢的？” “车里。”
“车里有谁？” “有我和韩国大哥。” “部长怀疑你了？”
“部长说他看见了韩国大哥裤兜里露出的一个钱包边，那正是部长的。” “是韩国大哥？” 丈夫不再言语，直到烟快烧到了手指，他才长叹了一口气说：“都是为了给你买西瓜，韩国大哥被公司开除了。”
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厨房，缓缓打开电冰箱。一分为二的西瓜使我真正体会到了“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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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歪的故事（1）
老李活得谨小慎微，从不敢多拿哪怕是天赐的幸运。如果福分来得过厚了，他会想办法还回去一点儿。给女儿起名“歪歪”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女儿生下来五官实在是太端正了。
老李在国内是大学老师。可到了日本，他变成了一个四十九岁的学生，他的指导教师比他年轻一岁。他老老实实地做着学问，认认真真地挣着签证。他的硕士论文顺利完成了，但由于年龄上的劣势，他求职无门，维持签证的方便之门便是进入博士课程。他向指导教师表决心：继续在知识的大道上冲刺。指导教师态度和蔼却言语刻薄：等你博士毕业了，回中国是不是也快退休了？我不愿培养垃圾博士。
无奈，老李没有上交他半年来的心血之作——一篇研究有成的硕士论文，他主动留级了。他的留学签证顺利地得到延期。为了换取全家在留资格的稳定，他脱下了最后一件孔乙己的长衫，选择了伤害自尊心的极限方式。
靠在他的“留学”签证上的“家族滞在”者自然是娇妻爱女。妻子在国内同样是大学老师，可现在则成了家里家外惟一的整劳力。老李的创汇成绩远比不上老婆，于是自觉地成了一位节约王。他每天中午在学校冲一碗葱花面。葱从根部切起，每次只切三刀。当你从冰箱里取出葱来，如果细心观察会发现葱的刀口处时常会有一小截（很短）从葱芯生长出来。老李说他的“三刀”往往是切在这新的生长点上的，可纳闷的是为什么一根葱还是切完了呢？歪歪三岁时第一次来到日本。在迎来女儿最初的日子里，妈妈停下了工作，爸爸掩上了书本。一家三口走遍迪斯尼乐园、水族馆、横滨海域及箱根温泉等一切可能去玩的地方。歪歪拥有了连日本小朋友也难以享受的集中快乐。可惜一两周以后老李家的生活方式一切复原了。歪歪的生活不再是公园，不再是新玩具。三岁的歪歪完全跟不上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她用小手拼命地指百货店里那高高端坐的，和真婴儿一般大的，会眨眼睛、会摇头的洋娃娃，她相信只要这样指下去，闹着不走，爸爸妈妈一定会把娃娃替她搬回家的。可是歪歪最终得到的却仅仅是两个屁板，懦弱的父亲竟然动了肝火。晚上，歪歪抱着从北京带来的小布娃娃睡去了，脸上挂着浸满委屈的泪花。
半年后，老李夫妇下了决心，将歪歪送回北京。他们知道在这里能够给予女儿的真是太少了。临行前，爸爸妈妈带着歪歪去了东京的一家上流百货店，问歪歪想要什么并且再三声明歪歪今天可以随便指。不料，三岁半的歪歪却搂着爸爸的脖子说：“爸爸，我看看就行了。”老李的眼睛湿润了。他握着女儿的小手在自己脸上用力划着：“来，打爸爸，是爸爸不好。”
歪歪与父母重新被大海隔开。
一晃，歪歪快要上学了，妈妈回北京去看歪歪了。
“妈妈，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幼儿园好吗？”歪歪见到妈妈的第一天便说。
“明天妈妈在家陪你，你不用去幼儿园了。” “那我们就去一会儿。” “为什么？”
“妈妈，求求你了，就去一会儿。”
第二天早上，母女俩来到幼儿园。当歪歪的妈妈刚刚踏入楼道，歪歪便跑了起来，跳了起来，叫了起来：“我妈妈来了！我妈妈来了！”像是在向整个幼儿园宣布。
一瞬间，歪歪的妈妈警醒了。女儿不关心你是否在一个遥远的叫做日本岛的地方挣着签证，挣着学历，挣着经验，挣着日元，挣着通向未来的生活。这一切都不是她的需要，尽管你说一切都是为了她。她只知道在小朋友中间，在老师面前没有妈妈是耻辱的，没有妈妈来接是伤自尊心的，没有妈妈的孤寂是战胜不了的，没有妈妈的童年是苍白的。
为了使歪歪的童年重新金光灿烂，歪歪又一次来到了日本，来到了父母身边。
歪歪上了小学，很快学会了日语。这次父母给她买了各式各样的娃娃。歪歪放学后便喂她们吃饭，哄她们睡觉，照料着假想的妹妹们，可是当傍晚来临的时候，她不再摆弄任何娃娃，她在想妈妈，按捺不住地想。
夕阳下，总有一个小女孩扒住阳台上的栏杆，凝望着那条远去的小径。那是妈妈每天的归路。妈妈的影子有好多好多，可是投影的人总也不是妈妈。当夜色化开来的时候，那双眨巴眨巴闪动着的大眼睛里映出一阵阵凄切的孤单。
周末奋斗派的老李夫妇常将歪歪寄存在我家。已经加入了周末逍遥派的我们也常去借歪歪。我一岁半的儿子只要见到歪歪就会哇啦哇啦地说上好一阵中国人不明白外国人也不懂的话来。
星期天，我们驱车上路了，直奔海边“江之岛”。
我和歪歪趴在海浪上聊天。
歪歪的故事（2）
“你最喜欢什么功课？” “语文。” “中文没忘吗？” “没忘。我还会写诗呢。”
“说给阿姨听听。” “我光着脚丫， 一溜烟地跑回我的童年。
……”
“跑回童年？你现在难道不在童年吗？”我的神经从这动人的诗句中跑上了另一条路线。
“我已经长大了。我会给爸爸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