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廊尽头，显得心事重重的总领事停住脚步，他沉思了一下，眼睛斜向别处，似乎有些漫不经心：“……日本方面要求当局关闭通往内地的航线，并迫切希望众多经此或在此停留的国民政府官员迅速离开那里……他们还说，攻击商业航班，是因为有可靠的消息证明有政府要员在飞机上，所以要当仁不让地击落！”
虽然和国民政府交通部，和中方经理黄宝贤及好友在私下里探讨过航线被强行关闭后的举措这类话题，但消息一经总领事嘴里说出，外表无动于衷的邦德心中还是猛然沉了一下。他太清楚不过了，总领事口中说的那个“当局”就是香港英政府，关闭航线，那就是关闭“中航”目前唯一的对外通道。至于要求赶走“国民政府”人员，那倒与他这个“中航”副董事长毫无相干。
总领事又随口问了邦德“中航”还有几架飞机飞香港后，依旧是显得心不在焉地：“英国人告诉我，目前，这个消息不是正式的，但，是可靠的。”说完，他举起手中的杯子，“邦，祝你和你的公司好运！”
领事返身而去。
邦德看着那个身影走进室内，一边回味着刚听到的话，一边把目光移向了手中的杯子，若有所思。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抵抗到底的国民政府（7）
杯中，一杯苦酒轻轻晃动。
其实，总领事还有一个“情报”并未“透露”给一个与政治沾不上边的商业公司董事长——日本政府逼迫香港英政府关闭内地通往香港航线并驱赶活动在那里的国民政府官员，同时，还要英政府完全切断滇缅公路。
总领事先生不肯把过多的事情讲给邦德，自有道理。政治是政治、商业是商业，一泾一渭地如此分明。如果一个政府里官员的言行过多地和一个企业牵扯在一起，难免会有徇私舞弊的事件发生，即便是没有所谓的“监督”和“制约”，完全靠“自律”，也会让旁人感觉不清不白。之所以要把这个消息先透露一点给邦德，也是非常简单，作为一个驻邦交国家的总领事，他有义务提醒任何一位来自美利坚的公民：邦，你的航空公司快完蛋了，打点行李回去吧。
还有潜台词没有说出，那就是，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地域，尤其又是选择了孱弱的一边，若想靠几架飞机折腾出钱，折腾出“黄金”，估计比夜间飞行都难！
除国民政府外，谁都认为这观点没错。
和总领事对“中航”的前景“预测”不同，邦德却认为“中航”未来的“前景”简直妙不可言，一切都恰恰相反——没错，“中航”成立没几年，就卷入了一场令人头疼的战事之中，而且，不仅是敌方交战国使出浑身解数制造麻烦，连合作伙伴都时时发难，但他坚信，一切都是暂时的，战争不可能持续一百年，总会有终止那一天，麻烦也有消失那一刻，一切都会好起来，这块土地有太多让人热血沸腾的地方，这么大的区域，这么辽阔的国土，无论是做什么，想做不好都难！
据说，一家鞋业公司老总派两个推销员去非洲卖鞋子，不久，一个人打来电报：“此地饥民遍地，无人穿鞋，完全没有希望。吾将留此启迪众生。另外一个人则在电报中这样写道：“此地无人穿鞋，未来预计市场不可估测，我将停留一个时期……”
据说，后来，第一个人在一家国际难民机构做事，第二个人则成了世界鞋业巨头。
政客和商人，不可同日而语。
还没等英国方面对日本的要求作出明确答复，6月22日，谶语不幸再次变为现实——在纳粹的强大打击下，法国政府投降。战火烧在欧洲，远在远东的日本成了大赢家，法国维希政府同意日军进占印度*北部，这就等于出让越南，河内与昆明相连的铁路被迫关闭。
相比之下，英政府的表现要好得多，它拒绝关闭香港——南雄航线，如果仅看这一点，委员长和他的政府一定会举杯相庆，感谢英国人够哥们意思，竟会把小日本的无理要求理直气壮地顶回去。可惜，还没说完——虽然没有关闭空中联络航线，但英政府却同意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
实在是搞不明白小鬼子是用何种办法和方式对待英国人，是彻底狰狞面目还是恩威并举似的高举胡萝卜加大棒，也不知英国人在作出这个决定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即使是看两桌食客打仗的店小二估计也作不出这样一个简直让人哭笑不得、欲做不能、欲罢不忍、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这么一个尴尬“决定”。
真是死、死不了，活、又活不成。
严峻的现实是，地面和空中通道一堵死，对于抗战中的中国、对于国民政府，彻底断了活路！
找寻通天之路
即使没有总领事“漫不经心”通气，即使没有得知“消息”后的邦德在公司迅速与中方协商，蒋委员长和他的国民政府也已经意识到，灾难随时随地会降临，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也没有想到并不是在与德国交战中战败一方的选择，而是由日本人出面强力压迫。
抵抗到底的国民政府（8）
关闭航线，等于堵死“中航”的命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设法抗争，“中航”公司中的中美双方都知道“对抗的结局”，唯一能做的，是寻找一条新的航线，以便香港飞不成后，还可以出去。
这不仅是“中航”的思路，也是交通部和国民政府高层意图，已经不单单是运送物资的问题，打不开航路，连政府要员出访和国际的互动都成了问题。
几乎是邦德得到总领事传递来的消息同时，重庆国民政府也得到了情报，据说，蒋委员长在得知即将被逼上绝路后，立即命令交通部不惜任何手段力保对外联络通畅。3天后，日本逼迫英政府关闭香港空中通道和滇缅公路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中航”总经理黄宝贤还未来得及与美方协商下一步计划，交通部根据蒋委员长命令发给“中航”的密件已经到了。据后来看到过这封“密件”的老人讲，函中就是责成黄宝贤组织力量，迅速开辟新航线。密令中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必须“飞出去”。
当一个陆路被接二连三地封锁的国家如果再被逼得连空中航线都没有的话，除了绝望，再无其他。先不说运送那些短缺的战略物资，就是和国际的交往都成了问题，总不能让出去开国际会议、见国际人士的委员长坐在烧炭的汽车里在婉转曲折、高低不平的山间小路上颠簸一星期吧。
“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炸的炸、毁的毁，再加上“合作伙伴”又是对手的同盟国——此时正在欧洲肆虐横行的纳粹，几乎完全陷于停顿状态，整个担子必须全部压到中国航空公司身上。
小鬼子的逼迫、交通部的重压让往日里和善可亲的总经理也情绪激昂，在回复交通部的电函中，黄宝贤犹如即将带领士兵开赴前线的将军立下军令状：开辟新航线是吾及“中航”之己任。
邦德也要开辟“新航线”，但与“中航”总经理不太一样，他没有任何豪言壮语，目的也不太一样，他要发展壮大“中航”。“泛美”总部派他来中国，要的是利润。到了这种紧要关头，他还是对“未来”的“中航”充满信心！正如一个在撒哈拉沙漠中问路的美国人得知离大海还有800公里时，马上欣喜若狂地喊道，好大的一片海滩！
此时，邦德就是站在沙漠中的那个美国人，面对濒临绝境、山穷水尽的“中航”，他的脑海中还是一副“美好蓝图”。
中美双方出发点不同，但目标一致。
另外，双方政府高层间的沟通作用也不可小觑，蒋介石委派已改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为*驻美全权代表就是最好的证明。
研究新航线、研究向哪飞用了超过半年时间，按战时要求，这个时间长了一些。
但仔细一想，也是可以理解。天空虽辽阔，但不能随心所欲，经邦德、黄宝贤及“中航”高层管理机构多次探讨，一致认为，未来的新航线要符合以下4个要求：
一、两端（重庆、昆明能否守得住已经是问题了）的基地必须设在海港、河港或铁路终点站。
二、从另一端飞往中国的距离应在飞机最大航程之内，而且必须适合经济运作（此处交代或翻译不清，应为枢纽之意。——笔者）。
三、基地必须是比较安全，以防日机攻击。
四、公司运作必须得到当地许可。（注四）
最后一点，其实那意思是说，我进入，要待你的同意。别等我把新基地设在这里，没几天，你又翻脸不干，那时，无论是对你、对我，都相当麻烦。
抵抗到底的国民政府（9）
1982年，里根政府轰炸利比亚，同是北约同盟国的法国、西班牙竟然不许其飞机从该国上空穿越，那好，我就绕道4 000公里，经过6次空中加油、18个小时长途飞行才达到目的。事后，也没听说美国和哪个国家大怒而断交。
尊重、容忍对方反对自己的权利。
无论是一个政府或是一个民族，这多少都算是一种成熟。
调配飞行员。
此时，夏普、伦纳德、艾利森、麦克唐纳……都在最黑的夜晚、最坏的天气里拼命地飞香港——南雄往返航线，看来，只有选择那个倒霉蛋吴士。报务员好配，但副驾驶……本来“海军准将”是不应该停下来，但黄宝贤当仁不让地坚持“新航线”一定要选一位中国人，那就只有陈文宽。
这是中国政府绝对“控股”的航空公司，新航线的考察和开辟也理所当然地要由中国人参与，这也是“国家主权”，是“荣誉”。
事关国家“主权与形象”，平日里平和谦让、一直与邦德和睦相处的黄宝贤在选派飞行员上与顶头上司据理力争、丝毫不让。
理由也是如此充分。
适时除陈文宽外，“中航”又增加了3位由中国人担当的正驾驶：黄官悦、谭欢在、陈鸿恩，虽然都可以独立飞行，但与那些资深机长相比，邦德还是有些不放心，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还是保险系数越大越好。
“*”方式，相互妥协，双方都退让一步，机长（正驾驶）吴士，副驾驶由中国机长担纲。
陈文宽一直驾驶水上飞机，技术好，又是从美国归来，口语好，便于正副驾驶员之间沟通。
选择正驾驶吴士还有一个重要“理由”——他曾两次遭遇日机，既在陆上迫降又能“落”在水面，不折不扣的“海陆空”大全，可谓“临战经验”丰富。这次开辟新航线所要飞经的区域都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谁知道是否会遇上日本战斗机。
没有老“姜”，就要稍“老”一点的，总不是坏事。
按照上述4点，此次飞行应在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这么一个地域，应该是DC—3飞机所能达到的最大航程。
大致划分一个飞行区域，没有航图，没有气象预报，所经山系没有任何标高，只能是靠目视看着前面飞，所经地区大部分是人迹罕至，谈不上什么地面指挥。
飞哪算哪。
国内段计划是从重庆——昆明，然后飞至缅甸腊戌。
重庆珊瑚坝机场，清晨，天空中刚刚放出一点光亮，地勤人员就开始围着一架DC—3忙碌，作起飞前的最后准备工作。一切几乎都是按着事先拟订好的程序进行，只是机组成员和随行人员上有点变动——陈文宽和他的“海军准将”有紧急飞行任务，没能来。恰好夏普前一天从香港飞回，于是临时把他调来。机长仍是吴士，报务员祖罗（Joe Loh）。本来原定是黄宝贤跟机，飞机都快起飞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得知是突然生病），黄宝贤没能按时出现在现场，就在舱门关闭那一刻，邦德跳了上去，他成了这次没有“飞行编号”的航班、重庆——昆明——腊戌航段中唯一的 “乘客”。
1941年11月23日下午，DC—3再次从巫家坝机场腾空而起，夏普、吴士、祖罗和“中航”副董事长威廉·兰霍恩·邦德，随同飞机一同驶入了茫茫云海。在他们的前面，是一片布满阴霾的未知的天空。
懵懂的一次飞行
DC—3离开地面后，与以往飞行完全不同，吴士没有像往常那样加入“既定航线”，其实也无“航线”可加。他和夏普大致推断一下方位，然后把机头对准缅甸腊戌方向。
抵抗到底的国民政府（10）
邦德在飞机起飞最后一刻跳上来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新航线计划还在黄宝贤、邦德脑子里转悠，还在“中航”纸上探讨时，邦德就曾亲赴仰光和英国官员商谈。要在未独立的缅甸找到一个基地，修建一座机场，取得“主人”——英方的同意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几经商谈和交涉，总算得到对方的许可，最后，邦德邀请英方待日后一同参与新航线试飞，英方同意了邦德的建议，并应承一旦“中航”飞机到了腊戌，他们将专程从仰光飞来。
邦德一行到了腊戌，预计是在这里和英国人汇合。哪曾想足足等了1天多，才等到从印度加尔各答启程并在仰光改乘一架轻型轰炸机
而来的英国人。一向守时的大不列颠绅士迟到的原因也很简单，从仰光飞赴腊戌时，一股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竟然把英国人所乘坐的轰炸机吹离既定航线100多公里以外，以至于时间耽搁。
英国人一边为由于没有运输机而不得不乘坐轰炸机解释不停，一边又为姗姗来迟而感到赧颜，邦德倒没有把这等事情放在心上，真正让他倒吸一口冷气的是，一股很小的、并不是很强烈的暴风雨就可以把一架轰炸机吹离航线，且偏航如此之大，那么可以断定，新航线开辟后，今后也许不用雨季，可能一阵小小的风，就能把“中航”所有飞机吹得无影无踪。
刚刚出征即当头挨了一棒！
倒是3位机组成员觉得副董事长有些小题大做了，在对流层中飞行，哪有没气流的时候，看来风是大些，可再大，也比在空中遇上日本人的飞机好！
吴士感触颇多，也最有发言权。
还来不及多探讨“风”的事情，再次踏上征程。
从腊戌起飞后，机舱中由原来只有邦德1位乘客变成了15人，他们是2名印度英政府官员、5名新加坡（他们来干什么？）和缅甸的航空专业人员，英国驻华使馆武官和“中航”公司董事、财务顾问兼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亚瑟·H。扬也在腊戌上了飞机。
黄宝贤没能来，交通部派一位公路专家赶到腊戌，搭上DC—3，他此次主要目的是“顺道”从空中观察地形，为日后修筑公路作准备。
交通部的想法其实很明确，开辟新航线主要是为了个应急、倒个短啥的，大批量运输，还得从陆上走，日后肯定还得开辟地面通道。
不仅是交通部这么计划，几乎DC—3上面的人，都是这种心态。
天气不坏。
冉冉升空的DC—3不久就来到了南坎，随后又在雷允上空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转向八莫，在八莫上空，找到伊洛瓦底江后再逆水而上，前面，就是缅甸北部重镇——密*。
飞机改平后，邦德钻进了驾驶舱，站到了机长吴士身后。每每“棘手”之时，邦德都能露一手，现在，他又不知在哪里找到一张老式地图，参考地标后，他要在地图上建立几个检查点，为日后的飞行找到一个参考依据。副驾驶夏普也没闲着，忙着计算经过地区所有海拔山脉大致标高，然后报给报务员祖罗，以便回去后画出航图。20世纪40年代初期，完全是靠螺旋桨飞行的时代，飞机是穿行在风霜雨雪的对流层中，气流、温度、山脉……即使是和风细雨都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