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并没有什么本质分歧。在他的施政纲领中国内经济是第一位的，对外交只简单提一个“睦邻关系”，保住拉美后院不起火足矣。这不仅仅为了迎合“孤立主义”势力，罗斯福本人也是一个灵活的务实主义者，并不介意握脏了手，在他上任不久就和苏联建交了，让欧洲自相钳制，何乐而不为呢！
纳粹头子希特勒
1933年8月，美国银行协会同德国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美国银行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保证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并用此来兴建新的军事企业或者改建原来的军工企业。这些延期支付的贷款派上了用场，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本人由于与纳粹的合作还得到了十字鹰徽勋章）争先恐后跟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不止5倍。33年到39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
一个不可思议的诡异循环出现了，华尔街借出去的钱，被希特勒拿过来，从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工业托拉斯购买军火和技术，得到的利润又用于向德国的军工行业继续扩大投资。金钱的血液周而复始不分昼夜地流动着，结果是一端生长出了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军备，另一端是美国的诸多庞大工业帝国。
美国与德国战前资本融合的惯性，一步步导向如今的政策，不是当政者不懂养虎遗患、尾大不掉，谁都知道希特勒是什么人，但是形势如此，加深这种合作关系比破坏它更为划算。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说破了残酷的真理：“在长期，大家都死了。”千年田易八百主，所谓长期打算、远大目光往往成了政治家的高调，立竿见影的利益却是人人难以抗拒的。金融资本的盲目性尤其明显。金融市场上每一天都在用贴现率表达着它的价值，今天能挣的钱就不能留到明天，活在当下是华尔街唯一永恒的真理，其他的，包括战争，都可以往后放。其实别的国家又何尝不是一样呢？英国和德国也有合作，并且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对这些举动不过嘴上谴责一下。法国虽然是德国的传统敌人，但是战前正赶上右翼上台，他们正在严防共产党，外加殖民地麻烦一大堆，还指望着希特勒对付苏联。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华尔街与纳粹德国之间的魅影（2）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希特勒坐进了总统府，他的最新头衔是元首兼国家总理。沙赫特博士成为了内阁经济部长。希特勒上台4年，失业率从高于30％下降到几乎为零，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希特勒是如何创造经济奇迹的呢？
希特勒实行所谓“新计划”：兴建公共项目，发行公债，贬值货币，扩大卡特尔组织。沙赫特严格控制物价和外汇汇率，而且将大量增发的银行券用在非生产领域，也就是基建和军工，尽量减少对一般市场流通的压力，比如著名的“米福”（Mefo）军用券，就是由国家保证，专门支付军火商的，由银行秘密贴现，不入财政报告。沙赫特所创造的信用奇迹还包括，为了避免外汇流失，他同几十个国家谈判了（对德国）“惊人有利”的物物交易（夏伊勒语）。到1936年，德国已经签了28个清算协定，在与这些国家贸易中，德国用马克支付进口款项，并把款额与该国购入德国制成品的款项保持齐平，这样，这些依赖德国市场的国家（大多是南欧和美洲的原料输出国）没有办法，为了清算马克欠款，只好允许德国继续购货。在“新计划”期间沙赫特非常卖力，为了给德国弄到更多外汇，他甚至不惜损害自己在国际金融中的信誉，在进口商品以后千方百计阻挠付款，或者代之以物物交换，连华尔街的老朋友都在指责这种“金融强盗行径”。
德国的国际环境悄然恶化，国际贸易越来越不好做。特别是，华尔街虽然慷慨给了钱和技术，但是像过去“杨格计划”中发生过的一样，它们在合作中试图控制德国伙伴，而为战争做准备的德国工业寡头，还有它们的政治靠山，当然不会答应。政治原因带来的摩擦也影响了经济关系，使沙赫特大为头痛。“杨格计划”和“道威斯计划”债券在1935到1936年的价格大幅度下降，道威斯债券从79美元下降到37美元，杨格债券从59美元下降到29美元。这意味着华尔街对德国发生动荡的深深忧虑。1937年8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12月正式从经济部长任上离职；1939年1月，他被免除帝国银行总裁职务，虽然还保留着内阁成员的虚衔，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德国的权力中心，不再对历史发生真正的影响。
沙赫特的命运是一个富有深意的象征。他终身未加入纳粹党，但是在纳粹上台和准备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却可能超过了任何纳粹高官。他本人的浮沉，就是国际金融资本与德国政治势力关系的生动历史。如同传说中的“双头蛇”，政治与经济的逻辑相互推动也相互反噬。
沙赫特1944年被牵扯进谋害希特勒的“720事件”，被送进达豪集中营。1945年达豪被盟军占领。1948年纽伦堡法庭上受审无罪释放后，先后担任印度尼西亚、埃及的经济顾问，1952年在阿以中东战争中作为埃及的顾问，1953年后回到德国重新投入金融界，同时写作*《我的前76年》、《一个老巫师的告白》。1970年6月4日，在希特勒和罗斯福死去整整25年后，93岁高龄的沙赫特去世。
可以说华尔街资助了纳粹德国，但是不能说纳粹德国的崛起是华尔街的阴谋！金融资本具有盲目性的特点。金融市场上每一天都在用贴现率表达着它的价值，今天能挣的钱就不能留到明天，活在当下是华尔街唯一永恒的真理，其他的，包括战争，都可以往后放。事实上，英国、法国都为德国右翼上台提供了帮助，只到它们发现纳粹的刺刀指向自己的胸口时，才痛呼悔之晚矣！
《货币战争》宣称，废除金本位是银行家赋予罗斯福的历史使命，“风险投资”选中了希特勒，华尔街资助纳粹德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是以美国、英国、苏联与中国为首的盟国反击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正义史诗，而是罗斯福总统玩世不恭地在战争硝烟中验证凯恩斯的赤字财政和廉价货币的主张、并让国际银行家们在战争中再次大发一笔横财的阴谋！这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使历史霎时面目全非！简单得出格，歪曲得离谱，难免给人哗众取宠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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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教父”豪斯上校与外交协会（1）
摘要：谁统治着世界？当然是精英集团。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曾说：“任何社会最终都将由精英统治。”纵览世界，莫不如是。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精英？没有精英的大众，只是一堆庞大而沉默的“马铃薯”；而离开大众的精英，也只会是一群没有听众的“呓语者”——此所谓“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
61“精神教父”豪斯上校与外交协会
62国际清算银行的真面目
63“休克疗法”是与非
64“常春藤联盟”统治世界
“精神教父”豪斯上校与外交协会
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出任美国第7任总统。后人在评价杰克逊时说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现代总统，说他是现代总统是因为他开了“厨房内阁”的先河。所谓“厨房内阁”（Kitchen Cabinet）是指总统本人有一个小小的顾问圈，这些顾问是总统的耳朵、眼睛和嘴巴，为总统收集信息、传递情报、出谋划策和试探政策。他们不是内阁成员，因此不需要联邦参议院的批准。他们只对总统负责，也只忠于总统。总统不得不跟他的内阁打交道，但是常常不相信自己的内阁。杰克逊之后，很多美国总统都效仿这一做法。爱德华？豪斯上校（Edward House）就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厨房内阁”的重要一员。
爱德华？豪斯缺乏健壮的体格和鲜明的性格，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豪斯上校成为战时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后来，他成了威尔逊最信任的参谋。威尔逊总统执政期间，豪斯上校在美国国内及国际事务的处理上有极大的影响力。威尔逊对豪斯上校的秘密咨询及意见依赖的程度，远超过对自己内阁的依赖。豪斯上校利用什么方法来影响总统呢？豪斯自己曾向朋友史密斯透露，而史密斯又在《星期五晚邮》一篇文章中引述豪斯的这段话：
“‘认识总统之后，’豪斯说，‘我发现，要改变他一项看法的最佳办法，就是把这件新观念很自然地建立在他的脑海中，使他发生兴趣——使他自己经常想到它。第一次这种方法奏效，纯粹是一项意外。有一次我到白宫拜访他，催促他执行一项政策，而他显然对这项政策不表赞成。但几天以后，在餐桌上，我惊讶地听见他把我的建议当作他自己的意见说出来。’”可以说，豪斯抓住并利用了威尔逊具有的人性弱点。
1917年9月底的一天，威尔逊总统在白宫事务以及“巴黎和会”中的主要智囊人物豪斯上校和名记者李普曼绕过白宫栅栏，走过宾夕法尼亚大街，一直走到通往波托马克河的第17街。他们一边走，上校一边概略地讲述了威尔逊的指示：威尔逊要求豪斯上校组织一些专家为最后的和平准备材料。这一机构必须完全独立于国务院，对协约国不负有任何责任。为了保密，这一机构要设在纽约而不是华盛顿，经费来自总统的特别基金。
这个秘密机构就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的前身，它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1918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正式成立。协会成立后，与美国东部权势集团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关系十分密切，互兼领导成员，都得到卡内基国际和平捐助基金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观点、主张都相同，美国的学者称协会为“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宣传分支机构”。一位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理事在20世纪30年代就说，在美国对外政策方面，对外关系委员会具有影响的“深度”，而外交政策协会却具有影响的“广度”。协会还与1925年成立的重要组织——太平洋关系学会关系密切，不但互兼会员，而且在工作上密切合作。太平洋关系学会在制造舆论和在美政府制定亚洲政策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时，该学会遭非难，停止活动，但其工作却由外交政策协会接过来，继续进行。此后，协会与其它一些重要组织，如美国人大会、美国联合国协会等一起在对外事务方面起着影响。
“精神教父”豪斯上校与外交协会（2）
外交关系协会是美国政府重要智囊团。它的任务主要是广泛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根据权势集团的意图，对重大国际问题组织公众进行讨论，搜集“民意”，发表研究报告，以影响政策的制定。值得注意的是，它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具有相当影响。从协会的重要领导成员、经费来源及其政策主张来看，主要受洛克菲勒、摩根等东部财团控制。
自从外交学会成立以来，所有美国政府都以它提出的政策作为自己的外交政策。历任美国总统中，有不少就是外交学会的成员。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政府不过是外交学会的执行机构。
遏制理论也是外交学会的产物。1947年，乔治？凯南，一名曾经在德国和苏联服役的军官，与外交学会的一组专家讨论了战后局势。后来，这次讨论的内容被发表在当年7月的《外交问题》杂志上，署名为X。在文章中，凯南首次提出了“遏制”这一概念。从此，“遏制”一词就经常出现在美国政府的战略语言当中。而《外交问题》杂志也成为冷战时期对英美政府要人最具影响力的战略杂志。
1971年，路易斯安那的众议员约翰？拉里克这样评价道：“外交协会致力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得到了最大的几家免税基金会从财务上的支持，它挥舞着权力和影响力的大棒，在金融、商业、劳工、军事、教育和大众传媒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每一个关心致力于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和自由商业精神的好政府的公民都应该了解它（外交协会）。我们国家捍卫知情权的新闻媒体一向在揭露丑闻方面非常有进攻性，但是在涉及外交协会及其成员活动方面始终保持着令人疑惑的沉默。外交协会是一个精英组织。它不仅在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面上拥有着权力和影响力来保持自上而下的压力，它还通过资助个人和机构从下往上施加压力，来支持把主权的宪法共和国变成一个*的世界政府的仆从。”
外交协会的成员已有３６００名之众，成员必须是美国公民，包括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银行家、大公司的领导层、高级政府官员、媒体精英、知名的大学教授、顶尖智库的智囊、军队的高级将领等。这些人组成了美国政治精英的“坚强核心”。
但是，《货币战争》断言“外交协会对美国政治具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却是言过其实了。外交协会固然影响巨大，但是它也仅仅是美国数量巨大思想库之一。《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最新统计，美国共有思想库1777家。在智库十强国家中，美国的智库比其他九国的总和还要多。其中，美国首都华盛顿也成为全球拥有智库最多的城市，高达350家。在每年的运营经费上，前十强的美国智库共拥有5606亿美元，而非美国的全球十大智库只有1122亿美元。
思想库（Thinktank）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思想库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和需要，它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与国家发展、改革内容与阶段密不可分，更与其自身发展规律分不开。近几十年来，智库在西方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的影响力尤为显著，它以精准全面的分析研判、与政界广泛深入的联系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以致有关学者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
智库在美国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多种作用，但通常是履行以下四种主要的社会功能：第一，探求和产生新的政策思想，并长期坚持和倡导这些思想和理论，以期得到广泛认同，继而被确认为政策或法规；第二，为政府提供全面、专业、具体的政策方案，尤其是在总统就任前后，竭力对新政权施加影响。例如，在1980年，美国传统基金会推出长达1093页的《领导人的职责》，这本书一度成为里根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手册，并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三，提供和储备人才。一方面，美国智库为政府输出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才，使这些学术精英“摇身一变”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智库又为政府换届后的去职官员提供重要栖身之处，这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