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七位美国总统因此被刺杀，多位国会议员丧命。美国总统的伤亡率比美军诺曼底登陆的第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直至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的成立，最终标志着国际银行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首先要澄清一个简单的事实：美国总统的死亡率远高于诺曼底登陆的第一线士兵吗？
这让我们想起以前的一道MBA逻辑考题：“二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招兵广告上说，海军陆战队的死亡率远低于纽约市民的死亡率。这个考题的荒谬性在于，将参军的年轻人和普通市民中的老年人的死亡率混为一谈。同样，宋某也是将诺曼底登陆士兵的执行任务时间（几天到十几天）和美国总统的在职时间（一任4年，实际数月至数年不等）混为一谈。条件不同则不可比较，《货币战争》的作者连这最简单的道理也不懂，甚至自作聪明地在书中喋喋不休了好几次。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显著不同的地方是，普通人可以合法拥有枪支。这就使得对美国总统、议员的保安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在19世纪更是如此。一个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政敌甚至仇家，到底是谁指使刺杀了这些总统和议员，宋某不经过严密论证就统统归到银行家头上，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战争》充其量是一篇拙劣的小说而已。
南北战争是为了争夺货币发行权吗
《货币战争》认为，南北战争的实质就是国际金融势力及其代理人与美国政府激烈争夺美国国家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的利益之争。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因为《货币战争》的作者和一些人不假思索地认为，货币发行权当然应该是政府或者国会，因为他们才能有资格代表“全民利益”。所以，《货币战争》的作者才不厌其烦地花了大段大段的文字“证明”美联储是个“私人公司”。
可笑的是，《货币战争》的作者还真以为自己发现了天大的秘密，还真以为全美国、全世界的人都不如自己清醒和聪明，好不得意。很遗憾，恰恰相反，在西方社会，由“私人公司”发行货币不仅不被认为有何不妥，而且是常例；由国有性质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反而是少数。看到发钞银行是非政府机构就大呼小叫、手舞足蹈的人才是彻头彻尾的无知无畏。例如香港，现有的三家发钞银行，汇丰、渣打和中银，都不是香港政府或立*直接拥有或控制的银行。其中原因就是单独定价和多方博弈的区别。西方社会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多方博弈当然比单独定价更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不管这个单独定价者自称掌握了多么“科学”的方法，能“准确”计算出需要发行多少货币云云；也不管他的身份是谁，哪怕它是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选举”产生的政府或议会，都不能垄断货币的发行权。
这里更要指出的是，多方博弈的货币发行方法不仅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原理，也符合西方主流政治思想和价值观。西方政治思想为什么主张三权分立？正是因为它对于政府、议会和法院，以及任何其他方面，都不能绝对信任，哪怕它们已经很“*”了，还要“分权”、“制衡”。货币发行是一种很基础性的、关系全局的制度，而政府已经有行政权，议会已经有立法权，如果政府或议会的任何一方再单独掌握了发钞权（甚至联合掌握也不行），在西方政治思想认为，它都是拥有了很可能危及公众利益或其他方面利益的过大的权力，因而是不容许的。反面的例子：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的金圆券就是典型。滥发钞票掠夺财富补充军费，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动荡，使国民党政府在工商业阶层的支持者丧失殆尽，这是它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或议会可以随意印钞票自己花，它就能通过增发货币来轻易偿还自身的债务和获取财富，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请注意：不仅直接向政府或议会借贷的公司是债权人，所有持币人也是债权人。因此，政府通过向私人公司借贷发行货币，政府的借贷须经过议会的审核和约束，当然是最符合西方政治、经济思想的多方博弈和分权制衡的方法。这样的货币发行方案才能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
至于所谓银行家为了货币发行权而发动战争和操纵政局，也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陈词滥调。所谓银行家操纵借贷规模来制造经济繁荣和危机周期的说法完全是拍脑袋的无稽之谈和凭空想象！
银行家发动战争？甚至发动世界大战？白痴之谈！如果银行家真的喜欢战争，他们也只会喜欢那些结果可以预期和控制的战争。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不可预期的，更是不可控制的，什么时候发生战争，会使银行家血本无归；或者什么时候发生骚乱和暴动，将银行家拿去毙了也不一定，有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最普遍的情况下，不可预期和不可控制的战争也会令银行家投机失败，严重亏损。战争是人类暴力倾向的遗传和体现，没有银行家的时候，战争打得更残酷得多——古代不知有多少民族被集体屠杀和灭绝。一次长平之战，就有40万赵国战俘被坑杀。
银行家操纵政局，任意决定自己的代理人当总统、总理、议员？更属无稽之谈！银行家的确对政策和官员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当然比普通工商业资本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它更重要，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如果它的影响力比普通工商业小，那才是不正常的。如果一定要将“影响”说成是“操纵”、“控制”、“决定”的话，请自便。
颠倒战争与市场竞争的关系
《货币战争》颠倒和混淆了许多基本的概念及常识，其中就包括战争与市场竞争的关系。
一般来说，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表现形式，也可以解释为使用暴力手段对秩序的破坏或维护。市场竞争则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调整产品的供求关系、改变资源配置及当事人的利益关系。由于市场竞争的约束条件不同、竞争方式各异，所得出的最后结果可能不一样。也就是说，战争是以暴力方式在政治组织之间的零和博弈，而市场竞争则是以价格机制在当事人之间的合作或非合作博弈。一般来说，战争的预期往往是对抗的一方吃掉另一方，是财富的浪费或毁灭；而市场竞争既有零和博弈也有多赢博弈。它可以是一方市场的扩大另一方市场的缩小，也可以是竞争双方的市场扩大，实现多赢。市场竞争是财富创造或增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战争仅是市场竞争的极端形式，并不是市场竞争的全部，更不是市场竞争的核心。
《货币战争》以战争来代替市场竞争，把观察的角度放在一个十分狭隘的空间里，而且忽视整个现实世界的存在。这样来看世界，肯定是不真实的或片面的。在《货币战争》的阴谋论下，不仅世界上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国际银行家阴谋操弄的结果，而且任何个人、组织及政府财富的获得与分配都出自权谋的操纵。也就是说，《货币战争》的基本教义就是宣传个人如何一夜暴富。而实现暴富的方式，就是寻找与权力接近的机会，与权力建立关系，然后通过权力来掠夺财富。表面上，该书对国际银行家的“剪羊毛”式的掠夺恨之入骨，但实际上从该书的主旨来看，就是告诉读者如何通过权谋的方式来掠夺他人之财富，否则，个人根本没有财富增长的途径。
如果以《货币战争》的战争及权谋观念来观察历史上的战争，我们既无法认识战争基本特性，也无法找到化解战争的办法。如果人类历史演进、金融市场运作、正式组织产生等仅是战争和权谋的结果，那么社会财富就只能通过暴力的方式及非正式的规则（权谋）来获得与分配。在这样的条件下，整个社会运行根本不需要建立正式的制度规则或法治。如果这样的东西成了社会流行意识、知识及价值，成了决策者认真对待的政策建议，问题就严重了。
杰克逊的“宠物银行”（1）
从19世纪20年代起，贯穿19世纪下半叶，美国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这种发展基本上未受到联邦银行法律法规的限制，同时，这种发展也带来了独立银行的猛增。
安德鲁？杰克逊及其追随者坚持以牺牲联邦银行体系换取州银行和个人银行势力的强化。他们坚信放开银行业，“使之进行最充分的自由竞争，社会各阶层都会从中受益”。这种思想支配了杰克逊的行动，导致了联邦银行体系的衰亡。
1832年，杰克逊击败亨利？克莱再度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完成了对美国国民银行体系的肢解。次年，财政部长罗杰？B坦尼（Roger B Taney）在杰克逊的授意下，将联邦存款转出了第二银行，有选择性地存放到了“政治上亲密的”一些州银行中。由于受到了偏袒，这些银行被称为杰克逊的“宠物银行”。杰克逊最初选择了7家私人银行存放政府存款，这些银行不仅“在政治上亲密”，而且还与杰克逊当局有直接联系。波士顿国民银行是“杰克逊派许多政治思想的沃源”，巴尔的摩银行与财政部长坦尼利害相关。杰克逊当局不仅在金融上受益，还对“宠物银行”的创立而深感满意。随着“宠物银行”的日益受宠，越来越多的资金转出第二银行，到1833年底，已有32家宠物银行，到1836年，这一数字上升到90家。
不过，宠物银行的使用与增长在国会引发了强烈辩论，亨利？克莱反对杰克逊偏袒州银行，甚至要求杰克逊对其联邦资金转移行为作民意调查。虽然参议院起初申斥了杰克逊的行为，但还是决定在档案中隐去该项调查。州银行继续发展，到1837年，根据“自由银行”法案，州银行开始自行发行纸币。
伴随着州银行发展的是联邦银行体系的衰弱，美国进入了“自由银行”时代。其特征在于任何满足最低标准的团体和个人均可申请经营银行业。在此期间，各州建立了初步的、必要的银行业安全措施，大体上保证了发行货币的可靠性；此后，就大开其门，放任州银行的泛滥。除鼓励设立银行之外，法令还准许承认在其他州成立的银行，这就大大地便利了跨州银行业的发展。密歇根州和纽约州首当其冲地通过了这些所谓“自由银行”的法令，其他各州迅即仿效。自由银行法允许有足够资金的任何人都可以建立银行，提供银行服务。最低资本金一般要求为10万美元，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并且，各州的办事手续也大大简化。如此轻松即可创办银行，被称为“又一个独立宣言”。然而，草率地创办银行导致诈骗猖獗，银行业务品质低劣。
诈骗猖獗和银行业务品质低劣增加了本已紊乱的银行业的不确定性。大家很快就意识到，盲目、狂热创办银行的无相关经验的企业家会惹出很大的麻烦。在自由银行法令实施的第1年，密歇根州有40家银行开业，年底即全部面临破产，努力寻求重组，争取生存。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各州也大范围蔓延。此后的20年间，在银行开张、关门的同时，各州也在不停地颁布、废止和修订着自由银行法令。州银行业的不稳定性迫使各州修订法令和法定防范措施，各行其是的做法导致了各州法令出现了差异。尽管自由银行法令最初是力图借助方便跨州银行业而凝聚整个国家，但却最终增加了各州银行法令间的差异，并且还在国家层次上惹出麻烦。
杰克逊的“宠物银行”（2）
随着州银行业的发展，联邦更少地涉足银行体系。国民银行已不复存在，美国银行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发展的。虽然，如上所述，银行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国家经济的严重波动阻碍了坚固经济基础的建立。1837年，经济恐慌引起了银行业的收缩，由于缺乏足够的贵金属，银行无力兑付发行的货币，不得不一再推迟。这场恐慌带来的经济萧条一直持续到1843年。
1837年恐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贵金属由联邦政府向州银行的转移，分散了储备，妨碍了集中管理；英国银行方面的压力；储备分散所导致的稳定美国经济机制的缺失，等等。如上所述，联邦政府将联邦资金存入了州银行，1836年12月，财政部长莱威？伍德布利（Levi Woodbury）报告说，“为防止货币市场上出现不必要的混乱和压力，已经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不过，这种“最大的努力”还远远不够。贵金属的这种分布状况引发了“资金与贸易自然过程的反向流动”。“为促进公共土地销售，贵金属人为地向西流动；但在东部，1837恐慌之前的‘相互信任时期’期间的‘过度交易’和日益增加的信贷需求需要增加货币发行，因而急需贵金属准备。”尽管政府极力鼓励西进运动，并为之配备了资金充足的银行，但东北部地区的商业发展迅速，以致该地区的银行无法满足消费者的借款需求，因为，他们的贵金属储备太低了。
除州银行对联邦存款的管理不善之外，对外贸易也进一步损害了萧条的经济。正如彼得？泰明（Peter Temin）所说，“美国（1834年到1837年间的）通货膨胀……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东方贸易的变化和英国的资本输入”。英国资本在美国的投资增加了贵金属储备，增加了“贵金属与货币之比，储备与存款之比”从而“引发了货币存量下降”。与此同时，美国还遭受着对华贸易赤字，耗尽了美国的贵金属。起初，这两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相互抵消。然而，不久之后，在1936—1937年间，欧洲的贵金属流入下降，美国银行被迫暂停贵金属支付以保持货币比率的稳定。可用资本的减少恶化了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
此外，联邦政府还缺乏对经济形势的集中管理。杰克逊总统肢解了国民银行体系，州银行只有自行其是，各州不得不自行管理贵金属的非自然增减和资本价值的变化。1837年危机严重地削弱了州银行，即便是最强健的银行也不例外。19世纪30年代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宾夕法尼亚美国银行也未能渡过这场危机，美国最大银行的破产引发了广泛的恐慌。如同政治自身一样，国家恐慌也会造就临时伙伴，宾夕法尼亚美国银行破产前不久，先前就联邦政府是否应该涉足银行业问题而相互对立的批评家们开始站到一起，寻求银行管理和银行稳定问题的解决方案。双方的合作催生了独立财政法案。
到1840年，先前支持“宠物银行”的人士加入了赞成独立财政人士的阵营。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独立财政法案得以通过。这一法案创立了独立的财政，以便更好地管理国家经济，并将货币政策的管理当作其唯一目标。尽管由于反对创立中央银行的辉戈党控制了国会，于1841年废止了这项法案，但在1846年又得以恢复。联邦议员阿尔伯特？加勒廷强烈支持创立联邦银行，在他的一生中，为国民银行的建立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努力，强烈支持独立财政法案。再加上他在美国金融界非常有影响力，还是来自于宾夕法尼亚的参议员，在杰斐逊和麦迪逊总统手下做了13年的财政部长，担任过纽约市国民银行行长，创立了纽约大学。他的观点备受尊重，也正是他的努力带动了美国银行业的集中管理。加勒廷认为，对于国家整体福利而言，国民银行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有着加勒廷的支持，许多美国人也同样信奉集中的银行业会有益于美国经济，可是，一撮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