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教师说，“动物课昆虫一章里缺少点儿内容。”
在此处，居辽同志决定干预他们的交谈。
“说得对，对，昆虫的章节写得差劲儿，让我们举个例子，对昆虫的处理就能说明问题。这个昆虫问题解放前教科书的课文中曾经讲过，那时候，蚊子在我国造成过很大灾难。今天，蚊子已经根除了，为什么还要学习蚊子？我们这不是白学吗？”他说。
“我国连大象也没有，尽管如此，在动物学里我们还是要学习有关大象的知识。”教师说。
居辽同志的脸色一下子变红了，塞姆塞丁苦溜溜地笑了笑。
“农业社里鸡蛋多少钱一个？”塞姆塞丁问社长。
“70个钦达尔卡。”社长回答。
“那很好！”居辽同志说，“可是，我想……”
塞姆塞丁打断他的话：
“社员们栽培木瓜吗？”
这是愚蠢的行为。居辽同志谈一些想法，塞姆塞丁却去扯别的事情。在这个村子里，当着社长的面，居辽同志没有受到过这样一种公开的侮辱。他同社长有过交锋，把社长降服过。这个塞姆塞丁想什么，想他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人物吗？
塞姆塞丁伸手打死一只在桌子上爬动的苍蝇。
“您是从城里弄来的灭蝇药？”他问社长。
“是的，是的。”社长说。
“那好吧，我们走吧？”塞姆塞丁同志说。
但是，他并没有站起来，坐在那儿，凝望夜空中的星星，然后又望望服务员和啤酒瓶子，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务实的人。
他的脸干巴巴的，没有水分，每块颧骨中部各有一个挺大的凹陷下去的坑。具有这种长相的人，给你留下似乎整个一生都吸烟、受过煎熬的印象。看上去他们的脸是用尼古丁做出来的。由于尼古丁的熏染，食指和中指都黄得有些发红了。后来他们离开了那里，朝前走着，吸着烟。也许他们并不是出自某种很强烈的需求而吸烟，之所以要吸，那是他们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这些人即使离开办公室（在准确的正规的作息时间里），如果在工作中心的大门口碰上你，也要叫住你，对你讲上一件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碰到的事情。他们说，他们在某个地方的时候，把某一位不懂事理的人整了一通……他们那发黄的鼻子两侧流着津津的汗水，有几滴流出的汗珠还聚集成行往下滴。脸上别的部位没有流汗，腋下在流汗。大部分这种人就像演员一样，他们能扮演逗你玩的种种角色。他们斥骂你，好像还带着笑容，似乎跟你又特别亲近，甚至他们还说你是“畜生”，“丝毫不要为我们劳心分神”，“狗儿子”。他们用这些招数迷惑你，避免你争吵变脸，叫你跟他们所说的话妥协。当你同他们散步的时候，你会面对这样的困难：一起说着话，他打你一拳头，不让你朝前走。假如你说出一个想法，他们就大声地反驳你，不让你把话说完，还有，他们这种举止行为已经成为积习，甚至和大人物在一起的时候，还能驳斥、责骂他人。不过，驳斥他人的时候，似乎还带有亲昵的味道，于是，大人物便说：“我说，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居辽同志对塞姆塞丁同志就有这样一些想法，后来当我们一起前往地拉那的时候，他把那些想法告诉了我。一开始，我听到这些尖刻的舆论的时候，觉得挺不舒服。可是，后来我想应该客观一些才是，因为他对塞姆塞丁同志有很好的了解。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不要忘记居辽同志是一个很细心的心理学家，能够很精确地判断许许多多人的心理。当然了，应该从这一舆论中去掉一些客观主义的成分。因为塞姆塞丁同志和居辽同志之间没有更多的从属关系，所以后者在我面前的剖析便具有公正性。在使用的话语方面，我们也采用简单的计算方法算了一下，从总体舆论中将舆论的主观部分去掉，剩下的那一部分则适合对塞姆塞丁同志的评价。
有人要求居辽同志紧急回地拉那（3）
就这样，当居辽同志对人们性格的研究作深入的分析的时候，塞姆塞丁同志拉着农业社社长的胳膊，走到我们前面去了。
居辽同志和我走在后面，走到台阶时，社长让塞姆寒丁同志在前边走，他自己则跟随其后。而老师们却站在一边，等着我和居辽同志俩走过去他们再走。
怎么回事儿？难道是社长和塞姆塞丁同志缺乏敬意？莫非是社长把居辽同志就提高农村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同他发生的争执、提出的正确要求告诉给塞姆塞丁同志了？他们真是太不知羞耻了！他们居然更多地听从那个塞姆塞丁，而不听从居辽同志！我们俩落在后边几步远的地方，居辽同志靠近我跟前，拉着我的胳膊，慢腾腾地跟我说话，以防被别人听到：
“咱们不重视自己本身的心理疾病，咱们没有察觉到这一可怕的疾病正在威胁着自己，因此也就没有采取预防性措施保护自己。有时咱们还以为自己干得很聪明。但是，其实咱们干的事情就像心理病患者干的一样。有些人在他们干的事情那一刻刚刚过去，就陷于沉思，并且大有所悟：他们错了。（真实的情况是：这是由心理疾病造成的无意识的错误。）可是，还有的人，他们从来也不懂这一疾病，因为他们的心理疾病太重了，所以他们也就一个错误跟着一个错误屡犯不断。个人夸大狂其实是一种心理疾病。这种疾病不仅能使疾病携带者变得可笑，而且还能在社会上带来相当大的损害。这种疾病的携带者，咱们可以称他是受难者，不是蓄意制造祸端。我觉得一种心理疾病已经开始威胁塞姆塞丁；他开始承受夸大狂这种病的煎熬。”
“是的，是的，他对咱们的举止行为是有些不一样。”我思考着说。
“如果说这种举止行为是心理疾病造成的后果，那就不要匆忙把罪过加在他的头上。咱们可以只加给他一个罪过：他为什么不努力采取预防措施？”居辽同志说。
“也许他没有觉察到这种病。”我说。
“你所说的那种事儿也发生过。”他肯定道，“尽管如此，我可以用两句民歌概括塞姆塞丁的特点：畜群的牧犬挂着大铃铛，只有半奥卡奶汁的产量！”他放声大笑起来。
我瞪大了眼睛。居辽同志在引用阿拉尼特的话。不久以前，是阿拉尼特把这两句民歌告诉给居辽同志的。奇怪的是，他竟然记住了这两句民歌，虽然他并不喜欢，而且它还成了他与阿拉尼特争执的原因。
这时候，塞姆塞丁同志回头站住了。社长和老师也停下了脚步。居辽同志对我眯缝着眼睛说：
“想起来了！”
“喂，居辽，过来！那么快你就累了？”塞姆塞丁同志喊道。
“来了，塞姆塞丁，我们来了。”居辽同志冷淡地说。
“来吧，澡堂子的火生着了，咱们可以一起洗澡。”塞姆塞丁同志说道。
社长和老师们都笑了。这种发笑叫居辽同志很不开心。哼！他们真是拿居辽同志想组织的行动开玩笑。居辽同志想组织的行动是：他请村里的全体干部洗澡，以便树立一个个生动的榜样。这很必要，塞姆塞丁也承受着唯智论之苦，他觉得这种种行动都是无关紧要的。噢，塞姆塞丁，玩谁呀！
尽管如此，居辽同志并没有让自己露出不愉快的神色，对他们的发笑予以沉默而了之。他走到塞姆塞丁跟前；塞姆塞丁将胳膊夹在夹肢窝下边。
“嗳，你和社长相处得怎么样啊？”塞姆塞丁问道，这次问话的口气带着真诚。
“不错。”居辽同志说，“我们有过一次小小的冲突。”
“那是为了工作。”社长说。
“这个我知道。居辽，你知道吗？人家从地拉那给我打电话，要你赶紧回去，我不愿意在桌子旁边说这件事儿，因为我不愿意把你的幽默给破坏了。这些日子要召开关于若干农村文化问题的会议，我觉得你应当作报告。”塞姆塞丁说道。
我犯起愁来。整个报告将落到我的肩上。在村子的山丘和平原上，我觉得自己安稳多了，虽然在这里报告的影子也时不时地在我面前出现。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请求Q同志安排我一个自由的天地，叫我作为编辑到《新闻工作者论坛》工作。我已经成为半个人了！我走错路了！
“要那么急吗？”居辽同志问道。
“不知道。”塞姆塞丁说道。
社长和老师们在我们面前停下脚步，对我们说，过后还要与我们会晤。他们三个人出了门朝田里奔去。麦子地里到处都摆放着麦捆，排放着刚刚割倒的苜蓿的平展展的田地里，没有放牧骒马和漂亮的小马驹。
“塞姆塞丁，工作情况怎么样？寂寞吗？你没带家眷来，没有家眷在身边日子难过啊。几天前见过你的妻子，她挺好。”居辽同志说道。
塞姆塞丁同志叹了一口气。
“有传言说我将重返地拉那。上边叫我，通知了我一点儿事儿，但是整个事情还没定下来。”塞姆塞丁同志说道。
居辽同志活动一下右臂。塞姆塞丁将到哪里工作？他的岗位现在已经被居辽同志占上了。难道塞姆塞丁将重返自己的岗位？那样的话，居辽同志将干什么？
这些问题在居辽同志面前立刻打起旋儿来。这些问题好像从玉米地和苜蓿地里跳出来，出现在他的面前。它们似乎是从红红的西瓜心里，从团团香瓜籽里走出来，缠绕在他的脑际，叫他不得安宁。
“将会很好的。”居辽同志说。
“我在这儿已经习惯了，居辽！你知道我为分手感到遗憾吗？”塞姆塞丁同志说。
“这是自然的。”
我的心思都在报告上，他们的这次交谈我模模糊糊没听清楚。
“要到戴佩莱那就坐我的车来。”塞姆塞丁同志说。
“那是一定喽。我的车四天以后来，我把车打发回去了，何必白白地把司机留在这里？”居辽同志说。
我们散步时间很长，直到社长来邀请我们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