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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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钱-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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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尚书令王元澄汇报说,民间用布帛粮食代钱,多有不便:“用布帛不能一尺一寸地剪开,用粮食则给百姓增加负担。”人民之所以不用钱,是因为钱币的供应量不足。他建议,应该准许民间放开使用前代的古钱、旧钱。
  他这用心是好的,但是没有估计到效果——只要是个钱就能用,那钱制就太杂了。钱一杂,老百姓不好辨认,不法分子就该乐了,又是私铸的好时机来了!
  这之后,私铸果然如烈火燎原。史书记载,当时私铸的劣钱,“徒有五铢之名,连二铢都不到,薄得比榆荚还甚,一穿绳子就破,放在水上,几乎不沉。”
  民间把这样的钱叫什么?叫“风飘”、“水浮”!(见《魏书》)
  还有从南朝流过来的劣钱,像“鸡眼”、“綖环”之类,也都跟着凑热闹,就是法令也不能禁止(似今日扫黄之徒然)。
  北魏的一部分后来东迁,把都城迁到了邺(今河北临漳),改称“东魏”,不久就被“北齐”取代。
  北齐的都城仍在邺,开国后铸过一种“常平五铢”,分量很足,是北朝难得的好五铢钱。
  可是到了北齐第二代皇帝,私铸就又猖獗了,仅在邺城使用的“常平五铢”,就有四种颜色,这中间有三种肯定是伪币。河南一带就更甚,过量掺铅掺锡的假钱公然流行。
  北魏还有另一支留下来没有迁移,也成立了新政权,改叫“西魏”,不过只传了三代,就被新起的“北周”给灭掉了。
  北周的气势比较猛,铸起钱来,下手一次比一次狠。一开始它铸的货币,叫“布泉”,价值是一个当五铢钱5个。
  流通16年后,又铸“五行大布”,一当布泉十,也就是一个当五铢钱50个。
  后来又把布泉废除了,5年后又铸“永通万国”,一当五行大布十,也就是一个当五铢钱500个。
  ——都是一个规律,一开始还有所收敛,让你扑腾个十多年,养肥了,就开始狠狠抽你的血!
  不过,北周的皇帝和钱署署长,大概都是极富审美意识的人,铸的钱非常精美。
  它这三种钱,就是现代收藏界有口皆碑的“北周三品”。其中的布泉和王莽铸的布泉同名,但是很好区分。想收藏的哥们儿可以记住:王莽的布泉略大一些,篆体“泉”字中间的一竖是断开的。
  “永通万国”就更牛,被公认是魏晋以来各种钱中“最牛”的钱。它的外廓非常凸出,钱肉很厚,钱文是一种“玉箸篆”字体,但是又有一点“铁线篆”的味道,堪称钱文书法中的*。
  这枚罕见的古代好钱,在当今的收藏市场被爆炒,有价无市。有生之年你要是能亲眼目睹一枚,那就烧高香吧。
  但是,钱的质量好,这只能是后世收藏家的福气。钱大而不足值,则是当时人民之祸。这个,我想大家都能分得清了。
  把钱命名为“永通万国”,从北周的本意来说,是想让这钱不仅能永远流通,而且能在许多国家都流通。
  想得美呀!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永通万国”铸造的第二年(580年),铸造这个“全球货币”的宣帝宇文赟,就因荒淫过度一命呜呼了(严重透支),年纪才22岁。

第七篇 南朝四百八十寺富得流油(10)
继位的静帝年幼,才8岁,大权落在宣帝皇后杨氏之父杨坚手里。一年后,杨坚老爷子一脚踹掉了皇位上的外孙,代周称帝。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隋文帝了,一个统一的大隋朝就此建立。
  南北朝,完了。
  古代的和尚也是金融工作者
  下面再来看看南北朝的信贷事业,这一时期的信贷工作,是相当有创造性的。
  从史籍上来看,总体还是南朝为老百姓赈贷和免债的记录比北朝多,尤其免债的次数相当多。北朝的情况,也许是史官没有尽职,反正看起来很一般。
  南朝刘宋的第三个皇帝,是宋文帝刘义隆。这也是一位少见的好皇帝,他在位期间﹐提倡文化,整顿吏治,清理户籍,尤其重视农业生产。元嘉十七年(440年)﹑二十一年(444年)两次下令,减轻或免除农民积欠政府的“逋债”。
  逋(bu),就是拖欠之意。
  不是还不起钱吗?免!
  史家称他的统治时期为“元嘉之治”——难得呀!
  后来宋、魏爆发大战,老百姓被殃及池鱼,损失惨重。宋文帝又下令优厚贷给百姓钱粮,以恢复家园。
  梁武帝在这方面也很不错,早年曾下诏,要求各级官府对缺少粮食、种子的农民,要赈贷抚恤,务必到户。晚年他虽然有点胡闹了,但对老百姓还是很同情的。在大同七年(541年)十一月九日这一天宣布,当天天亮以前的所有民欠官债,无论多少,一律免除。
  这方面的记载多了,没法全部引用。至于衙役催租讨债、猛如虎狼的情况,那大约也有。“封建社会”嘛,那是免不了的。但是自从孔夫子说了“苛政猛于虎”的话以后,君主敢厚着脸皮做猛虎的,也不是特别多。
  起码那时候,良民在家中坐,没做过亏心事,就不用担心有人来强制拆房子揭瓦。
  再看北朝这边呢,虽然较少有赈贷,但遇到荒年也会开仓赈济,发放粮食布匹给灾民。北魏时有一次遇到旱灾,宣武帝曾经责令天下的有粮之家,除了留出一年的口粮外,存粮都要拿出来借给饥民。
  这是一次史上比较少见的全民赈灾,而一般情况下,赈灾是国家天经地义的责任。
  南朝的刘宋也有过一次信贷上创举,在宋、魏大战时,军费不够,文帝刘义隆下令,江南四州凡是家产满50万的富户和财产满20万的僧尼,都要把家产的四分之一借给政府打仗用。
  ——你们富裕了,也为国家尽点责吧!朕就拿江山作担保,总可以吧?
  当然,那时候的王朝毕竟是“地主阶级代表”,不可能都是菩萨心肠。在高利贷方面,王侯、官僚对百姓盘剥得很厉害。
  宋文帝有个儿子在荆州,用短钱一百借给平民,收回时要偿还最好的白米一石,值一千钱,而且只折成钱收回,不收米。那不是1000%的利率?吓死人!
  还有北齐的末代幼主,向民间征用物品都是早上要、晚上就要收齐。经办的官员就趁机敲诈,借钱给人民去火急置办东西。但借给你的钱,注意烫手——都是借一还十,也是1000%的利!
  百姓之苦,有时连皇帝都看不下去了,北魏孝庄帝就曾下诏,免去所有的民欠官债,无论是一钱,还是上万,都一笔勾销。可是他只能免去官债,对民间的债务就无权干预了。
  南北朝在信用事业上还有一大创举,那就是人们终于有个机构可以贷款和存钱了。
  在汉朝,民间的借贷都是个人之间的事,放款业务也是商人的行为,没有哪个机构愿意揽下这个事。

第七篇 南朝四百八十寺富得流油(11)
存款业务更是没影儿,都用扑满。大富豪的钱多,一百个扑满也装不下,就挖地窖,用窖藏。
  至于两晋时期,国家连钱都懒得铸,信用事业当然也就没什么起色。
  而到了南北朝,一切不同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信用机构产生了,这就是寺庙。
  佛教在传入中土后,运气特别好,深得皇室和官僚阶层的青睐,小老百姓对它也很痴迷——大家都要有个信仰嘛。所以寺庙享有许多特权,比如免税、免役,经济上的负担比任何人都轻。
  寺庙不仅花的少,收入也多。上至皇帝下至地主、商人,为了表示虔诚,无不争相向寺庙施舍土地和财物。这些土地,又可以转让或出租食利,正符合了“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
  寺庙长年累月就这么只进不出,当然都富得流油。和尚们过得再奢侈,因为受到教规的约束,消费还是很有限的。
  这大量的钱白白窖藏起来,不是极大的浪费吗?怎么办,放债!于是寺庙作为一种中介性质的组织机构,就开始面向社会,进行规模化的放贷。
  资金要盘活,和尚们要富起来,他们自己就兼做银行职员。
  ——佛当然是慈悲的,但那时候佛的信徒不一定事事都讲慈悲。
  在我过去的印象里,古代应该是寺庙向社会施舍才对,但实际情况正好就是倒过来的。南北朝的寺庙放贷,一开始还带有赈济性质,扶贫济困什么的,到后来抵挡不住利益的诱惑,基本上成了放高利贷,重在取利,而不是行善。
  他们在言与行之间的矛盾之处,当时的人并不以为有什么荒谬。
  寺庙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办理贷款业务当然比私人方便,渐渐地就有了信誉,客户网络也遍及各处。有的地主、官僚、王侯也有钱多了没处用的苦恼,于是也来委托寺庙放款,寺庙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
  这么一来,寺庙就具有了储蓄银行的功能。钱多,就请往我这儿放,信誉可靠,还能生利。
  据记载,南齐的招提寺和南梁的长沙寺,都有一个叫做“典质”的部门,又称“质库”,专管放款。不过这个典质,究竟是当地士绅充当法人呢,还是寺庙本身就是法人?弄不清楚,反正是由寺庙在经营管理。
  典质开展的业务分为两种:抵押贷款和质押贷款。
  这里要给大家形象地解释一下,两种业务的区别——
  抵押主要是针对不动产,比如有人要想寺庙借款,就把自己的房子作为债权的担保,一旦还不上款,房子要归债权人(寺庙)所有。在借款和还款的过程中,借款人的房子产权是不用变的。
  这跟现代银行的抵押贷款一模一样。
  可是质押不同,质押是针对动产的。比如借款人把自己的一床被子交给债权人(寺庙),作为债权的担保。要是还不上钱,这床被子就甭想拿回去了,寺庙愿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这一说,大家就明白了:质押原来就是典当,质库就是最早的当铺。
  在南北朝那个时候,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质押,比如黄金、衣服、首饰、牲畜等等;要想借小钱的,拿一束麻来也行。
  我们说过,在南北朝粮食布匹也是货币,所以谷帛也可以放贷。当然在还贷的时候,寺庙是一定要“多收三五斗”的。
  整个南北朝期间,信用机构仅有佛教寺庙一家,别无分店,政府也没来插一手。
  寺庙放贷虽然图的是牟利,但有了典质,毕竟是大大方便了群众——谁没有急着用钱的时候呢?把自己的东西拿去庙里典点钱出来,总比向亲朋借钱看白眼强吧?
  有了寺庙这个融资中介机构,古代中国的金融业,到此就已基本完备。
  读史时我常有这种感觉: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种种活力,真是令人惊叹!他们精神物质两手都抓,两手都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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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且看大唐“元宝”究竟是何物(1)
隋朝末年竟然糊纸壳当钱
  假如我要问你,中国历史上最狠心的皇帝是谁?你大概要说是秦始皇。
  但是秦始皇固然狠辣,他还不至于对亲戚下黑手。
  告诉你,这方面做得最绝的,是开了历史新篇的隋朝第一个皇帝——隋文帝杨坚。
  开初,杨坚是以外戚身份任宰相,又进封为隋王的。他的皇帝女婿死后,他的小外孙把皇位“禅让”给了他。这个禅让,说起来好听,骨子里……嘿嘿,怎么能让天下服?
  他心里毕竟发虚,坐稳帝位后,竟然把自己女婿的家族、也就是北周皇室统统杀了个干净。
  这样的老岳父,也着实可怕!
  不过作为新的一朝开国皇帝,他的功劳就太大了。
  他于开皇九年(589年)灭陈,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分裂。仅这一条,“杨坚”这两个字就该在史书上大写。
  他上台的路子,相信大伙都能看得很清楚,走的是王莽、曹操、司马懿的路子。尤其和王莽一模一样,以外戚身份掌兵权,趁着皇帝年幼,改旗易帜。正因为如此,他深怕后世留下骂名,皇帝当得相当勤勉。
  他不仅自己节俭,不乱花公费,对百姓也能“薄赋敛”。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少收税费,千方百计减轻群众负担。
  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闹饥荒,他赶忙派人去了解百姓吃的是什么。得知灾民吃的是豆粉拌糠时,他坐不住了。
  上朝时,隋文帝把这些食物出示给群臣看,流着眼泪责备自己无能,下令撤消了自己日常的高级膳食,不饮酒,不吃肉。
  最令人惊讶的,他还以皇帝之尊,亲自率领饥民到较为富庶的洛阳就食。在迁移的途中,他命令侍卫不准威吓老百姓。遇见扶老携幼的,他就打马让路,善言抚慰。遇到路难走的地方,他就命令左右侍从,帮助挑担的灾民通过。
  这样的皇帝,与我们头脑中长期以来的“地主阶级头子”的概念,相距太远了!
  史书记载,隋文帝执政24年,百姓安然,物产丰富,四夷宾服,朝野欢娱(见《隋书》)。
  ——这就是古代的和谐景象。好皇帝呀!
  至于他生了个不肖之子杨广,后来断送了他的江山,那就不是他能左右的了。
  隋文帝还非常重视整顿纪律。一上台,就开始着手货币的规范化,由国家统一铸钱。
  他铸的钱,还是五铢钱,不过比过去的五铢钱要重得多,因为隋朝的重量单位,是古制的3倍还多。
  新币发行后,出现了新的情况:因为隋朝的境内,用了这种足值而又分量超重的好钱,所以过去散失在境外的旧五铢钱,有时就会倒流回来,掺合在新钱里面用。
  为了防止这种取巧,隋文帝就下令在全国个关口都放上100枚新铸钱,作为样板。凡是入关者,都要把随身带的钱拿来检验,不合规格的就没收,融化了铸新钱。
  以后,他又连续下诏,禁旧钱、恶钱和私铸。在各州的商店里,都贴了官府通告,并且摆放了新钱的样品。
  可是这样的禁令,并没生效,私铸还是屡禁不止。隋文帝火气大了,我的话起码一句能顶一句,现在怎么说了跟没说一样。他命令各州县的“城管”直接到店铺里去查,只要不是官铸的钱,就一律没收销毁。
  得了圣旨的隋朝“城管”们果然厉害,一阵清查过后,私铸钱终于绝迹。
  对比前一个统一大帝国晋朝的嬉皮爷们儿,杨坚的确是个干事的人,这种做什么事都脚踏实地的风范,才是大国风范。

第八篇 且看大唐“元宝”究竟是何物(2)
他登基后下令修建的西京,就是后来大唐的长安城,是那时候的“世界第一城”。西京的设计思路和布局模式,不仅影响到当时日本、朝鲜的都市建设,甚至一直影响到后世。
  可惜,他的接班人问题没解决好,晚年被自己的次子杨广谋杀,死得比王莽还不值!
  隋文帝为人俭朴,但有个毛病,就是太宠儿子,国家统一铸币,他也不忘让儿子沾利,给杨广等几位皇子都赐了铸钱炉,让他们也玩玩钱币制造。
  这一宠,就出了大问题。
  二儿子杨广一受宠,野心就大了,伪装忠厚老成,阴谋夺取了他哥哥杨勇的太子位。隋文帝病重之后,据说杨广也装得不耐烦了,趁着照顾老爹之机,想非礼隋文帝宠爱的宣华夫人。
  这宣华夫人不是别人,就是亡国之君陈后主的妹妹!
  陈夫人当然不从,挣脱出来,跑去向隋文帝哭诉。隋文帝气得直拍床,叫人去传大儿子杨勇,要立刻废了杨广的太子身份。
  杨广慌了神,连忙勾结权臣杨素,发动了宫廷政变,用自己的卫兵调换了隋文帝的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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