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执政的后期,铸造了一种很特别的五铢钱。钱背面的方孔四角上,各有一条线,与钱边的轮廓相连,好像光芒四射的样子。由此之故,这钱叫做“四出五铢”。
这种古怪的钱一投放到市场,民间莫不骇然——这是啥东西?于是就有传言:“钱有四道,京师将破坏。此钱出,散于四方乎?”(《太平御览》)
京师将破坏,就是首都就要被糟蹋。散于四方,就是皇帝的钱财终归要流散四方。
这民谣,不吉利啊!
汉灵帝在“四出五铢”之后,又铸过一种有四道短斜线的钱,叫“四缺五铢”——光芒缩回去了。
第六篇 钱也有一部“三国演义”(2)
我的天!这更不吉利了。
果然没几年,就有枭雄人物张角挑起义旗,造反了!
张角自创“太平道”,经营10年,徒众达10万 ,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为“三十六方”,也就是36个分部,管理得井然有序。
他懂得利用人心,到处散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迷信预言),又派人在各地衙门的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制造舆论。
到起义时,三十六方揭竿而起。义军以冀州为中心,人数多如飞蛾,所以当时也有人叫他们“蛾贼”。
黄巾起义被各地军阀*后,军阀们互相又发生混战,这才生出一部金戈铁马的《三国演义》来。
谶语终于应验了,有什么样的民谣,就有什么样的民心,自然也就有什么样的历史结局!
东汉渐渐也走到了末路,有更大的枭雄董卓冒了出来,带兵进京,扶立了傀儡皇帝汉献帝。
董卓是个没人性的家伙,他刚一得手,就挟持老百姓迁都长安(也想开辟新天地?),把洛阳一把火给烧了,造成200里内没人烟,彻底应验了那个谶语。
董卓控制了朝政,便也想铸钱。
铸钱的铜不够用,就把民间的铜货、铜钟等铜制品都毁掉做原料。长安原来收藏着秦始皇收集天下兵器铸造的12个铜人,董卓连这个也不放过,给毁了10来个。
董卓铸钱,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为了以钱捞钱。他废掉通行已久的五铢钱,改铸小钱流通。政治家要想搜刮民财,最好的办法就是铸造不足值的钱,董卓虽是武夫,可也很懂得这个。
他铸的董氏小钱,简陋到连文字都没有,钱边和钱孔都没有凸起的边,在原料上能省就省。
不用问,这样铸出来的小钱,质量极差,又小又薄,根本流通不开。
钱一不值钱,就是通货膨胀,当时谷价涨到几万钱、几十万钱一石。到市场去买两箩筐米,大概就得给人家两箩筐钱!
这就没法过日子了。古时老百姓好像比现在要聪明一点,买不起,我就不买;钱不行了,我就不用。从此以后,“钱货不行”,又回到神农氏时代,大众实行物物交换。
看《三国演义》,好像董卓的败亡,是因为他和义子吕布争夺美女貂所致。这是小说家给历史加的调料,信不信由你。实际上,除了政治上的失败以外,董卓把汉末经济破坏得一塌糊涂,大失人心,也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挟天子以令天下,得意了才四年,就被亲信吕布所杀。消息传开,长安百姓歌舞于途,置酒肉互相庆贺。董卓陈尸街市,其家族被夷灭。
史书上记载,当时天气渐热,董卓身躯肥胖,尸体油脂流满一地。守尸的官员恶作剧,制作了一个巨大的灯芯,插到董卓肚脐眼里,用火点燃,竟然燃烧了一整天。
——叫你铸钱,铸吧!
钱,是那么好玩的吗?
三国的钱,要数魏国的最“仁义”
接下来的事情,咱们大伙都熟了,那就是三国。
三国,当然是有三种货币制度,哪一国的最好?有点超出咱们的想象——是“奸臣”的儿子曹丕建立的魏国最好。其他两国,都不怎么样。
什么叫好钱?什么叫好的货币制度?相信大家看到现在,也都明白个一二了:就是钱的成色足,形制统一,不要老变。当国者,不要看到老百姓手里钱多,就坐立不安——民富则安,老百姓对你的认同感也就强,你慌什么?
第六篇 钱也有一部“三国演义”(3)
这一点,魏国做得最好。魏文帝曹丕下令,恢复汉五铢钱的使用——东西还是汉朝的好!
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就因谷价猛涨,客观上造成货币严重贬值,最后涨得五铢钱基本不能用了。曹丕没办法,只得下令废掉五铢钱,让老百姓以谷子和纺织品为货币。
这两样东西——谷与帛,在以往很长时间里,倒也是一直是作为辅助货币、时断时续地被人们用着。但是如今以老百姓自产的东西作为货币本位,问题就出来了。
问天下,谁不贪财惜财?
像颜回这样的清教徒到底是极少数。所以,人们纷纷往稻谷里掺水,把纺织品织薄,这都是跟统治者学的,一有机会就制造不足值的货币。
法不责众,而且贪婪的欲望从来不会被法律吓住。魏文帝采取了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了民间的货币“缩水术”。
最后他只好召集群臣讨论,决定重铸五铢钱。此后,曹魏就一直使用五铢钱,老老实实,没有起过铸大钱、将五铢钱变相贬值的念头。
曹魏的老百姓有福了,安居乐业了不少年,诸葛亮就是再狡猾,也啃不动魏国的铁打江山。
这就是统治者守规矩的好处,你规矩,老百姓也就规矩了,天下自然太平,没有什么人闹事,在对外战争中也能同仇敌忾。
西汉初年有个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叫做贾谊,曾经提出过一个“法钱”的概念。他说,钱也要符合规矩,轻重一样,质量要有保证。反之,就是“奸钱”。这是他给当时的统治者汉景帝上的一课。贾谊反对民间随意铸劣钱,可惜汉景帝没听。
这个概念,是曹丕接过来实行了,所以三国里他治下的疆域,货币状况最稳定。
不过,魏国的五铢钱,在形制上完全模仿汉五铢钱,只有极细微的差别。怎么辨别魏五铢钱?这问题,大概就连马未都先生也很头疼。
我们再来看看《三国演义》里最“仁义”的刘备。
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但那收买的是赵子龙的人心,对老百姓,他不大在乎。
他在攻取巴蜀的时候,军用不足,就开始打老百姓腰包的主意,铸造了“直百五铢”,一钱顶一百钱。
这一家伙就把军用凑足了。
后来刘备在巴蜀也称了帝,自号“汉”——这已经是第三茬“汉朝”了,后世称之为“蜀汉”。蜀汉的货币,除了“直百五铢”继续流通外,还有其他的货币,也是一钱顶一百钱,名目有“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都是大钱。看它们的名称就知道,铸钱的动机压根就不怀好意。
在刘备统治地区所铸的钱中,有一种钱很有历史意义,就是“犍为五铢”。
“犍为”两字,要念成“钱为”,是四川的一个地名。犍为当时是巴蜀的商业中心。当地所铸的钱背后有一个“为”字。这是我国方孔圆钱中最早铸有地名的钱币。
这种“犍为五铢”,也是一当百的“大钱”,而且逐渐减重,越铸越轻
铸大钱,实际上就是将正在流通的那些货币贬值。
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比方民间的资金总量有一万钱,我刘备铸一个大钱,规定能换你老百姓一百钱,那么我只要投一点资,铸一百个大钱,就等于也拥有了一万钱。可是社会财富并没有因此而增加一万钱。
放心,我忙乎这一通,不可能是跟你们搞了一场“零和博弈”。等到我铸造的大钱全部进入流通时(兑换五铢钱或者购物),你老百姓手中的那一万钱,就等于贬值了一半。
第六篇 钱也有一部“三国演义”(4)
而贬掉的价值,是不会蒸发的。到哪儿去了?到我刘玄德的腰包里来了。
这是多好的幻术!财富真就能无中生有。
刘备的“直百五铢”一开始还铸得挺大,一枚有8克以上,后来因为要节省,越铸越小,到最后竟然只有克,连一铢的分量都不够了。
可是他在铸钱时,还是感到原料严重不足——小国寡民嘛,资源有限。于是下令把民间的铜床架子也都毁了,统统拿来铸钱。
——咱们砸锅卖铁,也要跟姓曹的斗!
为了汉朝的复兴大业,老百姓们,你们也就出点血吧。
说完了其实并不仁义的刘备,咱们再来看东吴。
东吴就更厉害了,孙权铸的钱,叫“大泉五百”,一钱顶五百钱!当时铸钱也是铜不够用,孙权就命令民间献铜,酌量付给报酬。
后来越搞越厉害,又出了“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老百姓满手都是大钱,找零都没法找。再说,好好的五铢钱,就换成这些“冤大头”回来,谁干?
东吴的百姓尤其是商人反应激烈,坚决抵制,就是不用你这个“大泉”。
孙权还算明智,见此情况,下诏不再铸大钱。已流入民间的大钱缴还官府,官府按比值兑换五铢钱,以此来减缓官民对立情绪。但政府有时候也会装聋作哑,实际上有很多大钱并没有被收回。
蜀、吴的领袖在铸大钱的时候,总要有个堂皇理由,不然就很显得自己太无赖了。铸大钱的理由当然有,就是小钱不值钱以后,用起来太不方便了。
经过黄巾、董卓之乱,处处经济凋敝,五铢钱随之狂贬,百姓去买一点东西,要背上一麻袋钱。
当然了,蜀、吴铸大钱的初衷,除了想搜刮点民财外,可能也真的有想方便流通的一面。但是只要铸一次大钱,老百姓就要被剥一层皮,这是铁定的。
那时候的“扑满”,可能都没人用了。你存进去一百钱,放上一百天,钱没变,市场的东西也没变,可是等你取出钱来想买东西时,一百钱就只能顶一个钱用了。
越穷,就越买不起;越买不起,过一段时间就更穷。恶性循环,生生不已。
——这就是很多人认为“傻瓜才存钱”的原因。
人们宁肯把钱拿去干更傻的事,也不愿意存钱!
获得诺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有个论断说得好:“人类应该汲取的真正教训是:政府让他们失望。货币体系的管理不当,才是引发大萧条的元凶。”
得过诺奖的,说话就是具有普世价值。汉末的情况岂止是政府“管理不当”,而是政府在玩货币幻术,公然抢百姓的钱!
汉末以后,五铢钱可谓命途多舛,名义上还存在,其实质量大大下降,政府只是利用它以往的好名声而已。三国归晋以后,在很多时候,形形色色的“五铢钱”因为贬值,甚至没办法流通。
看出规律来没有?中央财政一危机,执政者就搞货币贬值,争铸“恶钱”,实不抵值。投入流通后,中央财政凭空增加,百姓存款无形减少,因此人民极其厌恶“恶钱”。
老百姓为了应对货币贬值,就大量使用价值比较稳定的绢,来充作代金券。绢是论匹计算的,不用剪裁。无论官府还是民间,买卖、计价、赏赐、借贷,甚至行贿受贿,大家都用绢。这好歹解决了问题,但唯一的遗憾是行贿时比较麻烦,不好藏着掖着。
看吧,历史并不都是时时刻刻在前进,有时候它会大踏步倒退。现在,就是又退回到神农氏时代了,统治者作的孽,不小啊!
第六篇 钱也有一部“三国演义”(5)
《三国志》里有记载:那时候买卖人口,一个人值16匹绢;但是名贵的宠物狗,一只就值好几千匹绢。
人比狗贱,从来就不是好世道的表征,不论是在啥时候!
曹操真的是很关怀贫困儿童
寂寞东汉在三大枭雄的瓜分下,演出了一场盛大的末世狂欢,终于寿终正寝了,留下了一个缭绕千年的“汉”字。
这个王朝,不比西汉那样威震欧亚,但在金融信贷方面,也还是有建树的。这一点,并没被历史所湮没。
说起来,东汉对贫民的赈济政策相当优惠,就这点说,它是个好王朝。
汉章帝时代,朝廷曾下令,让各个郡国招募无地农民,集中到土地肥沃的公田去耕种,官府不仅把这些公田无偿赐给他们,还贷给他们种子、口粮和农具。在税收方面,免田税五年,免人头税三年。
你们就放心种地吧——农民若不能安心种地,说出花儿来也不能算是盛世。
后面还有几位皇帝,也曾赈济过鳏寡孤独的贫民和逃荒的流民,贷给了种子和粮食。
最后,帮助皇帝做好事的,还有曹操——曹丞相。
传统戏剧舞台上的白脸奸臣曹操,在现实中也不见得是“宁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的狠毒角色。他在汉献帝时代,曾下令,凡是12岁以下因家贫不能养活的苦孩子,一律“随口给贷”,有一个救济一个。
这可不是蜻蜓点水式的作秀,而是按户排查,实打实地扶贫。
大奸臣曹操尚能如此,我们现代人在面对弱势群体时,就更不应该太狠心。毕竟我们是礼仪之邦的后代,且又受过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熏陶。
扪心想一想:我们做人,可以不如岳飞、不如海瑞,但是不能不如曹操啊!
曹丞相如今可是安睡在铜雀台的地下,千年的盗墓贼都没找着他。要是让他爬起来笑话咱们,这现代人的脸往哪儿搁?
好,我们还是回到正题。
放贷是东汉朝廷的慈善行为,这毫无疑义。至于当时的地方政府是否可以放贷,史无明载,只是记载了有的王侯或地方官曾因贷款给贫民而遭到处罚。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根本就不准地方官放贷呢,还是因为他们收了人家的利息而被罚?专家们也搞不清了。
不过,那时候的皇帝虽然心肠软,富商们却没有那么慈悲——钱,我有很多,都放在家里。可是它们搁着不能下蛋呀,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就只有放高利贷。
东汉的高利贷,比西汉更甚。
有一位议事郎桓谭,曾上书皇帝说:“如今富商大贾多放债,中产阶级子弟(中家子弟)为他们效劳,奔走犹如臣仆,从中分成,个个都像王侯一样富。”(《后汉书》)
这与西汉不同,西汉是王侯贵族帮富商牵线放债、讨债,东汉是中等之家的子弟充当了这个角色。
想想吧,为富商跑腿的,都能富比王侯,那大商人得有多富?恐怕不派调查组是查不清楚的了。
东汉还有一个现象比较特殊,就是出现了“官负民债”。事情起源于朝廷和羌族开战,一打就是好多年,军费开支上百“亿”计。
这场战争,从开国后第六年就打,断断续续打到末代的汉灵帝。一共是155年。
羌族是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民族,分布在湟水流域及甘南、川西和青藏高原,以游牧为主,也从事农业。西汉初,羌族臣服于匈奴,与汉为敌,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去*,把他们基本给降服了。
后来王莽篡政,用了万能的贿赂手段,彻底摆平了羌族各部首领。羌族的头儿不知为什么,独服王莽,王莽一死,就开始反叛。此后,他们据守西海(今青海湖)一带抗拒汉朝,西北从此不得安宁。
史书上,关于西北战场“杀八千”、“斩四千”、“官军死二千”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
战争就是烧钱,太平盛世也禁不起这么长年累月地烧,朝廷的内囊渐渐空了,就向王侯、官僚借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