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认为自己属于“殷人”团体。假如“周人”是犹太人的话，他们对于“殷人”的距离感符合他们在地中海东部的相互关系。结合中国古文中“衣”就是“殷（深红）”，这是不是提示我们“紫色”颜料与用来做衣服的丝绸的典故，“衣”、“殷”通假，否则“衣”为什么一定要是“殷（深红）”呢。
中国是生产丝绸的国家，而当时生产名贵紫色染料的是腓尼基人。他们之间的联系顺理成章。腓尼基人又是世界著名的商人，我们有什么理由排除腓尼基人与中国商人的联系！深红为紫。“衣”、“殷（深红）”同义，就等于向我们暴露了腓尼基人与中国商人的同源秘密！
腓尼基人曾经占领过地中海东岸这些城市：Simyra、 Zarephath、 Jubeil、 Arwad、Byblos、 Acco、 Sidon、Tripolis、Tyre以及Berytus。Tyre（推罗）和Sidon（西顿）是其中最强大而具有统治权的城市。这些城市并非属于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城邦联合体。 中国同时的夏商周或许部分借鉴了同样的格局。
以上的资料其实有矛盾含混的地方。首先腓尼基人多被看成是“闪族人”，闪族人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但《圣经》告诉我们“迦南人”应该是“含族人”，是一种深肤色人种。当腓尼基人又被看作是“迦南人”使，我们确实很难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种，或许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混合才是他们的特色。
或许我们可以试着解释这些矛盾。比如，在最初的早期他们是从两河来到地中海东岸的，甚至我们可以再夸张一些认为他们有可能是从伊朗、甚至中国西北地区越过大河而来，经过千年发展，最终与靠近非洲的含族混合就产生了“迦南人”。
假如按照严谨的治学态度最好的办法或许是把这些矛盾的资料给删除掉，但我认为回避这些矛盾是不正确的。通过这些“矛盾”的资料更全面地展示给读者一些有关概念才最好，或许以后某些读者自己会去继续分析与搜集资料找到确切的腓尼基人发展轨迹。让我们以开放的眼光与开放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在确实不能给出确切答案的时候就保留那些矛盾的说法是最可取的。对史前资料收集不能采取过分苛刻的态度。
沿着以上的矛盾资料，我还有了一个新设想：腓尼基文化复合体很可能在亚洲呈含族人特色，而在地中海（尤其是北岸）他们却多呈现闪族人特点，所以才有了以上的矛盾传说。
无论外人怎么称呼，腓尼基人是怎么称呼自己的呢？据说他们称呼自己为“迦南人”。而“迦南人”的意思就是“商人”，这也符合中国商朝人自称“商人”的习惯。
在人种上这些人肤色如何？我猜想他们可能比较接近中国人。在这里请大家再一次地回忆我前几本书里提供的许多古埃及人的雕像与画像，腓尼基人很可能接近他们。而山东“将军墓”那里出现的驾船的蒙古人种与陆地上的大鼻子打仗的场面，我此时才愿意更痛快地接受这样的推理：腓尼基人可以是蒙古人种，或者说接近蒙古人种的模样，他们驾船攻打了早先属于欧罗巴人山东。我有三个比较明确的支持条件：1，在《圣经》里以色列人一直与迦南人有明显的差别；2，迦南人与埃及紧邻；3，正是在迦南人出现在埃及附近地区的5000年前这一时期，古埃及人的人种突然从黑人转变为我们常见的壁画上的那些接近中国人种的人。
就地理上看，腓尼基人生活在联系两河文明与埃及文明的中间地带，恰好承担的是一个运转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传送带。他们很可能在当地最先充当近距离的商人，后来因为尝到甜头开始进行远途贸易。他们就这样逐渐扩大脚程，最终成为职业商人，整个民族和团体全部成为商人，随后构织了一张全球商业大网。
我一直观察到这个事实，中国甲骨文产生之前的类文字符号与这地中海东部一带的所有古老文字都很接近，迦南文、腓尼基文，甚至乌加利文。现在看他们接近才是正确而符合逻辑的，而最接近的就是腓尼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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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南与中国（2）
考古告诉我们，文字的起源是由于商业的出现，他们需要记录数目与合同。一些文字符号在中国的出现其实可以说就是商业的痕迹，而且恰好是与地中海东岸这批职业商人交易的痕迹！
在船舶尚不发达时期，他们更多采用了陆路到达过中国的西北。在半坡遗址出现过零星的符号，在二里头夏文化也出现了明显为同类型的符号。这些都说明了远古中国与地中海东岸的联系。但奇怪的是，这些符号并不多见于仰韶文化最典型的甘、青，而是出现于陕西，然后是河南二里头。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除了海路的可能外，很可能有人从印度、缅甸、云南、四川而进入陕西。也说明，这个时期海路还不够发达，因为从海上而来的商人还没有从山东深入内陆。甲骨文的出现是海路完全成熟的一个标志，它给我们指出了大约的时间。而大汶口文化发现的符号显示了埃及人曾经试图在海上登陆的企图。
“中国”的英文名字叫“China”，有人说这来自陶器，然而我相信它另有来源。当时东亚地区可能有许多名称搅缠在一起，但是哪个势力在后世强大，他们的称呼就会被保留下来，很明显后来占据优势的是称呼“China”的这个群体。后来的“秦”（Qin），甚至“sina”，我认为都与“China”是同一个概念，他们的起源不是别的，而是“迦南人”（Canaan或Cana，希伯来语为kena'ani，阿卡德语作Kinahna）。假如你懂发音，一下就明白了，“China”其实就是“迦南”，他们的差别很小，考虑到几千年并且是在远距离的流变，这个推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迦南人有自称“迦南人”的习惯，假如有许多迦南人定居于中国经商，东亚这里确实是可以成为另外一个“迦南”的。
Sinai（西奈）由于是迦南人的居住地，所以Sinai也成为迦南的代称。“原始迦南文”的表述是“Proto…Sinaitic”又作“Proto…Cnaanite”，所以不难看出中国之“Sina”与“迦南”的双层对应联系。
从大约4、5千前越来越多的迦南商人到中国去，并且他们越来越多的人定居在那里，并且想家的人把中国命名为他们的故土“迦南”。这是另外一个可能。很可能在这个时期有两个地方都叫“迦南”，这就是地中海东岸与东亚各有一个。这个称呼一直使用到今天，只是中国人并没有留意到China正是Cana或Sina。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正是腓尼基符号比较集中的陕西，也就是说，正是后来迦南商人比较集中的陕西被称呼为“Qin”，后来整个中国也被简称为“Qin”，“Qin”就是“Sina”，学英语的人会知道许多人在一些“不良”的发音习惯，会在最后收尾的“n”后面加一个元音“e”，我大学时的一个老师因为这个习惯过分明显甚至被同学们命名了一个绰号就叫“ne”。所以，在古代“Qin”很可能与“Sina”分别不大。
有必要说明的是，尽管“腓尼基”也自称“迦南人”，但是4000年前腓尼基人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呢，所以我们不能说有类似迦南文字出现的地区或时代就有了腓尼基人。但是，从这条线索我们完全可以说，晚期仰韶文化与夏文化里很可能都有迦南文化的痕迹，他们与创造出甲骨文的商朝有文化联系是合乎逻辑的——假如腓尼基人确实参与了商朝建设的话，后商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需要从同期的中东大环境寻找谐振的源泉。
“迦南”是音译，意译有几个意思，其中之一是“商人”。中国恰好就有一个朝代被命名为“商朝”。并且商朝人自称为“商人”。这符合他们在中东的习惯，腓尼基人自称“迦南人”，也是“商人”。但他们又被外人称呼为“紫人”，他们在中国也被外人称呼为“殷人”，“紫色”其实就是“殷”。加上“China”发音接近“Cana”，“Sinai”接近“Sina”。中国在大约4000年前后出现许多类似腓尼基字母的文字符号，“后商”期间中国的甲骨文接近于一种红海文字——也是腓尼基文字的一个很近分支。假如我说这么多现象都只是巧合，那将是一个罪过。
“Canaan”还有一个响亮而神秘的意思，经常用来作为比喻“乐土”、“天堂”以及“让人向往的地方”。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这是中国古人对于故土“迦南”的呼唤？还是对也门附近“萨巴”的呼唤？或许两个地方都是“乐土”因而印证了他们的某种文化同源关系。由于腓尼基商人从地中海到红海的穿梭，他们在世界上可能繁殖了不止一个“乐土”，甚至中国不也叫“迦南”了吗？但是相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部分人可能还是知道在遥远的西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神圣的“乐土”。
假如秦朝是商朝的继承者，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的问题就又一次浮出水面，周人与他们不同族。
似乎对于周留下的文化毫不留情地毁灭的秦始皇假如是个商人后代就可以解释他的诸多行为了。他毁坏了许多，但他开创了到“泰山”封禅的风气。在我看来，“泰山”就是商文化的经典之经典。我怀疑泰山之“泰”实际上就来自于腓尼基的两大代表城市之一：“Tyre”（译为“推罗”、“苏尔”或“提尔”）。Tyre这个城市在腓尼基文化中非常重要，“腓尼基紫”曾经因为这个城市而被命名为“Tyrian Purple”，非常明显的是，tyre可以翻译为“泰”。
迦南与中国（3）
“泰”从甲骨文造字开始就“从水”，也给这个解释以一线光芒，腓尼基人就是“水上民族”。泰山是最初在汪洋大海中航海到中国北方的一个灯塔，所以泰山曾经具有的神圣意义并不是从秦始皇这里奠定的，而是从远古的某个海洋民族奠定的。
腓尼基人还有把自己的城市建立在悬崖峭壁的习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后来的中国人有崇拜山的习惯，并且有把庙宇建立在峭壁的习惯，是不是也是这方面的继承呢？
地理上的迦南核心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其边界其实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尽相同。今天人们说到“迦南”通常可以指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以及叙利亚，但偶尔也会单指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地区。
有一种观点认为，迦南人实际上由两部分人组成：当地人与外来移民，当地人叫外来人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今天的“中东人”实际上就是以迦南人为核心发展出来的族群。一般情况下迦南人指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他们之前被称呼为是Amorite人，有人说他们从东北方而来 。在大约3000年前左右，迦南人与腓尼基人是一回事，并且这一时期犹太人占据了整个迦南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腓尼基人最早生活在萨巴王国，就在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红海。在一些古书里称腓尼基人来自“厄立特里亚海”，这是“红海”的古名，不过也有人认为“厄立特里亚海”在古代泛指红海、印度洋与波斯湾。“厄立特里亚”是一个小国家，在1993年才从埃塞俄比亚脱独立出来，它直接面对红海，与今天的也门相对，曾经是萨巴王国的一部分。
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腓尼基人是不能从迦南人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就是从沿海逐渐培养出来的一群具有超强航海能力的族群。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的人坚定地认为，腓尼基人的形成一定与一些外部因素有关，尤其与以色列人有关，核心与“但人”有关，并且牵涉到生活在“朋特国”（索马里）的“但人”部落。 他认为腓尼基人的老窝就在“朋特国”。也难怪今天的索马里人会认为他们才是腓尼基人的后裔了。
无论怎么说，无风不起浪，奔着“严谨”的态度，对类似的线索宁信其有，不能信其无。
有关这个线索，一个有趣的词汇链接可以参考：Land of Punt；Puntite；Punt；Pont；Phunt；Poenit；Po。
许多人也认为腓尼基人发展的顶峰是公元前1200…800，具体原因不清楚。但这段时间却是中国西周的历史。我在《锁定两海》中认为中国的西周与亚丁湾这里的萨巴王国有关。
有人会问我，一会儿你认为商朝与腓尼基人有关，又过一会你认为他们与西周有关，并且西周可是推翻了商朝的啊，怎么解释？
这个疑问很好，我们是否可以如此设想：在地中海沿岸发展时期的腓尼基人是早期，其代表文字为腓尼基字母，时间从大约3800年前开始；在红海时期发展的是晚期腓尼基人，他们从大约3300年前开始，其代表文字为“原始阿拉伯文字”和“南阿”。这两个群体代表了不同的利益，前者更多倾向于商朝，后者更多倾向于周朝——更细的划分是从“后商”开始，并且很可能在萨巴王国这里腓尼基人与“但人”结合。
腓尼基人的权利结构建立在这三个基础之上：国王、寺庙神职人员、###会。 以Byblos为核心腓尼基人开辟了地中海与红海的海上道路。 Byblos受到连续不断的攻击，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Tyre和Sidon建立。从此腓尼基人开始以城邦制王国而闻名，同时他们就常常被称呼为Sidonia或Tyria，后来腓尼基人在一个又一个辉煌战果取得后，他们与迦南人一样成被称为Zidonians或Tyrians。我怀疑这两个城市建立的时间要提前一些才能符合我们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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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文字与天干地支（1）
语言文字的产生是由于商业的需要，这个结论最容易从两河流域得出。那里考古发掘出的具有5000年左右的最早的人类文字几乎全与商业有关。
全世界各地在更早的时候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符号，但严格来说我们一般不把他们当作“文字”看待，但可以当作文字的雏形来研究其起源。具有连续的完整意义的文字最早还是出现在两河流域。
中国在贾湖遗址就有许多符号出现，但相对成熟的文字出现于商朝，并且是“后商”。这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文字专家们认为甲骨文很明显是新造的文字，处在一个开创的初期。这些文字的产生与商人内部的变革有关。由于“商人”最常使用文字，所以他们不仅创造了中国的甲骨文，很可能同时创造了商朝。但是甲骨文中的商业信息却不多，这是个事实。或许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文明发展不是一种中东那样的“自然”模式，中国最早用文字来标示商务的时代是在前商甚至夏朝或先夏，到“后商”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文明阶段，所以记录的多是宗教、政治、生产活动，因为发现的甲骨文实际上是王室的“文件”，当然内容是王室的活动。
我在《历史也疯狂》一书中（280页）曾经简要论述过中国文字与红海两岸的文字关系，从古埃及文字，到原始迦南体系、腓尼基文字、南阿，结论是中国文字距离也门附近使用的“南阿”最近。甲骨文既受到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影响，也受到了从迦南文字到“南阿”这条发展线的影响，结合本书前半部的研究，越来越多地看到了该推论的合理性，并且把其中穿针引线的传播者越来越多地集中于这个群体：迦南人，或称腓尼基人，他们本来就曾经是同一个群体。
从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