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移民不外迁行不行？”
移民说：“如果确实没有好地方可迁，那就在这里给我们造房子。”
三、移民建房问题
问：“公社有个停办的工厂给你们住好不好？”
三四个移民相继说：“公社曾同我们谈过，我们不同意，因为房子质量不好，又要跑出20里路地方砍柴。”“农民住工厂的房子，有许多不便，吃水问题又不能解决，原工厂用水是要翻过一个小山坡，用水泵打上水来用的，每年烧油就要10万余斤，我们移民搬进去，就把水泵全套送给我们也负担不起。”
问：“移民另造房怎么样？”
有的移民说：“经过评议到户，要求把钱发给移民自己盖。”另一个移民接着说：“我们不是说政府给我们盖的房子质量不好，而主要是张三要住平房，偏偏分给他楼房；李四要楼房，偏偏又给他平房，实在别扭。”
问：“移民自己盖房快不？”
移民齐声说：“比公家盖快得多，移民中什么匠人都有。”有的移民说：“只要允许移民自己盖，亲戚朋友都会来帮忙，家家户户老人小孩都发挥作用的。政府曾计划给我们盖房，说要48个月才能完成（后据亓县长讲确有此事）。”另有的移民说：“按我们自己设计的房子式样，两户一栋，户户有房前房后，附属建筑（猪牛栏、厕所、锅灶、晒场等）也会安排得好，都会满意。政府供给我们材料，8月开工，年底保证完成。”
四、移民自己成立核算单位问题
问：“请你们谈谈要求单独核算的好处？”
移民说：“单独核算好。”一个移民说：“原先安置在这个队的移民共有80户，300来人，因为发生争吵事情多，最近才分开安置到别队去的。这些人单独成立了核算单位，不大不小。”另一个移民说：“我们1959年，1960年劳动的钱替老社员还1958年欠的债，这些债都没算。单独核算，就不会有互相扯皮的事情。”
问：“单独核算有困难不？”
一个移民会计说：“除队分的部分农具外，还需国家给我们解决一部分，原先我们有双铧犁、水车、稻桶、垫皮等成套农具，公家帮我们运到新安江坝上后，由于生产队迟迟不运进来，后来大部分被洪水冲走了。”另一个移民说：“还要给我们解决一个集体仓库，一个晒谷场，这些我们原先也是有的。没有给我们补偿。”再一个移民说：“要求给我们划一块柴山地，并以一部分划给社员做自留山，固定主权，以免乱砍山林。”
我们认为移民的要求和意见是合理的，要巩固和调动移民的积极性，应按照绝大多数移民的意见和办法去办。
霍士廉书记对谭石冰的调查报告十分重视，最后批示：“建议谭石冰同志会同金华专署梁长庚专员抓住后塘大队移民问题搞个点。”
谭石冰再次来到后塘，移民提出的建房问题，成立单独核算单位问题都给解决了。并给移民平均478元的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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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产主义”后的坎坷路（1）
新安江工程现场设计组组长潘家铮目睹新安江水库移民，在一篇文章中曾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不幸的是大跃进和“五风”干扰了正常移民工作，岂止是干扰，简直把移民工作推上了绝路，移民经费一减再减，最后只剩下每人120元，而且这里面又拿出盖楼、造厂，不知有几块钱真正用到移民身上。许多新名词出现了，“编连队”，“大行军”，“新长征”，随着新安江水库水位的上升，移民只得携儿带女挑着担子远离异乡。库区内，一片惨状。迁去的人无法安顿，大批回流，生活困难，甚至*请愿，要求“扒掉大坝”“抓工程师”……在那些日子里，我曾悄悄避在山上，看到那些衣衫褴褛，妻啼子嚎的移民的痛状，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
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翻身当了主人的淳安人，本应是“何处天涯不故乡”。但在调研中，新安江水库的移民都说：“我们不怪天，不怨地，就怪自己赶上了那个三年困难时期。”上了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特殊的时代。1958年8月27日，建德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星人民公社诞生后，全县农村社社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收支、统一分配的三统，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的“三化”和实行骨干、劳动、土地、粮食、物质的“五大调动”。
淳安县合洋乡富占村村不大，是一个畲汉分居的小村。全村只有39户，166人。1958年10月，富占村家家把自己家里的粮食、火腿、腌菜、辣酱等吃的都搬到了食堂。在祠堂里搭起了八仙桌，食堂里人人吃得肚子鼓鼓的。在建德市航头镇溪沿村调研时，72岁的原富占村大队党支部书记邵百祥诙谐地说：“自从办起食堂后，我们就开始过上共产主义了，那个日子也真奇，不论走到哪里，肚子都不会挨饿，因为村村吃饭都不要钱，可惜就是这日子太短了。”原富占村大队会计邵郑达与邵百祥是同龄的堂兄，他接过话茬说：“我们到建德也过了两个月的‘共产主义’，春节过后，村里一下断了粮，全村就进入了大饥荒，那个苦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1958年11月15日，我和老哥百祥两人来到当时的寿昌县溪沿乡溪沿村，在一个名叫上街路的山坳口上，只见已造了五排房子，一排四幢，共二十幢房子。房子的木头是新安江水库清库拆下来的旧木料，墙是黄泥夯起的，房中的地还是湿漉漉的。回到淳安，淳安县移民办的同志告诉说：‘全国都进入共产主义，吃饭哪里也不要你们担心，这次移民你们农家具什么也不要带，寿昌县都给你们准备好了。粮食现在统购统销，全部卖给国家，你们带粮票、钞票去寿昌籴米。’当时淳安上下都在兴办食堂，我们村不仅自己村里的田多，当年还种了邻村移走留下的田，当时我们村粮食多得仓库里都堆不下。我们富占村每人向国家卖了五六百斤稻谷苞芦。我们想，过共产主义也得要睡觉，床少不了，过共产主义，也得要坐下吃饭，桌凳也需要。12月1日搬家那天，县里开来了烧木炭的汽车。县移民办的同志看到我们村堆在那里要运走的家具，生气地说：‘这次搬迁，只能带活动床和床板，每户还可带活动的小方桌一张，和两条长凳及两只装衣服的木箱，吃食堂，碗筷都不要带了。其他东西放在这里，我们会想办法给你们搬的。’那时，我们真感到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有无尚的光荣，全国人民都会支援我们，让我们一起过上共产主义。那时的人，也真听话，对上面的话，我们全村39户，156位男女老少就按淳安移民办的要求，全部坐上了这五辆货车，穿过铜官的紫金滩。我们看到坝上热火朝天的场面，大家都感动了。汽车在东铜官的上坡路上爬不上去，我们车上的大人都下来帮助推。大家心里只有一个愿望，赶快去寿昌创建一个新天地。
2．“共产主义”后的坎坷路（2）
“到了溪沿村，每家就按人口分配；搬进了已建好的移民房。当天晚上搭起了木板，铺上老社员给准备好的稻草，甜甜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把淳安带来的近八万斤周转粮票和卖粮的钱全交给了溪沿村的大队会计。新老社员在溪沿村就过起了有福同享的‘共产主义’了。每个人整天吃得摇晃晃的。但我们想到的，自己总是一个农民，农民就得种田，许多家庭搬迁时，不仅没有床和桌，就是连凳子也没有带，平时只搬了几块石头在家里当凳子坐。生活实在不方便。我们天天盼放在路上的一些农家具，一天、两天、半个月还没搬来，我们村上的人急了，几位村干部赶回老家，见路旁已空荡荡一片。拆房队已进村了，许多房子已倒下了。我们跑到县里责问移民干部，他们说：‘农家具早处理掉了。现在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还要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干什么？’我们想想大家都在食堂里吃饭，劳动也是大呼隆，他们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就灰溜溜地回来了。”
我沉痛地问老会计：“你是一个读过书的人，你们‘无产’移民真相信是去过‘共产主义’了？”
邵郑达老人声音变粗了，他说：“那我们当然相信了，当时把我们村堆在路旁的家具当杂物清理掉，我们确实可惜，柏树做的八仙桌，雕花的千工床，还有不少樟木大衣柜都不知清到哪里去了。”他话题一转说：“我们其实也清楚，这样的‘共产主义’，时间肯定不会长。到寿昌两个月后，我们带来的周转粮票和溪沿村老社员的秋粮吃得差不多了，大概是正月初五，开始就由一日三餐二干一稀改为二稀一干，过不了10天，一日三餐就全吃稀饭了。”
坐在一旁的新安江水库移民周永发插话说：“我今年64岁，那时正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到寿昌前几个月的‘共产主义’，把我们肚子都胀大了。到了1959年2月，我村提前进入春荒，一斤大米要12分饭票，我家里有九个人，一天只发给13分饭票，也就是每人每天只有一两二钱米。每天把稀饭打回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漫山遍野地采野菜，那时还没有开春，野菜还没有发绿，采到一点野菜把打来的稀饭加水，加野菜，加盐一煮，全家人就这样一日三餐地过。那几年，老人、小孩一个一个地死去。我的一个邻居章大伯，那年他65岁，是一个单身老人，4月5日那天，我妈兜了一碗见不到米花的野菜粥叫我送去给章大伯，我手里端着这碗热腾腾的野菜粥连声叫着：‘章大伯，章大伯。’听不到应声，忙推开门，见他睡在两条凳搭起的木板上，眼睛已经闭上了，我的心一下提了上来，边叫边说：‘妈叫我给你送碗热粥，大伯，大伯，你醒来吃下去。’章大伯那无神和无力的眼睛睁开了一下，想说一句话，这时他的嘴和双眼全闭上了。我也顾不得拿这碗热粥，就跑回家连声叫着爸妈。那段时间，我们村上死人是常有的事。”
“无产”移民之后的富占村艰难地度过了三年国家困难时期，他们战天斗地，不屈服于自然，终于在冷水田，山垄田中创造出了高产。日子也一天天重新富裕起来了。不知是为什么，是天有意与他们作对，还是让这个原来“富得流油”的富占村民再去品味这贫困的艰辛。1972年8月3日，大雨倾盆，大同、石坪和大店口三条源，山洪同时解放暴发，咆哮的洪水，汇集上街路口，富占村的移民哭喊着，逃上了山坡。他们目睹着给自己避风遮雨14个寒冬和春秋的移民房一个个房顶被恶浪卷走，洪水退去，他们来到村中，泥墙已削为平地。他们用锄头扒开泥墙，见到泥墙中的白骨和断腿折腰的桌凳及衣柜，欲哭无泪：上帝对他们怎么这样不公道？他们经受“无产”移民的磨难，又经受了一场洪水的洗劫。一贫如洗的淳安富占人发懵了。当时，还不富裕的建德县（寿昌已并入建德县）给他们每人无偿提供了立方米的杉木和50元钱。溪沿公社给他们又选了一个名叫落山岩的山坡，淳安富占人没有退缩，他们又开始向自己的命运挑战，落山岩是一座孤山坡，洗衣用水都要下山。他们无奈，在1980年又重新下山，搬到了今日住的洪村畈溪沿村。半个世纪的富占村经受“无产”移民，“无产”上山和自动下山三个阶段。
2．“共产主义”后的坎坷路（3）
富占村50年的沧桑，人人都经受了磨练，新安江水库的移民人人都有故事。建德大同镇的新安江水库移民，听说省里有人来调查移民生活的，72岁的邵樟全带着几位移民老兄弟，一早就来到大同镇车站等了。我理解他们，他们压在心底里的话要向省里来的人倾诉，我这位移民的儿子了解他们的心思和苦衷。在寒风中，七八十岁的五六位老移民让我深受感动。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来到一户矮小的移民房中，聊起了他们的移民生涯。邵樟全这位快言快语的老村干部开口便说：
“我们移民前的谏村乡谏村是淳安远近闻名的大村，全村214户，883人，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村庄临溪而筑，依山而建，黛墙青瓦，雕梁画栋。1959年3月，通知我们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柜收购只给1元2角8分钱。一张柏树古式八仙桌只卖6角4分，一只大水缸只能卖2角4分钱。”我反问：“有的地方八仙桌不是卖1元钱吗？”邵樟全生气地说：“那时，什么都乱了套。到了4月3日，搬迁的那天，拆房队已进了村，邵百年的母亲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地哭叫着不肯走，拆房队绳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栋梁，几位拆房队的人把这位老人连人带椅子一起抬出门外。房子也就顷刻倒下了。”
邵樟全当时已25岁了，淳安谏村的山山水水都留在他的记忆中。说起淳安他真有唠不完的话。我连忙说：“你移到建德之后的生活怎么样？”邵樟全接过话题又滔滔地说开了：“我们‘无产’移民到大同镇，谏村被安插在大同公社六个高级社，我们从淳安带来的周转粮票和卖粮的钱按人头分配给了我们所在高级社的会计。4月份正是青黄不接，老社员见我们带来了粮食，食堂里就由一日三餐稀饭改为一干二稀，我们带来的仅有的一点粮食很快被新老社员一起吃光了。到了1960年，我们在大同公社谏村的新安江水库移民都独立建了生产队。那一年，不知是分给我们移民的田瘦还是天灾，稻谷‘看看一大畈，收收几箩筐’，一年人均毛粮不过300斤。我记得很清楚，我家所在的丰畈村，我们移民队128人，一餐只能下锅12斤8两米，也就是人均一两米。邵新贵哑巴那年61岁，他单身一人，一天下雨，他拿着一个砂锅去食堂打来了一碗粥，正在盘算着，下午采来野菜，回锅重煮，菜粥就可以填饱一个晚上的肚皮。他甜甜的遐思中，脚一滑，砂锅砸在地上破了，求生的本能来不及让他思考，他就扑在地上，用嘴舔着散在地上的米粒。雨水、泥土和米汤一起往肚子里吞。当晚，他腹泻不止，这位可怜的哑巴没几天就去世了。”
大跃进时期的“无产”移民引来的是缺粮、缺房、缺钱。他们要去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只得抛弃亲情，无序迁徙。父子分离了，兄弟分开了。这各奔东西，留给他们的是终生思念和悲泣。
“无产”移民引发的是重新迁徙，带给移民的是再一次苦中加了“黄连”。1959年，移到大同的劳一、劳二、劳三三个大队的谏村四百多人重迁到江西省资溪县高田乡的大山里。迁往建德县的两万多人在重新迁徙中有万人迁往江西省武宁、永修和资溪三县的村村落落；有五千多人自迁到安徽、江西等省的山区农村；倒流返库的450人，又重新回到建德农村。。 最好的txt下载网
2．“共产主义”后的坎坷路（4）
“无产”移民是世界罕见的一场悲剧，带给移民的伤痕是几代新安江人都无法抹去的。福建省光泽县崇仁乡六洲劳武基地的宋氏家族给我写了一封恳求信，执笔的是一位61岁的长者，他请求我一定将他这篇《我的骨灰要散在淳安故乡的土地上》的短文推荐一下，我便把全文选入我的文章中，也算是对这位老人的一个交代：
1958年5月，我挑着一担箱子，到当时的新登县新坂村去过“共产主义了”，结果是三户人家共住一座旧房子。还好，当时吃食堂，不垒灶。我家祖孙三代11人，三铺床把一间房子挤得只能放下一张桌，一顿饭吃了，活动桌还得拆开叠起，一家人才能有容身之地，我小学没毕业就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