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方案”确定的移民安置区为建德、金华、嘉兴三个专区的29个县，移民安置后每人能保持一亩以上的耕地。
“初步方案”规定安置以分散插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转入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为辅，并照顾原有职业、生产习惯适当安置的方针。
“初步方案”规定安置方式分散插队178046人，就地后靠16470人，新城镇14139人。
“初步方案”规定安置进度，1957年，6714人；1958年，28246人；1959年，48799人；1960年，121863人。
“初步方案”规定淳安县城迁至排岭；遂安县城迁至汾口；茶园、港口两镇合并迁至建德白沙乡；威坪镇迁至唐村。
从当时的情况看，“初步方案”应当说是一个便于操作，也会受到迁移者和接收者欢迎的方案。如果用好每位移民558元的安置费，执行好“初步方案”，那么新安江水库移民肯定是一项成功的事业，会成为全国的水库移民的典范。
可历史并不是人们安排的结果。
国务院又经历了一年多的协商，从当时的国力出发，在1956年至1957年已经搬走了近两万新安江水库移民之后，国务院下发《关于新安江水电站移民投资指标问题的批复》，“批复”中房屋复建费以每人15平方米计算，造价按每平方米18元计算，每人平均270元；迁移费每人平均按50元计算；土地补偿费50％按三年产量计算，其余50％按两年产量计算，移民土地补偿指标每人应控制在96元，行政管理每人8元，每个移民的投资指标可控制在478元以内。移民人数包括安徽省在内共23万多人，移民总费用由原来的亿元降低为亿元。
应当说，在当时的物价和工资水平，478元的移民安置费不算低。上世纪50年代，稻谷也是七八元一担，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学徒，每月工资也就是20元左右。各级政府如果真正把这笔钱花在每个移民的身上，不闹重迁，新安江水库移民肯定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后遗症。
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与新安江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几乎同步推进，几个论证的方案应当说是比较科学的，也是易于操作的，移民的补助费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定的应当是合理的。23万多人的背井离乡，当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开始就偏离了计划，加之政策的不连续，慢慢乱了全局。新安江水库移民比1956年的全国移民“乱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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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恩来调配水泥（1）
1956年10月间，在幽静的新安江铜官峡谷间响起了震天动地的爆破声，它宣示我国自己勘测、设计、施工和自制发电设备的第一个大型水电站，在浙西群山间动工兴建了。
几年后，新安江水电站发出的66万多千瓦的电力，以铜官为中心的300多公里内的长江三角洲都能用上。全国人民尤其是华东的人们，期盼着新安江这颗巨大明珠早日在铜官亮起。
1958年正月初一这天，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陈伟达赶到铜官，祝贺新安江电站拦河大坝提前半年浇捣，面对五千多人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大军，他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我们十五年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赶超英国，目前工农业开始跃进，需要有大量的电力作动力，全国人民都希望新安江水电站早日发电。”
中国第一座百米高坝电站的兴建，这是中国水电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957年初，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来到杭州刘庄看望毛泽东。二人的对话一下就进入了改变“一穷二白”的主题。
毛泽东说：“去年1月，国务院公布了农业纲要40条，你们浙江有没有问题？”
江华说：“化肥有问题。”
毛泽东说：“你们浙江是农业省，粮食要上去，没有化肥不行，你们打算怎么办？”
江华说：“我们打算在衢州搞一个万吨化肥厂。”
毛泽东习惯地挥起右手说：“你们浙江人办事就是没有气派，新安江水电站上去了，有了电，就办大一点吧。”
江华说：“那就办25000吨的化肥厂。”
毛泽东说：“不叫衢州化肥厂，就叫衢州化工厂，将来还可以扩大。”
年过六旬的江华连连点头，连声说：“是，是。我们就办一个大型化工厂。”
一阵春风，江华那稀疏的头发被吹乱了，他用自己的手指梳着头发。毛泽东接着又说：“浙江有一个新安江发电厂，一个衢州化工厂，这才有气势。”
江华接过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就按主席指示去办。”
江华兴奋地回到办公室，他翻开机要员刚送来的国家建设委员会呈报给李富春副总理的《新安江水电站审查报告》，“审查报告”中“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最小确立18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亿度，每年可节省标准煤万吨，1957年底开始浇灌大坝，1960年底完成全部土建工程，并有两台机组发电。”这是一幅多么壮观的蓝图呀！
新安江电厂要提前发电，衢州化工厂也要快步跟上。新安江水电站全部工程共需混凝土152万立方米，需要水泥34万吨，钢材万吨，投资亿元。
这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修新安江水电站从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订购的大型施工机械被调往北京去搞“十大”国庆献礼工程。浇筑大坝用的几台门式起重机是从小丰满电站调来的30年代留下的老设备。1957年下半年，施工中钻探发现新安江坝基基础岩石挤压破碎，而且破碎的岩石层厚，如不全部挖去，将大大影响大坝坝体安全。经过专家再三研究，决定左岸基础开挖量由14万立方米增至万立方米，右岸坝端开挖也由万立方米增加到万立方米。由于开挖数量大量增加，使混凝土的浇捣推迟到1958年汛期后。新安江水电站副总工程师兼工地设计代表组组长潘家铮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一段历程曾记下如下文字：
在1958年大跃进浪潮中，为了抢回坝体挖基延误时间，正常的设计进程全打乱了。设计一改再改，一“革”再“革”。这里确实也涌现了不少大胆、成功的设计，但也留下一系列问题和隐患。进入1959年，大跃进的“恶果”开始暴露，困难如山，问题成堆，材料短缺，质量下降，施工中问题百出，隐患丛生。接着，左岸山头发生大塌方，交通中断，基坑被埋，甚至发生了第16坝段由于水泥质量问题，把较好的坝体挖掉重来的严重质量事故。 txt小说上传分享
5．周恩来调配水泥（2）
新安江水电站建设中出现的质量问题震惊了中南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1959年3月10日，周恩来办公室给新安江水力发电局打了电话，要求派人去京汇报。新安江水力发电局即派副总工程师潘圭绥于3月11日赶赴北京。
潘圭绥是1933年国立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1951年参加了黄坛口电站的建设，1956年出席全国劳模大会时曾受到周恩来的接见。3月14日上午9时，潘圭绥在电力工业部李锐副部长的陪同下，来到周总理办公室。潘圭绥见到周总理和蔼的笑容，颤抖的手逐渐平稳了下来。
周恩来先说：“新安江电站目前在世界上也算得上是一项大工程。你们承担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最近我从电力工业部上报的一份材料上知道你们前段时间，大坝建设出现了问题，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新安江大坝是千秋万代的事业，不能留下一点隐患。据说，你们最大的困难还是水泥，水泥数量不足，尤其是质量问题。为解决你们的困难，今天不仅请潘圭绥你到这里，还请了建设工程部部长刘秀峰一起听取你们的汇报，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你们的困难。”
李锐插话说：“新安江大坝前段时间出现的质量问题，我有责任。为节约水泥，混凝土内有48％掺和料，这明显影响质量。”接着他又说，“现在国家调拨给我们的是低标号水泥，我们也只得用。”
周恩来面对着潘圭绥问：“潘总，300号水泥过去用过没有？”
潘圭绥回答：“300号水泥虽然没用过，在一个坝块上也曾用过几种水泥。”
这时，李锐又插话说：“他们虽没用300号水泥，没有经过试验，他们加48％的掺和料是错误的。”
周恩来总理听了潘圭绥和李锐的回答和插话，全清楚了。他没有批评潘圭绥和李锐，怀着沉重的心情说：“新安江这么大的工程，要有一个安全系数，实验室跟大批量生产要分开，三种东西是有区别的，一种是礼品，一种是展品，一种是产品。你们生产的是产品，产品是要对用户高度负责任的，不能有一点马虎。新安江下游的几百万群众也是你们新安江电站的用户，对他们的生命财产要高度负责。因此，新安江电站建设不能像搞礼品、展品一样搞得花花俏俏，不实用。”
在场的潘圭绥、李锐，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特意请来的刘秀峰部长，被周恩来总理这一番话说得脸火辣辣的，水泥问题直接关系着整个新安江电站工程的进度和质量。他们三个人深深感到肩上压着这担子的分量。
周恩来总理接着又说：“新安江电站是全国的重点，以后水泥一定要保证质量。”
刘秀峰最后做了明确的表态：“今后新安江电站需要的水泥保证保质保量，按时调拨。”
潘圭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新安江的建设情况，在谈到一些专门的技术名称时，周恩来总理还详细地询问和亲自做着笔记。
周恩来总理接见潘圭绥等三人从上午9时开始到下午3时结束，共花了六个小时。周恩来总理中午还和潘圭绥一起共进午餐。原来潘圭绥打算是进京接受批评的，哪里想到批评的字一个也没听到，总理抽出了那么长的时间，谈新安江电站工程的百年大计，谈质量，细致到调度水泥为止。在告别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还和潘圭绥约下了要去新安江工地视察。
25天后，周恩来总理风尘仆仆地赶到新安江工地。1963年，周恩来总理又在水利电力部《请求批准新安江水电站为对外展览项目》的报告上做出：“拟同意，即送富春、震林、一波退水电部即办”的批示，新安江水电站的模型当年参加了巴西综合性经济展览会，显示了新安江水电站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建设的26个水电站，其中容量在60万千瓦以上的大马河、黑山峡、三门峡、刘家峡、八里胡同、五强溪、丹江口、万家寨和新安江九大电站更是令世人瞩目。这分布在东西南北中的26颗明珠在中国工业起步发展的征途中是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的。
这26颗明珠，是在毛泽东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状态的背景下诞生的；这26颗明珠，是在毛泽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的背景下诞生的；这26颗明珠，也是毛泽东在与西方列强试比高低的豪言壮语中诞生的。毛泽东当时一心追求高速度，他的强烈愿望是尽快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尽快超过欺侮我们的西方国家，尽快使人们过上好日子，这个愿望并没有错。但脱离实际的三年高指标、高速度严重地违反了经济建设规律。在大跃进的旗号下，更使这些离开故土的水库移民饱经饥荒的煎熬。特别是新安江水库的移民，采取搞运动的方式，提出“多带好思想，少带旧家具”，“行动军事化”。移民处于“无产”和“无序”的状态，带给新安江人的灾难更是深重。
1．淳安移民第一村（1）
我的故乡在淳安，新安江水库移民大部分在淳安。
故乡情使我立志要找到淳安移民第一村。
据《淳安县志》记载：“1956年11月，淳安县紫峰乡芹坑村36户，170人首批迁移桐庐县横村乡柳岩村插队安置。”据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安江水库移民纪实》：“1956年10月，新安江水库迁移移民试点开始，淳安县紫峰乡芹坑村28户，125人被列为转迁移民试点村。”尽管历史记载的数据可能有出入，但芹坑是淳安移民第一村是确定无疑了。
2006年9月，我在桐庐县横村镇的民政助理员陪同下，来到柳岩村找到了原村党支部书记朱日华。他今年80岁，患了老年痴呆症，很多事都忘了。他只说：“我们是港口区向莘乡朱家村移来的。1957年10月来参观，1958年春节到这里过年。”
我又到柳岩另一个自然村，找到了后任村党支部书记刘国庆，他今年68岁，谈起移民就好像昨天的事。他说：“我们老家东铜官就在现在新安江大坝坝址边上，是为腾新安江电站建设工地而提前搬迁的，本来移到白沙，后来有老人说，大坝下面太危险，坝倒了就没命了。结果就要求搬到这里来了。我们1956年9月开始准备，10月搬家，一家一条船，农具家具装上船，在桐庐卸下船，到安置点，路也不要走多少。只要你愿意搬，家里什么东西都可以带。后来淳安移民的人都羡慕我们说：‘铜官人搬家连石头都搬走了。’实际上，也不是像他们那么说的。我们搬来时移民房还正在建，开始在老社员家里住，过了两个月就搬进去了。房子也全是泥木结构的平房，房子的泥墙下面几板墙夯得还严实。为了赶进度，上面二三板泥墙就用脚踩了，像鸡窝煤饼一样松。房子的质量挺差的。那时规定一家八个人以上三间平房，一共90平方米。一家八个人以下，只有两间。移民总是艰苦的，比当地人要苦。”
当时的我是急于要寻找淳安移民第一村，就问：“淳安芹坑村移在哪儿？”刘国庆说：“现在我们横村镇柳岩、孙家、宅里、深畈、胜峰、仕家、龙伏、富乐等村都有新安江水库移民，他们大多是淳安茶园、港口几个区移来的。芹坑这个村名这里也没有了，我估计在孙家。”
那天，天下着毛毛雨，我们来到孙家村村头的一个池塘边，见一位洗衣的妇女，头上包扎着一块毛巾，估计是淳安人，我用家乡方言问：“这里有新安江水库的移民吗？”那位妇女听到了乡音，忙站起来回答说：“有，我就是新安江移民。”正在我们交谈时，几位妇女都从家里走出来了，她们对“新安江移民”这几个字，特别是在异乡听到的乡音非常亲切，也非常敏感。一位老太太把我引进了她的家，这位83岁名叫方莲娣的老太太，脑子很清楚，但耳聋。方莲娣老太太跑进房间，拿出一沓用红绸布包起的东西，捧出来交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沓证件，一张地图，还有一个锦溪乡乡政府的公章。一个锦溪乡红绸皮的农会证吸引了我，只见上面写着：“张万茂，1923年出生，锦溪乡副乡长。”老太太重重地对我说：“张万茂是我家的老头，他不幸53岁就过世了。”
这时，几位妇女请的一位老大爷，也急匆匆地赶来了。他听老太太在讲她的老伴，一下来了劲，说：“张万茂可是一个真正听党话的人，在移民前，他是锦溪乡的副乡长，我们村移民是他带的头。芹坑村按计划是在1956年底转迁的，由于新安江电站工地需要，建德县铜官乡全乡提前搬迁，1956年8月，动员铜官乡沈家村张炳章、吴交法等三户移民转迁时，他们说我们三户住在淳安县芹坑村村头，要移等到芹坑村一起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淳安移民第一村（2）
这位老人名叫林仁年，是一位农村文化人，今年74岁，移民时是芹坑合作社的副社长。他说：“人对故土、故乡、故情就是那么割不断，在自己的故土上就是多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