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拥护联合国安理会的两国方案决议。美国还宣布，它会尽力在2005年达成两国方案。但现在都到2009年了，问题的解决似乎还是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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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袖的必要条件（1）
西方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亚洲国家尚未准备就绪，世人屏息以待全球领袖的出现。它必须掌握*、法治、社会正义的原则，重视伙伴关系及具有务实精神。
重构世界秩序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做这件事情。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最为清楚地解释了世界必须进行变革的原因。在2006年12月，他说：
正如战后整个世界帮助欧洲复兴一样，现在世界也必须为未来岁月里新亚洲经济的崛起提供便利。这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助于新的亚洲国家和平崛起的全球机构和新的全球“博弈规则”。这也意味着，为了适应这一新的现实，现有的全球机构和合作框架必须不断发展和变革。对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以及恢复联合国的权威来说是如此，对多边贸易体系的管理、全球环境保护或者世界能源供给的安全来说也是如此。
重构最终将是既困难又容易的。之所以会困难，是因为没有承担这个任务的天生的领导者，西方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亚洲国家仍然没有做好入围的准备。之所以会容易，是因为我们需要走的路很清楚。我们并不需要发明新的原则来改善全球管理，良好的国内社会管理原则能够而且应该在国际社会予以应用。国内的“最优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全球管理上。因此，我乐观地认为，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由于没有天生的全球领导者，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历经时间考验的原则来创建社会和政治秩序。三条最佳原则都是西方的：*、法治和社会正义。亚洲的腾飞靠的就是西方智慧的七大支柱。通过实行这三条西方的原则，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我们也可以用古老的合作精神和实用主义的美德来对此加以补充。简言之，希望是存在的。但首先我们必须弄明白，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带领我们实现目标的天生的领导者。
实际上，现在真正能领导全球的候选人只有4个：美国、欧盟、中国和印度。其他的实体都没有作此尝试的能力或历史权威。
显然，自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领导角色的最强大的候选人。正如我在上一本书《超越无知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之间的信任》中所证实的，美国为世界作出的贡献超过其他任何国家。1945年在美国主导下缔造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是给予世界的一件特殊的礼物。而且，在所有国家中，是美国首先发起了目前全人类正在进行的现代性进程。美国还培养出了一批精英，他们愿意从全球角度出发进行思考。当台上的政府没有履行全球责任的时候，美国的公民社会就会动员起来改变政府的政策。
但是，2008年的美国与1945年的美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再自信。冷战早期的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毫不犹豫地向日本提供自由贸易通道。他对美国超强的竞争力信心十足。如果杜勒斯今天还在的话，他肯定弄不明白卢？多布斯夸张的言辞是什么意思。卢？多布斯及其封闭的心智代表了美国的新面孔。南希？佩洛西当选众议院议长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她具有保护主义倾向。在安全领域，由于新保守主义者相信美国可以单枪匹马地傲视群雄，这已经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了极大的伤害。这完全是个错误。“9？11事件”本来应该给他们一个教训：伟大的美国并不是不可战胜的。然而，美国并没有与世界重新接轨，相反，它与世界之间的鸿沟从未像现在这样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全球领袖的必要条件（2）
欧洲也像美国那样，应该是领导世界的天然的候选人。两个多世纪以来，欧洲主导着世界历史。在伦敦或者巴黎，柏林或者马德里作出的决定，往往会具有全球性的影响。现在的欧洲处于完全和平时期，也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典范。欧洲已经制定出一系列复杂的规章制度来管理其成员国的行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地区有助于催生一个遵纪守法的世界。
但欧洲没能把它这种良好的影响扩展到其领土之外。不管是巴尔干还是北非，都没有因为邻近欧盟而受益。欧盟成员国的国内指令歪曲了欧盟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富有的法国农民的利益高过贫困的非洲农民的利益。这些贫困的非洲农民被迫非法移民到欧洲。为了防止非法移民，欧洲应该采取开明的政策在非洲创造就业机会，但欧洲开明的对外政策却少得可怜。
历史教导我们，任何时期的领导者都是新兴的大国。比如，当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时，它自然而然地成为全球领导者。按照同样的逻辑，中国最终应该会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中国正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鼓舞着全球——如果不是领导全球的话。关于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的部分地区的发展前景，存在着绝望情绪。它们与西方的接触只是破坏了它们的自信。而相比之下，中国从赤贫到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经历鼓舞了它们。当*访问非洲和拉丁美洲时，西方媒体认为这只是中国寻求资源的举动。中国确实对资源很感兴趣，尤其是作为竞争中的后来者。但是中国也对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感兴趣。许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与西方的接触过程中备受折磨，而中国成为它们实现发展的另一个可以选择的伙伴。现在，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如果政治领导人说（就像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一个世纪以前所说的那样）“让我们效仿西方”，这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但是，如果同样的政治家说“让我们效仿中国”，那他们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政治利益。
然而，要扮演全球领导者的角色，中国必须克服其自我封闭的自然倾向。纵观中国的历史，中国文明看不到自己为什么要参与到世界中去。1793年，乾隆皇帝这样回应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
天朝抚有四海……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经过过去一个半世纪与西方的粗暴接触，中国已经从沉睡中醒来。中国现在表现出更强大的文明力量。在这个快速变革与发展的时代，如何把中国团结起来作为一个坚强的国家和政治实体，对中国来说就已经是一个足够大的挑战。鉴于这些压倒性的国内事宜，中国领导人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了国内事务上。*在他的二十八字方针中说过：“善于守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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