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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是新闻的生命。快速反应，是新闻工作者必备的素质。拖拖拉拉，慢慢吞吞，五日一山，十日一水，是新闻工作的大忌。我国新闻界的前辈，如张季鸾、王芸生、范长江、邓拓等，都是倚马可待的快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也是质量，时效一失，质量再高也大大贬值。以这两篇评论而言，如果按常规行事，讨论、研究、立提纲、打草稿，很可能每篇都要花一个星期。那样，即使写得再好，也非受批评不可。现在一赶，几个小时就出来了，发得正逢其时，这种时效本身就是一种质量。
快，要靠平时的积累，靠自身素养。这篇评论虽是急就章，但仍然有思想，有内容，不是应景之作。这很不容易，作者厚积薄发。如果头脑空空，没有积累，恐怕只能说些空话。石头里是榨不出油来的。
范敬宜的点评恰如其分，艾丰更是记得当日的情形。1995年8月，###总书记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发表了一段重要的讲话。宣传口负责人通知，《人民日报》要组织文章。时为下午3点多，报社总编辑范敬宜接到通知着急了，找到艾丰后说明原委，要求尽快写一篇评论。还没有回家吃饭的艾丰回答说：“好，晚5点交稿。”他马上开始动笔，两小时内按时完成了任务，把评论交来。总编辑范敬宜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刊登了这篇评论《把握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中央领导同志对这篇评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那天，正逢###总书记会见新加坡客人吴作栋，谈到了国有企业改革。###说，关于国有企业怎么改革，可以看今天《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的评论。
范敬宜的《总编辑手记》记录了这个过程，并从新闻业务的角度作了深刻的评论，但对艾丰当时如何保持自己的良好心态以保证写出这样的作品，不可能在这个场合作深刻阐述。
丁关根批示“注意劳逸结合”
“无照经营”的故事，也说明了他的心态。
《人民日报》的夜班总是由一位总编辑或副总编辑值班签发版面的。一度由于副总编辑配备不齐，人手不够，三位编委包括艾丰也被排进去轮流值班。后来新任命的副总编辑们来了，编委就可以不再值班了。艾丰找到范敬宜说：“新的副总编辑都到任了，我是否不再值班了，不然我就是‘无照经营’了。”范敬宜说：“他们新来，中央领导同志让他们先不上夜班，你再不上，那就全由我上吧。”艾丰明白了他的意思，说：“好吧，我就‘无照经营’吧。”
艾丰连续值了40天夜班，心情平静地进行着“无照经营”。除了完成任务之外，他还有突破。值夜班的责任很大，任务很重：当时《人民日报》是一天出8块版，有6块是要夜里审定的。从夜里10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先要审定6块版的版式，然后又要对6块版的大样进行初审和终审。艾丰为了提高报纸的鲜活性，搞了一个“当夜配评论”。版式定了以后，他看哪一条消息有比较深刻的内涵，就告诉编辑，画版样时留一块“空地”，他要马上配一篇评论。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电脑上写作，40多分钟以后，他把成品——录有评论稿的磁盘交给编辑上版。一位了解《人民日报》历史的老夜班编辑说，这种由值班总编当夜配评论的事例极为少见，只有“文革”前副总编陈浚做过一次。
差点“栽”进长城案（4）
一位新来的副总编知道他“无照经营”和当夜配评论的事情后，对艾丰说：“你的做法，对我们的灵魂是一个震动。”
艾丰能够随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积极工作，但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艾丰发起和指挥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获得了很大成功，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肯定，但仍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议论：“艾丰心思没用在办报上。”“万里行”活动本身就是新闻工作中的一种创造，大大提高了新闻工作对经济工作的影响力，但不做深入思考的人，一听这话就会觉得很对呀，整天忙着搞活动，还有多少时间管版面？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放到更重要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上呢？
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议论，艾丰心里当然感到不痛快，他想：“我搞‘质量万里行’并不是为了表扬和提拔，但总不该反倒成为自己的‘负数’吧！”但怎样为自己澄清呢？找领导去谈？向周围的同志解释？这些都不是艾丰的性格所愿意做的。
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1995年年底，报社编委会要求每个编委会成员做一次两年来自己工作的述职报告。他决定，要在这份报告中认真为自己“评功摆好”，把自己的工作全貌写出来，以澄清那些似是而非的看法和说法。属于自己已经完成的工作部分，他列了四个方面：第一方面，自己亲自写的新闻作品，两年内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公开报道、评论、内参共104篇，约15万字；第二方面，作为经济部主任，研究中央方针政策，落实到新闻宣传的选题和版面的设计，组织报道，修改稿件，还有部内的工作改进、制度建设、人员培训等；第三个方面，作为编委完成编委会交给的任务，包括代表报社参加国际会议的任务；第四方面，以“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和名牌战略活动为主的社会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社会的意义和对新闻
改革的意义。把各方面做的工作集中起来一看，他自己都有些吃惊了，两年来竟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仅其中的第一方面，两年来在《人民日报》发表104篇共15万字的稿件，就是一个勤奋的记者才能达到的工作量，而艾丰还有其他三个方面的工作呢！
◎1995年丁关根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考察人民日报社，邵华泽社长向他介绍艾丰。站起者为艾丰。
1996年春节前夕，艾丰把述职报告送交了社长邵华泽同志。他想，社长春节期间值班，抽空可以看一看。没想到，社长邵华泽当天就看了，看完之后又转呈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丁关根同志。
春节前，腊月三十，丁关根对艾丰述职报告的批示传回报社。他对艾丰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艾丰工作很努力，经受住考验，并希望艾丰注意劳逸结合。丁关根同志特意向艾丰和他的家属致以春节的问候。
艾丰是个要求不多的人，这几句批语让艾丰很快慰也很激动，因为理解是最让人动情的。
总编成败任评说
“这就好像刀刃和刀背，冲到前面的是刀刃，因此被卷伤的肯定不是刀背。你做刀背还是做刀刃？”
——艾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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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比雍正（1）
披荆斩棘是最能让艾丰兴奋的事情，历史再一次给了他这个机会。
1996年4月，艾丰调任经济日报社任常务副总编辑，6月“扶正”，担任了总编辑。任命通知是经过中组部、###联合调查之后，以中共中央通知的形式发出的。这意味着艾丰得到了党的最高层次的肯定。他的心情自然是激动的，特别是在经过这么多挫折。那一年，他58岁。
当时他写了一首到任感怀的诗：“笔下风云追分秒，版面方寸纳五洲，船行险滩须放胆，高歌猛进呈风流。”从诗中可以看出他想好好作为一番的心境。
其实，他更感到一种压力。这压力既来自信任，也来自他面对的任务。虽然他搞了多年的经济报道工作，但现在他面对的是国内经济类最大、最具权威性的一张报纸，面对的是拥有过杰出前任的报纸。谁都知道，接手一个烂摊子不容易，但接手一个高手领导过的单位更加不容易。要在这样的单位担任领导，继承前任的优点已经很难，还要在很高的水平上“创新、发展”，这谈何容易！
《经济日报》创刊于1983年，它的创建者、第一任总编辑是安岗。安岗何许人也？早年从家乡天津到解放区参加革命，18岁担任晋察冀《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解放以后，1948年组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开始担任副总编辑。20世纪50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重点建设工程的报道，因其特色和深度产生过巨大影响，有“安岗式报道”之说。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他又在《人民日报》创办了《市场报》，从这个名称就可看出他思想的超前性。他办报以点子多而著称。
安岗是艾丰的老师和领导。艾丰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时，安岗是新闻系主任；艾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读研究生时，安岗是该系主任，可以说他们结下了不解的师生之缘。在《人民日报》，安岗又是艾丰的领导。
安岗奠定了《经济日报》发展的基础。艾丰说过，安岗为《经济日报》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框架，这个好框架为能够比较快地成立报业集团创造了最基础的条件。艾丰认为，安岗是《经济日报》重要的无形资产，1997年他在任的时候，曾主持召开了“安岗新闻工作60年研讨会”。
范敬宜——继安岗之后《经济日报》又一位总编辑。范敬宜是范仲淹的后代，虽然在1957年以后20年内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历经坎坷，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大展身手的机会。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写的《莫把开头当过头》成为传诵一时的佳作。到《经济日报》后，他捋
顺了报社的内部关系，确立了《经济日报》的地位和风格，扩大了《经济日报》的影响。
艾丰视范敬宜为诤友和领导。他曾写过一首诗敬赠范敬宜：
先忧后乐秉祖训，无可不报振新闻。
一代儒将传奇在，理同情合我师尊。
艾丰提起他的优点，如数家珍：“老范是文人中的文人，我是文人中的武人。在工作方式上，他侧重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整理出来加以采纳。所以在他的手下，大家感到发挥的空间很大。我锋芒毕露，他比我柔和……老范不仅把新闻看成工作，更看成乐趣。你让他看版面、审改稿件，对他来说，那是一种享受，我做不到这一点。新闻界达到这个境界的也很少。”
范敬宜对艾丰也很亲近和尊重，总是称呼“老艾”。艾丰到黄山后写了两句诗：“如此黄山未入岳，何叹世事多不公。”范敬宜常常引用这两句话，并以此为依托，赠诗给艾丰：
艾郎才气势纵横，名满神州一奇星。
如今黄岳成魁首，莫叹世事多不公。
两位前辈，一师一友，皆为大家。
他直接接手的前任是第三任总编辑杨尚德，对杨尚德，艾丰这样描述：“在大学我们是同学，虽然年级比我低一级，但他是调干学生，年纪比我大，已经有新闻工作的经验。在同学中他很有名，因为当时他在《人民日报》文艺版上连续发表多篇杂文。那时我们都把在《人民日报》发表杂文看成高不可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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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比雍正（2）
面对他们，艾丰自比雍正，他说：“雍正面对的是‘康熙盛世’，康熙很成功，你来接手不掉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在高手的基础上再创新，这就很难了。不过，盛世不等于没有问题。初创报纸时，大家为创业所激励，一些问题会掩盖下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持续发展，许多新矛盾必须解决。”
1983年到1996年，13年间，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的媒体状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媒体特别是经济类媒体大量涌现。不可忽略的现实是：20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经济日报》“金鸡独立”、“一唱天下白”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新创刊的一批批财经报刊在市场中雄起，《经济日报》不可避免地受到竞争和冲击。如何把握新经济体制下的新闻报道？如何把握新闻媒介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的新闻报道？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把《经济日报》再提升一步？这些都是新的课题。
对于报纸的持续发展，艾丰有这样的认识：一张报纸要真正“立住”，必须经过5年到10年的考验。在初创时期拥有的“新”的优势逐渐消失之后，必须在体制、业务、人事、管理、手段等方面全面建立正常、良好的制度和运营机制，一直保持创新的势头，才有可能办成成功的报纸。
大手笔抓报道
在总编辑的岗位，艾丰抓了不少大事，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6年6月，艾丰到任不久，就带领一个记者组主持采写了反映上海实现两个转变的系列报道，连续六篇述评在报上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20世纪80年代上海在改革开放中落后了，以致人们在谈论“大上海的沉没”。90年代初大上海开始崛起，对这一变化的深层原因许多人并不清楚。这组报道比较全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特别揭示了上海最“看家”的经验——土地批租。过去上海发展总是寄望于国家的优惠政策，希望上交少一点，自己多留一点。但靠这种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即使国家少要一点，给上海多留一点，这点资金对上海的发展需求来说，也是杯水车薪。后来他们解放思想，从自身找办法，发现最值钱的东西他们没有利用好：上海经过近代和现代的发展，最值钱的是地皮，但这些最值钱的地皮却被大量效益很低的企业占据着。于是，他们决定把市中心的里弄小厂一律拆迁，腾出地皮来出让，一下子筹措到了几百亿人民币和几百亿美元。大上海的建设有了雄厚的启动资金……这个经验后来为许多城市所效法。
1997年初，报社在北京召开全国记者会议。艾丰在会上向记者做报告，谈自己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供大家在搞报道时参考。他一共谈了12条，第一条就是“出现了全面的买方市场”。当时的宣传口径，“需求不足”是禁区，但艾丰从分析实际情况中感到确实存在着需求不足的问题，于是就从另一个角度把它表述出来，“买方市场”其实就是需求不足的表现。这个报告的提纲登在了《经济日报》的内参上，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看了这份内参后，在上面批示道：这篇文章写得很全面。于是艾丰有了底，把报告的内容改写成文章，题目是《注意经济形势的阶段性变化》，在《经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199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998年“两会”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宏观调控的核心，《经济日报》提前七八个月宣传了这一思想。
1997年艾丰组织了“黄河断流万里探源”大型宣传报道活动。一到春节黄河下游就没有水了，形成了断流。母亲河没有乳汁，这是综合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社会的警觉和关注，于是编辑部决定搞一个大型宣传报道活动。活动策划方案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的批示，也得到了水利部的支持。采访启动仪式在报社的大院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陈俊生、水利部部长钮茂生到会讲话，然后记者组开着带有“黄河断流万里探源”字样的汽车出发。从4月15日到7月1日，记者们从山东黄河入海口一直走到青海黄河源头。除沿途到第一线采访之外，还在每个省召开新闻发布会，一路采访，一路宣传。到青海黄河源头采访的时候，艾丰也亲自到了青海。在和青海省委、省政府领导座谈的时候，艾丰对青海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青海的经济仅从本省看，规模很小，GDP还赶不上沿海一个地区，但从对全国的作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