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翻翻空中杂志，恰看到苏轼写的《点绛唇》：“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苏老大似乎不喜欢跟人同坐，但我喜欢。那么我愿意与谁同坐呢？金农有首题画词曰：“记得那人同坐，纤手剥莲蓬。”好美的意境。我也曾有过那样同坐的人——当然不只是纤手，粗细胖瘦黑白的都有。但是一个个都渐行渐远了。我最要好的兄弟——高三八时代的同桌肖麟，已经鹤归千日了。正应了我大学时写的诗：“当年满座风流子，几###宵共泛舟？”如今，欲与三五老友月下同坐，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事了。怪不得我那么喜欢到小饭馆里吃拉面、吃凉粉、吃肉串，原来我是要与他们同坐——与那些粗声大气的民工、蓬头垢面的民妇，我从他们的欢笑打闹中看见了我的朋友，我由此知道我切实地活在人间。
怀着这样的思绪走在冰城的街头，竟然又多次被行人认出。东北人真是直率，有的脸对脸逼上来问：“我昨天看你跟窦文涛在电视上啊，怎么一下跑这儿来啦？你，你是你吗？”
我忘了带墨镜，便俯首钻进一条胡同。不料一声责问扑面袭来：“你还要往哪儿走啊！”抬头一看，竟然是高中同学潘冰——现在是锦绣电子的潘总。便到她的办公室同坐了一会儿，拿了上次聚会的合影。聊起她当年的同桌魏乃清——我给取的外号“为爱情”，还有白泉、王军等。潘冰说找到郭伟啦，还说赵晓明从加拿大回来，戴个绒线帽，模样几乎一点没变。可惜我不能多坐，一连串要办的事情等着我。告别了开始发福的潘冰，想起20多年前她像个小瓷娃娃似的，现在孩子已经跟我们当年一般大了。
记得那人同坐（2）
到哈尔滨是路过，只有几个小时的自由空闲。给几位旧雨打电话，不是空号就是关机。王老善办公室没人，手机说是空号。老倪更绝，全国百强城市里大概只剩他一个还使用呼机，人家寻呼台为他一个人还得开着。于是，想跟老朋友同坐片时的愿望只好取消了。
在街头买了份号称中国比萨的“乡巴佬烧饼”，挤着买的人很多，哈尔滨人喜欢扎堆儿。烧饼确实风味独特，软脆酥香。边走边吃，一面想着从小到大曾经同坐过的亲人、邻居、老师、同学、朋友、恋人……几句词漾漾地涌上心来：“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几声彩铃打断了我的迷思，低头一看短信：“干啥呢？土老冒。”一片霓虹灯突然亮起，乃发现烧饼已经吃完了。我轻轻地舔一舔双唇，不留下一粒芝麻。
帝国主义的乏走狗（1）
本人文章一向温柔敦厚，虽然经常被讥笑为庸俗无聊，但一般很少遭到政治批判，所以很为那些假自由主义英雄气恼，他们恨我为什么不进监狱。凡是不进监狱者，就意味着是政府的走狗，是专制的奴隶。我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很“安全”，就得宣布自己经常倒霉，而且必须实际倒霉。唉，做人难啊。
下面是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然后我再贴一篇某权威对我的批判。幸亏时代毕竟变了，否则这一篇批判，就够我进监狱了。
最近遇到一件很蹊跷的事，我的几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时，均被不谋而合地删去了含有“帝国主义”字样的句子。有篇文章是“一稿多投”，先后在远隔数千里的两家报纸发表，两位责编仿佛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出手就英雄所见略同地轻轻抹掉了那个“帝国主义”。我捧着样报，不禁感慨万千。
责编删改作者的文章，是常有的事，也是编辑的工作职责。我的文章由于经常不合正人君子的口味，被编辑修剪润色一番，已经几乎成了我懒得提起的惯例。再说约稿的编辑大多是我的朋友，他们并不是胆敢蔑视我的语文功夫，而是怀着“这也是为了您好”的心情毅然下刀的，目的是咱们彼此都少惹点麻烦。所以，我一般也颇能理解编辑的善意，不跟他们秋后算帐。总不能为了咱自己说话痛快，砸了编辑朋友的饭碗不是？
然而这一次，我觉得非说几句不可了。因为如此默契的阉割行为，已经超出了责编与作者的关系。也就是说，这已经不是编辑的个人行为，而是在这背后，有一只强有力的看不见的手，借助编辑的笔，删去了那个令他无比讨厌的“帝国主义”。那么这只手到底是谁的手呢？
我想，这只手不会是一只政治的手。我想决不会有哪个政府部门、哪个官方机构命令所有的媒体编辑们：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刷品上，不许出现“帝国主义”的字样。我想不但我们中国不会，其他发达不发达国家都不会，就连帝国主义的大哥大美帝国主义，也每天都有正义或者假正义的文章在口诛笔伐着“帝国主义”。而奇怪的是，偏偏在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神州大地，却出现了对“帝国主义”的封杀。
于是我不能不想到，发表我文章的报纸是给谁看的，谁是它们的衣食父母。据说当今这些铺天盖地的都市报主要是给“白领”看的。领导白领的核心力量是谁？据说是千万个“成功人士”，或者简洁爽快些，就叫“富豪”。而所谓富豪，恰恰是跟“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的“霸权一族”。如果你去追问，为什么删掉了“帝国主义”？他们是不会也不敢正面回答的。他们会说这个词儿太陈旧了，或者太刺激了，或者太革命了，直接地说，就是太不与国际接轨了，太不全球化了，太不WTO了，太不反恐怖主义了……原来这就是张开在我们报纸后面的那只看不见的大手，这是茅盾《子夜》中翻云覆雨的赵伯韬的手，这是曹禺《日出》中始终没有出场的那位金八大爷的手。这只手可以花钱买下整份报纸的版面，这只手可以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每一个热闹节目的嘉宾席，这只手甚至可以一夜之间拿到北大清华的正宗博士文凭，那么这只手轻轻删掉我孔庆东的一个“帝国主义”，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呢？他们就是要把我孔庆东从这地球上删掉，也并不比吃顿万元早茶更费事啊。
想明白了，我反而释然了。我被删掉过批评领导的话、批评北大的话、批评明星的话、批评大款的话，但竟不料，在几十年前就推翻了三座大山的五星红旗的中国，今天居然被删掉了批评帝国主义的话。这是帝国主义指使他们干的么？我想决没有如此弱智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固然有野蛮讨厌的一面，但善于吸取批评意见，起码摆出个“言论自由”的民主姿态，恐怕也正是帝国主义能够发展壮大的技巧之一。而中国那些并非依靠自由竞争爬到富豪地位的英雄们，恐怕给帝国主义当走狗人家还嫌档次太低呢。并且，这些国有资产的大盗们也决不肯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正如当年梁实秋先生誓死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按照梁实秋的逻辑，没有正式的录取手续，没有固定的年薪，没有明确的赏罚制度，甚至没有明确的主子，那就不能说是走狗。逼得鲁迅只好另造新词，改称他为“乏走狗”。鲁迅因此在中国的富豪们那里永远落下了“爱骂人”的罪名。富豪们是从来不骂人的，是从来文明的，卫生的，而且还要帮助别人删掉不文明不卫生的骂人的话，以使这世界更加安定有序、更加欢乐祥和、更加杀人如草不闻声。而我偏偏不愿领情他们的教诲，因为我自信已然看穿了他们是一群假富豪。他们觉得自己不可一世，觉得自己跟帝国主义就差三两个台阶了。但正像老舍《茶馆》中的一句台词：帝国主义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替帝国主义自作多情了一番，不过是充当了一回帝国主义的乏走狗。况且，又得罪了我孔庆东，天堂和地狱两条路上的公关都搞砸了。因此，我为自己释然之后，是真为这些富豪兄弟担心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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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乏走狗（2）
唐朝小帅爷：
在下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但依旧清楚地意识到，当知识精英们把为人民服务悄悄变成为大款服务的时候，有良知的人们就有必要强调为下岗工人服务，为失去土地或丰收成灾的农民服务！
moonmove922：
我惭愧了……我正从事着给帝国主义写字的职业……老孔，你骂的好啊~~我正是每天出卖着社会主义培育出来的手艺，捧杀着帝国主义的目标受众，奉养我那向往共产主义的爹娘啊……
孔子论庙灾
近日读孔子圣迹图，看到“知鲁庙灾”一节，很有意趣。使我不仅想到了###功，而且想到了诸如日本的靖国神社等相关问题。原文如下：
孔子在陈，陈侯就燕之。子游闻路人云鲁司铎哭，及宗庙，以告。孔子曰：“灾必桓厘乎？”陈侯曰：“何以知之？”曰：“礼云‘祖有功，宗有德，故不毁其庙焉’，夫桓厘，功德不足以存其庙，而鲁不毁，是以天灾加之。”既而鲁使果以桓厘报灾。陈侯谓子贡曰：“吾今乃知圣人之可贵。”
孔子在古代思想家中，属于相对不迷信的，对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但是他从来没有否定过鬼神的存在，他相信冥冥之中的“天道”。他不去巴结天、贿赂天，只是按照大丈夫的原则行事，自觉站在天的一边，所以他相信“祖有功，宗有德”，那宗庙就立得住，如果没有功德，或者功德很小，甚至功不抵过，那宗庙就立不住。不值得保存的宗庙应该毁掉，如果人不去毁，老天爷就亲自动手去毁了。
中外历史上毁掉的宗庙不可胜数，因为随着时代的演进，功德的价值判断在变化。“破四旧”并非文革的发明，如果不抄家不打人，只是单纯的破除旧礼教、树立新风尚，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历史常例。今天我们不毁宗庙，并不意味着我们比红卫兵更懂得历史，我们是从文物保护的意义或者是发展旅游的目的出发的，其实是一种利用神仙和祖宗去赚钱的“文化商人”心理。今天的多数人并不去追询那宗庙里的神祗有什么功德，那些宗庙虽然还在矗立着、维修着，其实在我们的心里，早都毁掉了。因为那些八方神仙和列祖列宗，至少已经一百多年没有保护过我们了。即使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大多数教徒也只是依照文化的惯性例行公事，很多人连圣经都不曾通读的，每个礼拜去忏悔一次，仿佛是道德罚款，出来后继续自私自利，蝇营狗苟，教堂只相当于他们的精神厕所。只有###教的穆斯林们，比我们要虔诚，肯动真格的。可是太虔诚了又容易产生排斥“异教徒”的原教旨思维，正如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红卫兵”们，把所有为平民百姓说几句公道话的人都打成“左派”，满脑子不自觉的圣战意识。在他们的心里，是有宗庙的，那就是美国的自由女神。
按照这样比较麻烦的逻辑，那日本应该不应该保存靖国神社呢？那神社里的列位神怪到底对日本人民功德大还是罪过大呢？当今日本的主流思想，当然认为功德大，所以谁当政了都要去参拜。而反对参拜的中国韩国等，则认为是罪过大。可毕竟是人家的宗庙，人家自己不毁，咱们也不能举起十三亿块石头，隔海砸人家玻璃。美国那么霸道，也没有毁伊拉克的宗庙吧。毁庙是还须建庙人的。
看这几年的架式，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已经跟裸奔似的，看客越多越上瘾了，一时半会儿戒不了。而我们又没有自己的“靖国神社”或者“保家卫国纪念堂”之类的可跟人家对抗，连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拉了几声警报都有白领一族表示讨厌，说是干扰了公民的自由生活。所以我看此事也只有相信孔子的态度了，假如日本的靖国神社确实不是东西，那自有天灾加之。这样说未必就是怯懦或者迷信，因为天灾加于日本，已经不是十回八回了。除了东京大地震、阪神大地震之类的“纯天然”灾难外，独享两颗原子弹一事，恐怕也不能单纯看做“人祸”。多行不义者，耶和华当然是讨厌的。国人多恨日本，而我却心存几分悲悯，不知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发明了方便面和卡拉OK的民族还要逆天行事多久，是天灾太多对于苦难就麻木了吗？尽管靖国神社里供奉着许多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但我仍然希望那些鬼魂在地狱里经过劳改后，能够真的给日本人民带来福祉、带来和平。最后用一句我去年学到的不知明确含意的藏族咒语结束吧：嘛哈噶啦奔森堡！
国剧运动（1）
今天到紫竹院拜会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主任张旭先生，他在那里清茶相待。我们一见如故，谈起共同建设中国“国剧”的问题。中国20世纪以来，戏曲昌盛、话剧也算繁茂，但如何打通中西，建立向世界发言的中国“国剧”，一直是个难题。从五四时代鲁迅、闻一多、徐志摩那一代开始，这条路就坎坎坷坷。后来借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的东风，民族歌剧才大放异彩。从《白毛女》到《洪湖赤卫队》，从《刘三姐》到《阿诗玛》，从《珊瑚颂》到《江姐》，中国有了自己的音乐剧经典。但是自从重新进入崇洋媚外时代以来，这条探索之路越来越窄，除了摹仿，就是抄袭。号称跟国际接轨，但“国际”正眼都不看我们一下，因为谁会对自己的拙劣模仿者感兴趣吗？张旭深情地谈起样板戏，谈起样板戏英雄于会泳先生。他认为样板戏是中西艺术结合的辉煌顶峰。我也谈到现在不能自由地谈论和研究样板戏，政治上一棍子打死，但是在人民的心里，真正的艺术是永生的。于会泳天才地将样板戏的音乐建构到一种美轮美奂的境地（顺便跟昨天质疑的朋友讲一句——“美轮美奂”这个成语是可以用在建筑领域之外的），可惜他政治上比江青还要幼稚，竟然在四人帮被捕后，因为担心华国锋收拾他而自杀了。一代奇才就此陨灭也。张旭有志创作中国新世纪的崭新“国剧”，我被他的艺术激情和爱国激情所感动，答应寻机合作。
然后回去跟儿子谈话。儿子不想继续背《论语》了，我说已经都背完了全文，现在不巩固，很容易忘掉。儿子的懒惰使我很伤心。但是后来谈到他已经读完了《书剑恩仇录》，现在把《碧血剑》也读了一半，我问了他读后的感想，居然谈得很好，我又很高兴。我说你现在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初中生了。我送给他一本我的《笑书神侠》，说你可以读读这个了。
前天中午吃的东北烤肉串。听到从心底发出的嚎啕痛哭，摧人心肝。晚上跟我的研究生们吃饭，庆祝赵静毕业。我对赵静说：你的素质很好，具有强烈的上进心，动手能力也强，但是不够沉稳，禁不起挫折。我送给你一个谜语，希望对你有帮助。走错了，别出声——打一人名。谜底就是：赵静。人的一生可能会走错很多次，但是不要动不动叫唤起来，要默默地忍耐，化挫折为力量，那就会像歌里唱的“越走心越甜”的。赵静表示接受。给了陈珺稿费，给了王灏发表他文章的样刊，送给学生们我的书。饭后一起去“17英里”唱歌，大家都很开心。
昨天给多位老师打电话，通知30号开会事宜。晚上去“烤肉宛”二楼开语文教材策划会。方晓山老师在楼下还有一桌朋友，拉我过去结识。晚上回来虽然酒意心事俱浓，仍坚持读书两小时。毛泽东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世界杯进入十六强阶段了，中国球迷挥舞着人家的国旗，更加亢奋了。好比情人节之夜，一大群光棍狂欢庆祝，所以说，中国球迷是最可爱的球迷，是最具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