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虽然出生在那样一个富贵的家族里，但她却自始至终有着一种内在的朴素无华的素质。我见过一张母亲二十多岁时的老照片，那是母亲年轻时在他们住家的大宅门里的留影。照片的背景是柳绿花红的仙境，前面却站了一个身穿素色花布旗袍、梳着两条小辫子、含着微笑的母亲。母亲看上去明丽光鲜，却不奢侈招摇。这张旧照片实际上是我母亲一生的真实写照。她在以后学有所成，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以及安度晚年的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勤俭持家的特色。
今天，细细地回想起那个小小存钱盒的往事，我深深地体会到母亲当时的用心良苦，她是想让那个小小的盒子告诉我一个积少成多、勤俭持家的道理。岁月如梭，当年那个小小的存钱盒如今无影无踪。然而，装在那个存钱盒里的，母亲对我所有的挚爱、教诲和期望却久久地留在了我心灵的深处，让我受益终生。
母亲虽然很勤俭，却会时常送给我一些小礼物，她的每样礼物都是很有纪念性的。在我入小学的前一天，母亲一下送给我两样礼物。一件是书包，另一件是花色纱巾。书包是黑色皮革的，文雅大方。我至今仍记得皮包上细细的纹理，那条纹恰似母亲的情感，那样的严谨、细腻、条理清晰。纱巾是透明的，上面有着许许多多红黄相间的彩球，它领着我进入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梦幻世界。当时中国的轻工业还不够发达，纱巾几乎是清一色的。只有母亲送给我的这条，是那样别致，那样与众不同。我喜欢极了，把它围在头上，系在脖子上，蒙在脸上，终日不离身。
1964年，母亲到北戴河参加“四清”工作，为期一年。回北京时，她从海边带给我很多各式各样的贝壳和五光十色的石头。石头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色彩绮丽，对我这个生长在京城的孩子来说，那真像是从阿里巴巴山洞里挖来的宝贝。后来我用彩石，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盆景，放在我的床头桌上，想母亲时，就看看它。
到了“文革”期间，我上小学四年级时，举国上下都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人们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当时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上，对于数学的学习不求甚解，一个字“混”。结果终于混出一次数学测验不及格。当我把考卷交给母亲时，母亲的脸异常严肃。记得当时我们母女俩面对面地坐着，母亲从学知识谈起，直到理想、道德、人生，总共讲了三小时。我们之间这样的交心，以前没有过，以后也再没有过。仅此一次，却让我终生难忘。以后，我无论做什么事，都讲求认真、力争第一，这和母亲的这次长谈不无关系。
六、蓦然回首（6）
除了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以外，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母亲有着一双灵巧的手，她喜欢为我编织各式毛线衣。沾着她手香的毛线衣陪伴着我一路走来，成为我心中最富有色彩的记忆。
幼年时节，在我的故乡京都古城里，人们大多还是以绒、棉制品来御寒。毛线衣裤仍算是一种很奢侈、很时髦、很特别的装束。由此，母亲为我亲手编织的那件毛衣就变得更加珍贵了。那是一件用水红和乳白两色细线编织而成的套头毛衣。母亲用红线作底色，用白线在上面点缀出秀美多姿的各式小花。小小毛衣，看上去像是一件极其精巧的艺术品，活泼中带着几分文静，艳丽中含着些许淡雅，天真中透着点滴成熟。毛衣的针针线线都凝集着母亲丰富的想象力和别致的审美观。母亲就是这样用她手中的线，让我童年的生活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求学时期，“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那时的人，不仅在思想、行为、语言方面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就是在穿着上也变成了清一色。“文革”中，学生们的装束大多是军绿上衣、蓝布裤子，远远望去，总是灰蒙蒙黄糊糊的一片，分不出男孩儿和女孩儿。在那个年代里，母亲不能再为我编织带花的毛衣了。她却选了一种透着青春气息的枣红色毛线，为我织了一件贴身毛衣。这件毛衣虽然是一色，又没有任何花样，但质地却出奇柔软细腻，穿在身上既轻巧又暖和，既舒适又合身。尽管我不得不在毛衣外面罩上一件军装，领口处却可以露出那似有若无的枣红色。仅仅是这一点点的更新，就足以使我的内心升起一层层的喜悦和梦幻。母亲就是这样用她手中的线，为身处特殊年代的我增添了几多色彩、美好和快乐。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衣着文化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市场中，各种各样、款式新颖的时装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毛衣的色彩和花样更是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人们没有必要再像以前那样辛辛苦苦地编织了。母亲却仍旧一如既往地买线、编织。当我开始恋爱时，母亲为我亲手编织了一件花样翻新的淡蓝色毛衣。这件毛衣的特点是曲线柔和，伸缩有度，恰到好处地勾画出一个苗条少女的身影。它让我在那个花枝招展的大千世界里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高雅和清纯。母亲就是这样用她手中的线，使我在恋爱中的心情，既能像蓝天那样的明净无云，又能似海水那般的轻松自如。
在母亲的一生中，编织始终就是她的爱好。她用她手中的一寸寸的彩线细细地编织出一个流光飞舞、变换万千的世界。穿上她亲手编织的每一件衣服，就像是得到了一个又一个温馨真情的拥抱，而慢慢地流入内心的那份甜蜜，更会化成一种天长地久的情怀。
自从我自己做了母亲之后，便更能从内心体会到母爱的真诚、无私和伟大。我现在身居美国，与母亲已是聚少离多。
2005年的春节前后，我有机会回北京，在父母家小住两个月。母亲格外高兴，她以她全部的爱来欢迎我这个远方归来的女儿。七十多岁的她，仍旧不辞辛苦地照料着我的生活起居，让我感到一种少有的踏实。山转水转母亲仍是家庭坚实的轴；云变风变，母亲仍像泥土一样沉稳执著。而我最喜欢做的是坐在母亲身旁，静静地聆听她讲她的童年，那些遥远的、另一个时代的往事，对我总有着一种神奇的诱惑力。
母亲对她自己家族的历史的回忆，多半是零零星星的片段式的。她讲逢年过节时的那份华贵和热闹，讲旧时结婚的礼节，讲她所见过的所有绚丽多彩的珍珠，讲旗袍的来历，讲旗鞋的新颖，讲满族女人的头饰。
我从她的故事里，了解到旗袍最早是满族人穿的长袍，衣袍镶边，多多益善。直到1911年，虽然清王朝统治早就结束了，旗袍却没有因此而消失，反倒是一路翻新，一直走到今天。旗人穿的鞋，又叫“寸子鞋”，鞋面为彩绣，看上去无任何特殊之处。不同的是鞋底，木质高根，镶在鞋底正中，一般是3到6厘米高，形似花盆，所以又叫“花盘底鞋”。而满族已婚女性的发式，多是绾成如意式的发卷，所以又叫“如意头”，远看恰似头顶上顶了个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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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蓦然回首（7）
诚然，对于一个现在远居他乡、长年生活在地球另一半的我来说，这些故事早已成为一段发了黄的陈年旧事，早已离我远去。但是贯穿在这些故事中，一路走下来的主线，却是我那一直深深爱戴的母亲。
4父亲厚爱可见一斑
写到父亲，我的笔就变得笨拙起来，总有着一种不知从何处下手的彷徨。我的父亲今年七十有余，他知识渊博、见多识广、从容幽默、思想丰富、雄才大略。如果把父亲比作那浩瀚无边的大海，我则是海里的一滴水；如果把父亲比作连绵不断的山峰，我则是山脚边的一粒碎石；如果把父亲比作那一望无际的蓝天，我则是天空中的一颗星。所以，用我的这支笔，来勾画父亲那不平凡的心灵的轮廓，我是力薄才疏的。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从父亲平日的点滴小事写起。
我父亲的祖上从清朝初年起，就开始在北京定居了。父亲可以称得上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从父亲平日的言谈举止、举手投足，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北京人的特征，它是将质朴和诚恳、执著和热情、谦虚和宽容、开朗和友善融为一体的协调的人性特征。
父亲一生很少离开北京。他的一切都是在故乡的这片热土上得到的。
父亲自幼就是个历史迷，特别是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幼年时候的他，从酷爱历史小人书起步。读书识字后，便更加如饥似渴地读史书。上初中三年级时，他已通读了二十四史，从而更坚定了要走研究历史学这条路的决心。1950年，父亲高中毕业，为了能作他最崇拜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学生，考入了辅仁大学历史系。大学生活带给父亲最快乐的事是有一个书源丰盛的图书馆，那里的所有的史书，父亲都一一浏览过。他在大学求学期间，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图书馆和旧书店里。很快，在名师的指导下，父亲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在中国近代史上。1953年，父亲被调入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作资料员。父亲对此项安排，心满意足。原因是资料室不仅藏书丰富且资料繁多，父亲由此有了一个博览群书的好环境。那时的父亲干脆住在资料室中，终日与史料为伍。1954年，父亲被派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短短的几年中，父亲通读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以及上百种历史和哲学方面的期刊杂志。
1956年，父亲回到北京师范大学执教，迄今为止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父亲在教学和研究的两个园地中辛勤地耕耘，付出了他全部的心血和智慧。
父亲讲课时，永远是严谨而不失风趣，悠然而又神采飞扬。他将原本枯燥乏味的历史，讲得出神入化、深入浅出。他总能让他的学生进入一个引颈张目、全神贯注、如沐春风的状态，从而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种子，播进了每个学生的心田，点燃了他们求知的欲望以及对于理想的追求。除此之外，他还指导过一百多名的硕士生、博士生、国内外访问学者。这些弟子，现在有很多已学有所成，在学术界和其他领域里成就非凡。
父亲的第一本书《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发表在1957年，从那时起到如今，父亲的杰作层出不穷。其中著名的论著有《唯物史观与中###史学》、《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毛泽东思想概论》以及八十万字的《静如文存》等等。
父亲不仅专心一意教书、搞研究，同时也十分关注中共历史学界的发展和变迁。为此他又担任了许多重要的职务，诸如中国中###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党史学会会长等等。父亲忙，忙得心甘情愿。
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种种的磨难，可是父亲却不为世俗所左右。他以豁达的人生态度，持之以恒地走在他教书育人、学术研究的路上。他最终成了一名硕果累累、弟子成群的知名历史学家。
父亲的学生们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张静如学术与教育思想研究》的书，里面记述了许许多多有关父亲一生的卓越贡献。然而，作为女儿，我想用一种极轻松的笔调，告诉人们一个实际生活中的父亲张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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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蓦然回首（8）
父亲也是一个有血肉之躯、吃五谷杂粮的人。无论他在外面是怎样一个伟大和杰出的历史学家，回到家里，却永远是那个待人厚道、平和慈祥、幽默风趣的人。
我小的时候和父亲并不亲。父亲对于童年时的我，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我长年生活在外祖父母身边，父亲在我的生活中总是处于一个可有可无的地位。
我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发现父亲的内心有着一块属于我的地方，我居然是那样兴奋可见我是渴望父亲爱我的，而父亲的爱是有着独到之处的。
父亲很少，或是说从来没有给我买过玩具，他对于儿童玩具总是不屑一顾。对儿童图书他却看得很重，因为他的童年是在图书伴随下长大的。他坚持认为儿童的早期教育必须来自于书本。为我买书读书成了父亲的专职。印象中他买给我的第一本书是《木偶奇遇记》。那时我还不识字，只会看画。父亲每次来外祖父家看我，就是很耐心地绘声绘色地为我读故事，一步步地领我走进了那美妙的童话世界，让我童年的思绪随着父亲的故事此起彼伏。其中有很多故事，我都是百听不厌，而且能够倒背如流。每每读到伤心处，我便会泪水涟涟。
父亲在“文革”中下放农村，闲来无事，便自学中医中药学和针灸学，到了后来，父亲居然可以为当地的老乡开方治病，并为农村的一位瘫痪老人针灸治疗，且初见成效。父亲的这一手中医的本领，同时也歪打正着地用在了我身上。我是那种自幼就体弱多病的孩子。最让我受苦的是过敏性哮喘的毛病。每次犯病都很严重，我那时就懂得了何谓窒息的恐怖。父母带我访遍了名医，但效果甚微。每次犯病，必得由父亲开中药来为我医治。说也奇怪，当时的哮喘，无论吃什么药都无效，只有吃父亲的药最灵。或许父亲开的中药里，除了那根根草草以外，还加进了父亲的许多爱和期望。到了我上初中时，北京协和医院的变态反应科才刚刚成立。又是父亲四处托熟人，才将我这个年仅14岁，却有了10年哮喘病史的病人交给了医生。在几年的治疗过程中，我一边在医生的指导下做脱敏治疗，一边服用父亲开的中药。在这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下，我的哮喘居然一点点地减轻，以至于最终达到了“斩草除根”的效果。
从小就没离开过北京的我，真的没听说过什么是复活节。我却有幸得到过一只巧克力兔子糖，那是父亲送给我的五岁生日的礼物。栗色的兔子，做得有棱有角，活灵活现，在一张玻璃纸的背后竖着两只耳朵、静静地望着我。那神态，至今回味起来，仍是历历可见。
我当时口水“纵横”，可是仍舍不得吃那一只“兔子”。我把“兔子”放在全家我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从早到晚，我无数遍地去看看它，且嘴里念念叨叨地告诉它我心中的秘密。天知道，我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毅力！“兔子”居然就这样平平稳稳地摆着，好像放了一个世纪那么长。终于有一天，我发现“兔子哭了”，这才意识到它会一点点地融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决定动嘴了！但那与其说是吃糖，倒不如说是舔糖更为准确。于是，可怜的“兔子”从胖到瘦，从没了耳朵到没了鼻子。经过我为期一周的“奋战”，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诚然，一只巧克力兔子是不能永久保留住的。但是父亲的爱却随着那只巧克力兔子，深深地、永久地融进了我的心，让我的心永远地被爱着，被包容着，像是裹在层层的巧克力糖浆里，甜蜜得永远都化不开。
真正回到父亲身边生活的那一年，我刚好14岁。从那时起，到我结婚为止，大约和父亲一起朝夕相处的日子，也不过只有10个年头。时间不长是最珍贵、最温馨、最难忘的日子。在那屈指可数的岁月里，父亲以他特有的方式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
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家做饭的日子。当年，父亲为了支持母亲的工作，同时又不耽误了正在长身体的两个小女儿，毫无怨言地一人挑起了做饭的重任，精雕一日三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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