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向日本透露一丝风声的“无情无义”的举动痛切地感到自卑和恼火；另外，作为与中国一
衣带水的邻国，地缘政治上的隔绝与真空又让日本的危机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增无已。在
这种“形势比人急”的情况下，田中角荣终于排除干扰，来北京谋求邦交正常化。
一个很小的插曲很能说明日本当时的“暖昧”心理，在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员国的席位而必须驱逐台湾这一向题上，日本的立场与大多数国家相反，但当这个问题已
经解决以后，他们却时不我待地到北京来与周恩来碰杯。这种婢女地位与自主意识的顶撞而
呈现出来的古怪、无惜的行止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日本国的尴尬和政策上的茫然。他们往往
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能确定对策。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被提上日常议案之后，日本国内仍有不少政治家对日本与“中华民
国”的关系将置于何种框架内而争论不休。在他们看来，抛弃蒋介石从道义上讲会使日本蒙
羞。因为正是蒋介石先生在战后“成全”了日本，使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几百万被俘将士顺利
地回到了日本而没有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并且也是蒋介石放弃了中国的一些权利，才得以使
日本既保留了天皇制又免遭像德国那样被分占的局面。蒋总统中正阁下对日本可算是恩重如
山。
于是，在田中访问中国之前，日本内阁却先派出一名叫椎名的特使前往台北去解释日本
方面的意图。但椎名这个角色显然是滑稽的和不堪负担的。解释什么？怎么解释？或者是道
歉加谢罪。这如同一对将要离婚的夫妇之间司空见惯的种种情景：另外的爱情对现存的婚姻
产生了严历的挑战，但离异又被旧情（一日夫妻百日恩）和彼此相连的利益所困扰，而且还
将面临某种（可能是自身的）道德的控诉——如何使自己偿愿但又不会在道德上失分、在利
益上蒙受太多的损失，这个问题要处理好确实不大容易。椎名在赴台之前也对自己的使命槽
槽懂懂：“就这么一张机票让我去？让我说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时候居然没有一个
人出来给他布置任务，连“相机行事”这种话都没有授于他。由此可见日本当时的局面是多
么混乱，政客们似乎全都对现实和后果失去了感知力和判断力。
如果按照日本的一厢情愿，即要实现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又想保持与台湾在外交上
“以往的状况”。这显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婚姻观。周恩来知道日本这一想法后，在人民
大会堂以少有的愤怒的口吻说：“这是怎么回事？日本到底想干什么？”一个当头棒喝又使
日本人救火似地赶到北京来解释。其情其状现在想起来也让人既好笑又为其感到可悲。
我们可以说，中国为了实现与日本的邦交正常化，其胸怀的宽广是日本许多政治家所无
法比拟的。这毕竟是一个给中国乃至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国家。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前
辈的宽容精神及超越怨恨的恕道情怀为之感叹。日本人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看到了，
而且也承认了，但是，他们在感激之余为了释放自己的负罪感，却作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中
国之所以如此宽囿日本，是出于他们“大中华”思想的谋略考虑，而且还隐含着跨世纪的野
心。意思就是：之所以不与你纠缠于历史，是因为中国要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现实环境，
以谋日后称王称霸。这就使我们想起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寓言，在对待日本这个国家的种种
问题的处理上，中国在其种程度上也是可悲的。
1．如果中国多初不放弃对日索赔……
我们能够理解周恩来总理当时的考虑，把日本国内的好战者与日本国民分开。这无疑是
一种理性的、面向未来的考虑。我记得周恩来当时说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坚持要日本赔偿战
争损失，那么这笔负担也会转嫁到日本人民头上。但是，做恶的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一小撮
军国主义分子，整个日本人民其实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赞
同周恩来（其实也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呀。我们中国应该有这样的大国气度，赔偿是次
要的，重要的是两国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不要再发生以前那种伤害我们的事了；况且，如
果真的使战争赔款成为日本人民的巨大负担，那我们用这笔钱时心里不是也不好受吗？为了
中日友好，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这种朴素的情感和只有中国人才有的推己及人的思维，
很遗憾却没有得到整个日本民族的尊敬和理解。
如果我们当初不放弃战争赔偿呢？
或者说，在处理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时，是否可以把这个问题先搁置起来，留待时机成
熟时再结算呢？
这种问题的提出并非出于中国人的狭隘和出尔反尔，因为现在有很多事实证明，我们对
自身权利的放弃并没有换得日本人对我们真正友好起来。换一种说法，日本的友好是有限
的，自救性的，他们对中国人并没有那种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所谓“一衣带水”、“同文同
种”所生发出来的自然而炽烈的感情。
其实，在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国际社会已经对日本战争罪行给受害国所造成的生命财
产损失规定了赔偿份额，其中国为中国在所有国家中因受害时间最长、受害范围最广、受害
程度最深而被裁定的获得的赔偿最多。但是赔偿份额的确定并没有真正反映出我们遭受损失
的实际情况。
是否可以这样说，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所扮演的角度，是我们国家之所以现在仍与西方有
很大差距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因。
问题往往会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国际关系的变动而越来越明晰。不错，作恶的是军国主
义，而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是，军国主义的土壤认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
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优越论造成集体幻觉，军国主义又怎能那么顺利地开
动战争机器呢？“暖昧的过程”使日本去侵略别国更多的是一种文学论调。而中国人把军国
主义和国民分开只是为了使日本能更快地摆脱战败和耻辱带给整个民族的那种绝望和悲愤，
能够重塑国家形象，并通过邦交正常化使两国携手在亚洲开辟一个新纪元。但是，现在我们
看到了宽容之树却结出了酸涩、变异的果实。
我们是否弄懂了这一点：当我们不愿把负担放到日本人民头上时，我们国家和人民所遭
受的空前的苦难却也没有了补偿的希望，我们的前辈的滴血的心灵却无法寻求哪怕是象征性
的安慰，我们所取得的胜利除了赶走侵略者这一点之外，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充填了。
我们如果当初不放弃战争赔偿，那么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大大加快；人民的生活也将
比现在更美好、富足。而且，把所欠的债务予以讨回，既天经地义又能使作孽者的反省有了
一个更为容易进入的点。
如果我们不放弃战争赔偿，那么，今天在日本对华贷款一事上就变得简单多了。即使我
们不放弃也不迫索（但是要计算利息），日本还能动辄以冻结这笔贷款来要挟中国吗？他们
不可能从这样的角度考虑：对华贷款是具有某种补偿性质的——这一点双方都心知肚明——
如果把这个问题与要求中国放弃核试验等同起来考虑就是一种卑劣行径，是一种在国际政治
中最令人讨厌的行为。
尽管以上的一切都是假设，在我们放弃了那么多权利的时候，我们只能保留这种“假
设”的权利了。
2．日本总是把背朝向中国
自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之后。双方度过了一段回想起来非常温馨的时期。而
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出于对下个世纪两国也能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考虑，亲自倡议中日青
年加深交流，其高潮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三千日本青年来到中国与中国青年联欢。由此可见，
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放眼世界未来和确
定中国的轨迹。三千青年来中国，其形式可能有点矫情，但决没有虚情假意。
当时，我尚在上海华东师大做老师。在日本青年即将到达上海之前，我们像迎接一个从
来没有过的重大节日那样，打扫校园，采拮鲜花，并且学习速成日语，以便见面时能用简单
的日语与人家交谈，使其不至拘谨、不适。学校的话剧团在赶排主题为日中友好的话剧，当
时我的学生宋强还在剧中扮演了一个曾在侵华战争中强奸中国妇女、但战后却一直致力中日
友好的日本老人。他演得特别投入，台下经常听到抑制不住的抽泣声。但从此以后当他走在
校园里时，所有女生部远远绕开他走，令其十分苦恼。操场上的草皮也被精心修剪，栏杆油
漆一新——因为将要在那里举行一个中日青年大联欢晚会……
一切都如过眼烟云！
一切的一切！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付出的激情已经消解在冰冷的现实中。日本一次次
地把背朝向了中国。
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对中国人民的人权进行过大规模蹂躏和剥夺的国家，有
什么资格来奢谈人权，来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众所周知，近年来，日本国内的不少政要总
是逮住时机就翻侵略亚洲的案。比如，教科书上的所谓“进入中国”，你们难道是坐民航客
机来的吗？比如，在一张图片上，一个日本土兵用刺刀挑起一个中国婴儿举向空中——从没
有听到日本国内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啊，真残忍，真羞耻啊。”听到的反而是：“南京
大屠杀？有三十万人吗？这是不是为了仇日而采取的宣传伎俩？”更有甚者，他们居然还想
在《纽约时报》上发布广告，要为自己洗清冤屈。
虽然日本政府追于亚洲各国的压力而如是再三地使一些“胡说八道”的高官引咎辞职。
但是，让我们往深处想一想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前赴后继者？
这显然是一幕戏，一幕早已排演好了的戏。也许现在主宰日本那些政治家心灵的信念就
是：过去的历史是人创造的，那么人也就能改变——更确切地说——改写过去的历史。
比如，把“侵略”改成“进入”。总之，日本军队到过中国。进入的方式可以“暖味”
一点。
比如，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上就到底杀了多少人来回纠缠，反正死者不会开口说话，也没
有资料确切、细致的记载。而且，时间越推移对日本越有利。
比如，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人对于亡灵的正常的追思方式。如果中国就此说三道
四就冒犯了日本人民的感情。
这就是日本对于中国人民的人权的态度。
联系到在第六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日本追随美国支持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采取行
动”，就更显得滑天下之大稽了。
这一点，作为同是战败国的德国，对待战争的反省就显得比日本要深刻和真诚得多。
一份资料说，战后多年后，德国共付出几十亿马克来主动赔偿那些被他们国家侵略和带
来痛苦的国家；他们对以色列的赔偿更为巨大。这不失为减轻德国人心灵债务的方法之一。
在德国，如果为法西斯招魂，法律将予以严惩。
当勃兰特总理访问波兰时，他当着全世界的面向二战中牺牲的波兰人的在天之灵下跪。
这一举动并没有使他的信誉遭损，反而使其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没有一个日本首相到中国的土地上下跪过，没有一个日本政治家到中国来，用一种令我
们感动的方式来为我们死去的同胞祈祷过。
但他们可以在靖国神杜，对着战犯的牌位下跪——因为，那是些“为国捐躯”的人。
所以，由此得出结论，就是日本的人权观其实也是“暧昧”的。他们并不真正尊重人
权。他们尊重的只是西方的价值观，只是西方的对华战略。正像他们当初要与中国邦交正常
化那样，因为美国人已经走在了前面，不然，日本决不敢越雷池一步。
其实，即使在实现正常化时，日本人的考虑也是很实际很有“眼光”的：中国将是个多
么巨大的市场啊，如果按六亿人口算，每人买一双日本产的鞋子，那就是六亿双哪！
即使从市场的角度考虑，日本对于西方和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是两样的。一位赴美留学人
员说，日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比出口到中国的在质量上要好多了。这位叫张广群（《第三只
眼睛看美国》）的留学生在书中说：日本是一流的产品输出欧美，二流的产品自己使用，三
流产品销往中国。丰田公司的“Camery”及日产公司的“Maxima”这两种型号的车是专在欧
美出售的。而北京满大街跑的“皇冠”、“蓝鸟”、“公爵”之类的车则是专门为中国生产
的。
由此可见，从汽车的销售策略上，我们可以一窥日本这个民族的奇怪的文化心理，亦能
映照出日本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所遵循的不成文的原则：面向欧美，背朝亚洲。而且，日本
对自身的“处身性”也极其暧昧和苦恼——无论亚洲还是欧美，都没有正直地对它予以认
同。
3．日本应该韬光养晦
不可否认，战后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与伦比的奇迹。对于
整个亚洲来说，日本所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亚洲现阶段飞速发展的经
济，日本也起到一种催化剂作用。
但我们同时也发现，当人们提起日本时，除了对它的国土有所确认外，我们更多的是把
它当成一个经济体而不是一个国家，如果作为一个国家，日本似乎还有许多致命的结构性缺
陷。
二战以后，日本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它首先被作为一处对抗共产主义火种的
工具而被美国加以利用了。在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及二战后的“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一
个巨大的空洞——就是说，这种过渡是突兀的、被外来势力强行附加的。在美国的精心挟持
和喂养调教之下，日本长成了一个奇怪的形态：它有着肥硕的身体，但脑袋很小；日本的面
容上是那种力图把桀傲不驯和狂燥深深隐藏起来的谦恭。可以说，虽然战后五十年日本创造
了惊人的物质财富，拥有了足以傲世的高新技术和外汇储备。但是，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依然
是痛苦的和不被明确的理念所支撑的。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日本人几乎个个都是
工作狂，有很多人甚至恳求老板能让其留下来加班，但下班后，日本男人却很少有直按回家
的，他们总是想到酒馆去大喝一气，对着卡拉OK吼几嗓子，然后才神智迷糊地往家走。
在按受西化时，日本并没有把西方人文精神的精髓与自身的血液融汇在一起——他们只
按受了表面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这样一个民族如果被－个邪恶的诱因所激发，必然还会干
出使世界骇然的事情来。
说得率直一点，日本想在亚洲坐正龙头老大的位置而且拓展生存空间之梦想从来就没有
彻底湮灭过。现在，端倪的显露足以让我们警惕起来。
比如，现在日本国内有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已经在为二战中自己的行为而小声辩护：
“我们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