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说不- 第5部分

　　　　但是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存有疑虑：不称霸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做“超级大
国”？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争取做世界势力的积极领导者和强大斡旋者？

　　　　我们没有理由因“瓜田李下”之嫌向世界隐蔽掉我们的雄心，我们没有必要因国力的迟
钝而“口将言而喂嚅”。连利比亚这样的国家都敢于提出“小联合国”这样诗意而可爱的想
象，那么试问：我们是否应提出一场战斗！当大规模的世界冷战结束。许多重要国家和组织
都变得面貌不清的时候，我们是否多想一下重塑我们的特色？——我们的正义色彩是足够
了，但感觉令人缺乏信心的是强度不够，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是意志的强大。

　　　　我们多一点精力去设想：我们今、明、后天如何对发展中国家或国家联盟负起更大的责
任。

　　　　从自由思想者的角度。我对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弃权持担心的态度。因为我
有这么一种“唯恐”——唯恐这苦心积虑为西方人所轻慢。。

　　　　这种“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式的苦心积虑在未来更加尖锐的国际矛
盾中会不会显得孱弱无比？——稳健未必能左右逢源，跃进也未必会失掉此岸。

　　　　西方就在我们的地盘上动手，我们别小瞧了尼加拉瓜们袖珍小国联盟的议案，更别小瞧
了塞内加尔与台湾“建交”后的渐进影响。注意：这些可都是大有来头的哩，如果我们仍照
常规办事，将来我们在主权这样的基本问题上蒙受羞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割裂中国领土的世界性阴谋——决非危言耸听——正反映在国际事务微妙变化之中。

　　　　像澳大利亚这样的我们长期认为是无害的国家，最近都叫嚣着要加入“保卫台湾”的行
列之中，更呈明了我们要缩短解决台湾问题日程的急迫性。

　　　　爱情往往是一秒钟之间发生的，量变到质变的奇观也与之类似。台湾问题，尤其是离心
主义的量变迹象充分反映在岛内岛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一连串动作和言论之中。

　　　　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的谈话曾引起人们的惊骇。那种真实而悲痛的独白，平心而论，不
能简单地认知为心理扭曲使然。李氏经过日占时期，我看过一部台湾乡村电影，很惊异于台
湾社会生活被日本同化的程度：青年人整洁而笔挺的学生制服、和蔼而热心的乡村警察、农
妇头顶的白色头巾、房舍内的榻榻米，俨然一个亚热带的日本。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台湾
小调，其风格明显的承袭于东瀛。不能否认它们构成许多台湾人温馨童年的一部分。李与一
堆和他有同样感情经历的人，都是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我亦认识到李是一个有政治敏感度
的人，他走过的探索之路恐怕是当年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他描述“一二·八”血腥之夜时
的惊悸心情，也是厌恶黑暗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情——顺便说一句，国民党当局“一二·八”
大屠杀给台湾人民的心灵创伤也是台独势力的情感煽动法宝之一。历史亦写道：日本殖民者
对台湾发展的某些照顾和部分台湾人的某些栽培优于当时的“满洲国”（统治历史长、同化
程度深的缘故）——至少我是这样理解李氏的感情背景的。我确认李的生涯决定了他在台湾
方向上的隐晦言行的内在真实性，其个人经历也折射了台独理念的由来。由此我不能不提到
日本，因为台独势力的日本背景不逊于美国。日本国内要求突破宪法以实行集体自卫权的喧
闹不仅引起亚洲周边国家的担心，而且顺理自然的，会埋下未来中日对抗的种子。根据“集
体安全”的法则，日本可以有根有据地向它的关系密切的国家提供道义以外的援助。——我
们可以由日本同台湾省的历史关系及国际势力对台独（或叫事实台独）的推动，进行一次危
险的推理：假如台湾宣布“独立”，假如日本国权丰满完毕，那么我们未来将面临一个什么
样的同盟？那时候的我们，将出于对孤立的顾忌和人民安宁幸福的考虑，忍痛放弃既定目
标。

　　　　台湾海峡将筑起一道无形的哭墙，我们目睹那一湾浅浅的海峡，心底流泻着千年长恨。

　　　　我们认为：至少是中国的普通民众，应将那句克制的警告再递进一层（“坚持和平解
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至少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
—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全世界的危险势力每时每刻都
在引导台湾的偏航，我们为什么要怕这怕那！

　　　　我们还记得早年间的那句话：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武力不仅是维护尊严的手段，有时候也是赢得和平的法宝。

　　　　现在言战，会以我们的五年计划为代价，可能波及面更深更远，甚至于造成我们国家前
进的一度滞迟，但如果一切凌辱无故而加之，我们有勇气不惜代价。

　　　　这种代价与未来的永恒的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将因我们的某些牺牲换来更多
的补偿，世界将为之重著编年史。

　　　　有道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当美国青年开始怀疑，为祖国应征去死是不是值得骄做的事
情（这种价值观早已被其父辈所认同）。那么，中国是不是有责任帮助美国人民彻底确信这
一点？在华盛顿，耸立着两座战争纪念墙，一座是越南战争阵亡军人纪念墙；另一座是朝鲜
战争阵亡军人纪念墙。中国游客来到华盛顿时，总是怀着激动而感慨的心情在其中的一道墙
前面留影（那墙上刻满了美国青年的名字，至今我们可以屏息听到墙体内传出的诅咒）——
中国人很有必要到那里走一圈，因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奉陪者是
中国大兵。

　　　　由此我联想到将来，将来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在台湾问题凌迫我们再奉陪一次，我们
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预备刻上更多的美国青年的名字。

　　　　我们深信，那座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墓地。

　　　　论“费厄泼赖”还是应当缓行

　　　　英国著名外相麦克米伦说道：“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已经逼近
了国际合作中永恒的真相的核心。

　　　　在本章开宗明义地检讨亲美情绪时，我曾毫不犹豫地退出对苏联帝国主义的厌恶心情一
——顺便指谪几句我国社会的“标准”用语，动不动“前苏联”、“前苏联”的，好像一夜
之间谁都有了历史沧桑感的样子。苏联就是苏联，它是一个永恒的具象，且在时空中它永远
是现实。我毫不掩饰地说：如今我有一种较彻底的回归，我对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及其他独
联体国家有着前所未有的好感，这种好感，从苏联解体那一天起便达到了质的飞跃。

　　　　一个广大壮丽的国家在一次狩猎之后，便四分五裂。这使我感到一种宿命式的悲哀。

　　　　同样，作为强大国家而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似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种很强大的积
累是以民用消费品短缺为代价赢来的）。同样令我感到震惊和困惑。

　　　　民主德国的实例也能印证我的困惑，民主德国曾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紧随英国，在东欧
阵营中光彩夺目。然而在完成统一以后，却变成西部财界的巨大无底洞，这不得不让人们发
问：到底咋啦？

　　　　理念的崩溃、秩序的崩溃一夜之间发生了，当这些国家在痛感中翻过身来，似乎变成了
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发出了丧失言说能力的嘤嘤。

　　　　五年以前，俄驻北京大使馆曾热情支持一本中国企业专题画册在俄境内的传播，那本画
册充斥了白砂糖、猪肉之类的产品。一时间，独联体国家的萧条令我们有许多嗟叹。

　　　　可是我们差一点忘掉了基本概念：即使俄罗斯在世界风景中继续黯淡许多年，她也永远
不可能是一个二流国家。就像我们越发痛责自己，越发不满足于我们硬件和软件的缺乏，我
们就越发坚信我们作为现代化大国的基本素质已经具备——一样，一回事情。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俄两国基于未来宏大目标的合作，我们热情地注视着中国和其他独联
体国家的亲善。我们以尊敬的心情看待俄罗斯的痛楚，认定这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福
音。

　　　　着眼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俄罗斯必将成为思想上和利益上的盟友。同样的着眼点也将放
在未来世界事务中比较有前途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如德国、东欧、东盟和南非。这绝不是一
种诗意式的跳跃．而是基于世界变化趋势的深刻事实。

　　　　我们的利益守恒原则是基于未来的不求回报的原则，这出自于东方佛教的“功德”观。

　　　　因为我们深信世界大同的思想源泉在中国——关于这一点，已经由拿破仑起造了两个多
世纪的舆论。今天已经拥有了实现的空间和模具。

　　　　对远大目标的企盼不意味着对现实的轻弃和对西方采取孤立主义态式。

　　　　因此，利益守恒原则对于西方主要国家需采用双重标准，哪怕是缺乏大度的、睚眦必报
的。麦克米伦小语：“只有永恒的利益。”

　　　　李鹏总理出访法国，带去一大堆订单，全然不顾英美人幽怨的眼神。此举我双手造成。

　　　　我极端赞成对西方贸易的“长官意志”，——不要跟我奢谈“政治和贸易是两回事
情”，这一守则对西方政客们不合适。在我们看来，西方七国对我国市场的争夺正好是我们
贯彻“麦克米伦精神”的最好契机。

　　　　“费厄泼赖”——公平竞争对于西方大国来说，从来就不是商业成功的法则。对于顽冥
不化的西方列强来说，取消订单才是医治他们忘乎所以的最好药剂。

　　　　坚决赞成把订单交给尚有思想活力的法国。

　　　　同样的，坚决赞成把订单交给具备良好大国雄心的德国。

　　　　以后也赞成把订单源源不断的交给那些政治上表现一贯良好的发达国家。

　　　　只有这样做，才能在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一言概之，才是最大的“费厄泼
赖”。

　　　　同样的，关于《论“费厄泼赖”还是应当缓行》的题目，也想试图就中国对于不发达世
界的责任做一点探究。

　　　　我们曾有过“坦赞铁路”这样的工程。

　　　　因此谈到责任问题，我们的民众有一些逆反心理。

　　　　我们可以完全不理睬台湾当局的“银弹外交”，——跟他们较劲没多大意思。但是我们
是否应该采用一种更博大的战略。以铺开我们的善果、打开我们的经营、丰富我国劳动者的
世界经验，为我们走向全球做更全面的预备呢？

　　　　要知道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相比，后者是无法“费厄泼赖”的。我们曾经有过同样的痛
苦经验。

　　　　因此增加对世界贫困地区和弱小民族的援助也是中国最大的“费厄泼赖”。

　　　　“沉默的大多数”就要发言

　　　　尼克松曾经一语而譬之的“沉默的大多数”，可以启示我们：什么是决定政治进程的内
在动力。

　　　　时髦人物的政治花祥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景观来丰富新闻的可视性的。但是不能否认——
时髦人物（或事物）容易引起错觉，就像我看《阿甘正传》，重温那两首著名歌曲《答案在
风中飘》和《圣弗朗西斯科》，我长期以为——反战和嬉皮士就是那个年代的美国社会主
流。克林顿就是搞反战出身的嘛，但克林顿为什么又如此费神地否认那段革命历史呢？克林
顿也偶然吸过大麻，但克氏于吗又要请求美国人民的谅解呢？试看吧：“特种战”照样在
打，柬博寨照样在炸，海岸线照样在查。这就是美国的基本历史和现状。所以不要认为那些
可以上头版新闻的校园抗议、亚拉巴马暗杀是构成现实的头等要素。美国人热衷于输出这
个，有没有标榜其社会生命力的居心？我看是有的。我喝天津的美国牌子可乐，这是一种纯
外销（指美国以外——作者）产品。里面有一股让人腻歪的浓浓的砂糖味，而我知道美国人
自己喝的可乐没有这种重的糖份，美国人卖给我的香烟，尼占丁含量也比他们自己抽的高得
多。所以静下心来。思量一番到底我的错觉出在哪里。

　　　　当我年过三十，我意识到我亦加入人生当中的“沉默的大多数”了，尽管——特点是不
太那么“沉默”。我在电台工作，曾同“美国之音”业务上有所联系，这些同行们工作上非
常认真，从他们寄资料的行动中也看得出他们很有财力，我向他们的认真和慷慨致敬。我相
信他们作为美国政府的雇员，和我一样也属“沉默的大多数”——不太那么花哨的中坚势
力，我至今认为他们对我们在业务上的帮助是开卷有益的。

　　　　但是我要说：“美国之音”在整个亚洲的推广，从汉语、泰米尔语到乌兹别克语，它所
源源散布的一切，从社论到摇滚乐节目，又何尝真正占领过亚洲的心灵？当它竭力鼓吹世界
的一种“变化”时，它又何曾看到了另一种更为深刻的变化？后一种即是世界格局的“多
数，’，今天也不算是太沉默寡言的“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概念——或称思维方式，首先适合于我们。我们长期以来认识政治全
貌喜欢用一种轻巧而浅薄的方式，即：高层内幕、时髦人物的沙龙怪谭才是决定国家方向、
透射国家真实现状的权威窗口。这种肤浅的见解，缘由于我国人民千百年以来独特的政治热
情以及——怎么说呢？——长期以来政治权力受压制的历史。直到今天，我们尚对政治频道
传播的正统讯息存有疑虑，存有很大程度的不满足感。老实说，对这种心情，我是有同感
的，我也对现状有很大的不满。但我可以肯定他说，每一个普通人从政治频道接受的讯息，
包容了他所迫切了解的国家进展的基本大势。从这一点上说：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一切是真实
而有份量的，国家的进步、社会的思潮的演变——尽在你认为是很普通的消息之中。

　　　　是什么促使我们不珍视身边发生的事情而到“美国之音”里面寻找真理呢？是什么令我
们迷信“美国之音”的道德勇气和自由姿态呢？他们住得那么远，却装着用一两颗卫星就能
窥视中国偏远山村械斗事件的样子，装出一付每时每刻都能洞悉政治局会议发言记录的样
子，他们对我们采用一种对待小国的态度。它的社论，对世界上每一件稍有影响的事件说三
道四，企图以此来影响别国的知识阶层。冷战以后，“美国之音”继续向美国所不喜欢的国
家传播蛊惑性的言论——话说回来，美国所不喜欢同样不喜欢美国的国家实在是太多太多
了。然而“美国之音”的随意性及其记者的老顽童式态我们已经领教得够深的了。

　　　　在美国新闻业繁荣和新闻手段发达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东西——我怎么说它好呢？我记
得中国的一位小说家曾说：小说是什么？小说是《圣经》的语言，意谓小说家须像上帝那样
说话。美国的新闻工作者至少是对我们的报道方面，明显的有那么一种《圣经》笔法，这种
笔法对我们感知上的贻误不只是一次两次了。

　　　　比如说，某个事件由十个画面组成。美国人往往不是公正而智慧地把最重要的几个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