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交给了王方。不知怎的，王方感到手中的这半张美元沉甸甸的……
6月末，王方回到了哈尔滨。在道里中央大街一栋白俄楼房的三层阁楼里，王方召集自己手下的情报员开会。
王方看了一眼在座的同志，严肃地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各自为战，哈尔滨地区由我负责，奉天地区由张秀春负责，大连地区由王英负责。我担任上海总部和满洲组织的联络员。没有特殊情况各地区的小组不要发生横向联系……”
很快，从7月开始，各组的情报员开始行动。王方以惊人的速度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平齐线王庙子等地发展了自己的情报员。张秀春在奉天吉村等地发展了组织。只是王英在大连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但上级并没有责怪他。（事后方知，大连另有国际情报组在活动。）
10月，东北的天气渐冷，可哈尔滨北面的一条公路却在加紧抢修。关东军征调了附近几个市县的数千名民工，开始紧张地施工。
一天，王方绕到这座神秘基地附近，发现来往的军车上都印有“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字样。王方不禁有些疑惑：供水能有什么秘密呢？但他还是如实地向上级作了汇报。几年以后，苏联人才搞清楚。这个部门代号“731”，是支神秘的细菌部队。
1936年3月，抗联第六军二团在李兆麟的指挥下袭击了老钱柜伪森林警察大队部。4月，赵尚志指挥三军一部攻占舒尔河街。5月，夏云杰指挥六军一、二、三团分两路袭击鹤岗矿山镇。
抗联三军、六军在汤原一带的活动极大地震撼了日伪统治者。同年秋，日伪军对汤原、依兰、通河、木兰等地发动了大讨伐，妄图聚歼抗联三、六军等部。
一天深夜，在哈尔滨道里中央大街上的一栋俄式小楼的阁楼内，门窗紧闭，并挂上厚厚的窗帘。王方独自一人铺开一张军用地图，正细细地观看。关东军组织讨伐队进攻抗联三、六军所需部队的兵员、武器装备均需动用哈尔滨到佳木斯这趟铁路线，如能破坏一段铁路，炸翻几列军车，肯定能支援抗日联军的斗争。可是，选在什么地段爆破合适呢？经反复斟酌，王方决定在绥化与庆安之间的东津站下手，那里是山地，便于隐藏，能打能退。爆炸地点确定了，新的难题又摆在眼前。这么大规模的爆破，怎么也得需500公斤梯恩梯炸药，到哪去搞呢？王方陷入了沉思。
9月25日，王方头戴礼帽，身着长袍，来到了位于四方台的伪警察大队队部。他的一位同学在这里担任中队长，虽然平时来往不密切，但在上学时两人关系还算可以。
王方刚进队部，一眼就看见老同学周振忠正在那里对部下指手划脚。
周振忠见到王方不禁一愣，但很快就笑着迎了上来。“老同学，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路过此地，想起老同学在这里高就，所以就想看看你。”王方拉住他说，“走，咱们喝两盅！”
两人在警察大队部不远的一处酒馆坐下，边吃边聊。
“老弟，身居高职，有人有枪，很威风嘛。”王方给周振忠斟满一杯洒。
“别提了，”周振忠端起杯子将酒一口喝下。“这哪是人干的活呀。日本人不信任你，老百姓又骂你，简直里外不是人……”
通过初步接触，王方认定周振忠是个良心未泯的人，可以利用。
当天夜里，王方住在周振忠的警察宿舍中，继续长谈。关键时刻，王方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老弟，不瞒你说，我是抗日分子！”
听了王方的话，周振忠并不吃惊，“其实我早就有耳闻，你参加了抗日组织。我佩服你，你放心，我不会告发你的。”
王方趁热打铁，“我要搞一次军事行动，希望你能配合。”
“你要我搞暴动吗？这恐怕不行，”周振忠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实在是没办法呀。”
“不，只需你给我提供一批烈性炸药就行。”
“炸药！”周振忠想了想，“我们警察大队可没有这玩意。不过，附近的日本仓库倒是有……”
第二天夜里，周振忠带着王方和一个叫张小明的贴身卫兵，乘坐一辆大卡车来到日军仓库附近。周振忠拎着一瓶酒和一只烧鸡，找到值班的日本少尉，又是喝又是吃地将他缠住。王方则在张小明的帮助下爬进仓库，盗走了500公斤炸药和三支“王八盒子”手枪。
张小明连夜开车，将炸药运到呼兰河边，装上早已安排好的一只帆船，顺流而下直奔东津。第二天凌晨，在东津岸边早己等候的情报组几名同志赶着两辆大马车将炸药装上，直奔山里。
在早就选好的爆破地点上，情报组的同志挥锹抡镐埋设炸药。
清晨，当一列日军军用列车驶上东津路段时，就听“轰隆”一声巨响，路基被炸毁，列车出轨，接着发生了连串的爆炸声……
为继续扩大战果，王方指挥情报组织利用剩余的二百多公斤炸药，又在龙船和庆安路段进行了两次爆破……一时间，整个滨绥线陷于瘫痪。
日本关东军正规师团与守备队全线出动，进行大规模的搜查，最终也没有发现王方等人的踪迹。
1936年12月4日，王方如约来到上海公共租界巴拉斯咖啡店和缪勒尔接头。
缪勒尔神情严肃地注视着王方，开口说道：“听说你的组织在北满搞了几次大爆破，这很好，不过，你要记住，今后这类行动都要配合苏联的战略意图，擅自行动也许会达不到真正的战略意义。”
王方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尽管他不同意缪勒尔的看法，但仍是点头说道：“我接受你的批评，下次行动一定要请示上级。”
缪勒尔将身子往前倾了倾，“我要回苏联去，也许下次会是另外一位同志来见你。”
王方笑了笑，举起酒杯，“祝你一路平安。”
就在王方刚返回哈尔滨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他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吉林省送爆炸器材时由于处置不当，发生爆炸当街被炸死。日本特务机关己开始追查此事。
王方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通令各地情报人员停止活动，严防给敌人破坏组织的机会。
1937年初，根据上级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撤销，成立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
2月上旬，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特高课派出日伪特务在苇河逮捕几名中共地下人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大逮捕。
4月15日，日伪警察，宪兵进行大规模逮捕，在滨绥、滨北沿线逮捕207名“嫌疑犯”。在大逮捕中，范围逐渐扩大，大连、柳河、盘石、奉天等地，共逮捕300余人。中共哈东特委、哈尔滨特委、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哈尔滨市等地下组织均遭破坏。
这时，哈尔滨另一支秘密警察——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警察署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
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设立于1907年2月5日，地点在南岗义明街27号（现花园小学）。1927年在总领事馆设警察署。日军侵占哈尔滨后，便成了镇压中国人民的重要警特机关。
4月25日，奉天地区负责人张秀春来哈尔滨与王方会面。一下火车便被领事馆警察一名特务跟踪。经过请示，领事馆警察署指示那名特务暂时不要惊动张秀春，等待他们同伙出现。
4月26日，王方决定按照上级的指示，放火烧掉哈尔滨东香坊机场。当天夜里，王方和几名行动队员拿着汽油、硫磺等引火物悄悄潜到机场附近，剪开铁丝网，钻到了停机坪。
这时，停机坪停着六七架日本飞机，王方等人立刻将引火之物放到飞机腹下。然后将汽油洒了一道，点着火，迅速脱离现场。
顷刻间，停机坪上六七架飞机同时燃起大火，幸亏机场消防队扑救及时，否则整个香坊飞机场都会化为灰烬。时值“大逮捕”时期，竟敢有人故意纵火，日本哈尔滨宪兵队，伪满警察厅顿感脸上无光。
4月27日，张秀春和王方约好在南岗“尼古拉教堂”接头。不料，领事馆警察突然采取行动，一举抓捕了张秀春。碰巧，王方有事未赴约，只是让一个情报员来接头，结果情报员也一同被领事馆警察署的特务捕获。
张秀春和那名情报员被押到领事馆地下监狱。经过严刑拷打，他们供出了王方的地址。很快，领事馆警察署的大批警察包围了王方的住处，将其当场逮捕。在其住处搜出大量日军机密文件和一批照相器材，爆破器材，武器。一周后，王方组织的主要成员相继被抓获。
几天以后，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警察署将“王方案件”移交给日本哈尔滨宪兵队特高课。
由于王方组织是哈尔滨日伪警特机关破获的第一个“苏联间谍集团”，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给予高度重视，派遣苏俄专家大岛正太郎中佐前来指导此案的审讯工作。王方一开始受到“优待”，被安排在一间舒适的房间内，由一名特高课曹长看管。
审讯一开始，大岛正太郎软硬兼施，企图诱使王方就范，王方始终横眉冷对，不为所动。日本人恼羞成怒，将他关进一间真正的牢房内。
“当”，铁门一开，王方被推进了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牢房。
王方仔细打量牢房，四周都是石壁，只有一个一米见方的铁窗，上面的铁栅栏足有小拇指粗细。地上是一堆稻草和一床不知盖过多少人的被子。
午夜，犯人睡了，看守也睡了，王方开始行动，他从乱蓬蓬的头发里取出一根钢丝，迅速打开手铐脚镣。然后，又从鞋底的夹层中抽出一柄纯钢的小钢锯条。
“嚓嚓——”王方贴在窗口，用小钢锯轻轻锯着窗口上的铁栅栏。
十分钟后，一根栅栏被锯断。
走廊传来看守的脚步声，王方佯装睡着，躺在草堆上。看守从铁门的小窗上望了望，又走开了。等看守走远，王方爬起来，继续锯第二根铁栅栏……三根栅栏锯断后，王方轻而易举地钻进了小窗，跳到地面，紧贴墙根，攀上房顶。
王方在房顶上发现围墙都带电网，围墙外不远有一棵老杨树，最近的树枝距墙也就二三米。王方站起身，深吸一口气，奋力跃起，像一只敏捷的猴子般跃过围墙，抓住墙外的树枝，逃了出来。
王方逃离监狱后，走胡同、钻地沟，绕开巡逻的警察、宪兵，悄悄来到极乐寺附近。他见四下无人，便来到一棵大杨树下，从根部的一个小洞里掏出个油布包，里面有伪造的“出国证”、“身份证”和一些满洲币。
凌晨，王方在三棵树火车站，偷偷爬上一列开往新京的货车。等货车一过德惠便下车，出了车站后，吃了东西，买了衣服，化了装，又重新乘坐客车直奔奉天，最后逃到北平。
王方越狱逃走，震动了整个“满洲国”，此案相关的责任人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日本宪兵队、日本特务机关、伪满警察厅从上到下都开展了“自查”活动，进行深刻反省。
日本宪兵队哀叹“本来对王方一伙阴谋集团的审讯，已致暴露恐怖组织的一部分活动本质。但不幸随着王方的逃跑，对此探明暂时受挫”。
第六章 与特高课周旋的人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6年1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古老的俄式房间内，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别尔津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副处长阿尔布拉莫夫、共产国际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三人围坐在壁炉旁取暖，壁炉内烘烤着几个香喷喷的白薯。
廖雯初取出烤好的白薯递给别尔津，“别尔津同志，据说，1928年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命令您亲自向他传授谍报经验，用于指导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特科，有这回事吗？”
别尔津接过白薯，说道：“是的，当时我代表联共（布）中央提出的无产阶级情报侦察部门的四项任务和一项基本原则，听说后来对中共侦察部门很有帮助。”
阿尔布拉莫夫也取出一个白薯说：“这件事我记得，四项任务是：1。打入敌人内部；2。搜集情报；3。惩罚叛徒；4。筹集经费。一项原则：侦察工作的方式方法绝对不能用于党内斗争。您还特别强调这是列宁和捷尔任斯基制定的。”
别尔津用嘴吹了吹热乎乎的白薯：“我知道中国同志很能干，他们有许多优秀的同志在我们这里受训，将来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廖雯初剥开白薯皮说道：“别尔津同志，瓦尔德尔和古斯达夫已经在中国展开工作了，听说成绩不错。”
别尔津吃着白薯说：“我熟悉他们两个，他们不会令我们失望的。”
阿尔布拉莫夫说：“是的，他们都经过战争的考验，具有勇敢坚毅的性格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相信会不辱使命的。”
别尔津微笑地点了点头，站起来掏出手帕擦了擦嘴，来到窗前，注视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雪花。此刻，他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
1938年7月，别尔津在大清洗中遇害。别尔津是苏联现代军事侦察体系的缔造者。1929年，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迅速扩大，红军得以吸收大量充满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欧洲各国职业革命家加入侦察部门，“二战”时著名的佐尔格侦察小组和“红色乐队”就是别尔津在30年代初亲手布建的。同时，别尔津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情报侦察部门的指导者，他的遇害是当时苏联情报系统的一大损失，其消极后果在日后很快体现出来。
第2节 “满洲”第二情报组
1935年3月25日，天津。
初春的天津虽然还有阵阵寒意，但从海河上吹来的春风已让人感到了一丝温暖。
天津火车站前人群稀少，只有少量的旅客在走动。身穿和服的日本侨民不时地耀武扬威地走过，行人对之抱以鄙视的目光。
车站广场的西南角停着一辆半新不旧的“福特”牌汽车。一名身材不高，穿黑呢大衣的年轻人正焦急地站在车旁，不时向出站口张望。
此人便是肩负重任的国际情报组织天津地区负责人杨奠坤，代号瓦尔德尔。
随着出站口涌出大批旅客，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人出现在他的视线。杨奠坤几步走上前去，亲切地拉住他的手说道：“你……终于来了。”然后用手一指，“快上车吧。”
这个中年人就是杨奠坤的助手张逸仙，代号古斯达夫。
张逸仙紧紧握了一下杨奠坤的手，眼里闪着喜悦的泪花。两人向“福特”轿车走去。
轿车启动，驶向了英租界。
轿车停在英租界17号路宝华里一幢楼房前，杨奠坤、张逸仙拎着行李进入楼内。
两人来到一间收拾得很干净的房间里。
杨奠坤拿起脸盆，用暖水瓶倒了些开水，“来，老张，洗洗风尘吧。”
张逸仙脱去外衣走过去洗脸，坐在一旁的杨奠坤发现他走路有点瘸，不禁问道：“老张，怎么搞的，你的脚？”
“嗨，别提了，一言难尽。”张逸仙一边洗脸一边说，“越境的时候，我穿的那个大毡靴太别扭了，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的。没走几步‘咣喳’一下踩进水坑里，拖出来一摸，已成了一冰坨子。就这样，等我到哈尔滨的时候，右脚三个脚趾已经变黑，后来到医院就割掉了。”
“老张，你可遭罪了。”杨奠坤关切地说。
入夜，两人将窗帘放下，只开一盏台灯，开始研究工作。
杨奠坤开口说：“明天，我得赶快去见我们的领导人。他叫伊万诺夫，是总参情报部的一名少将，现在苏联驻天津领事馆坐镇指挥。”
张逸仙说道：“莫斯科情报学校的中国学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