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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照高首先向张文秋交待了今后的工作内容及纪律。
张文秋一听，也和方文一样，有些不愿意。因为凡是来这里工作的中国同志，进来后要断绝与中共党组织和其他同志以及所有亲人的关系，除与自己现在的工作直接有关的人，不准与任何人单独来往和接触，除根据上级指示执行规定任务外，一律不准私自外出。吴照高每向她交待一句，就盯着她问：“听清了没有，能不能做到？”
张文秋虽然觉得感情上有点接受不了，还是硬着头皮一一答应。
根据佐尔格的指示，她和吴照高以夫妻的身份租下了一座三层小楼。按吴照高的指示，张文秋将一楼布置成客厅、厨房和女佣住处，将二楼布置成主人房间和几间小办公室，三楼也布置了一处卧室，里面是全套的西式家具陈设，又专门装了一部电话，并特别规定，今后除吴照高和她以外，任何人不经允许都不准去三楼。
一切布置妥当以后，吴照高带来几位中国同志，让他们在二楼几个小房间里分别办公。张文秋看出，他们中有的专管摘抄资料，有的管翻译，有的管打字，有的管译电报，还有人专管警戒和交通。使她颇为纳闷的是，吴照高又领着一位外国妇女，径直上了三楼。上面那间西式卧室，显然是专为她准备的。但张文秋和其他中国同志一样，都坚持遵守规定，从不打听各自的身份来历，只是直接接受吴照高分配的工作。
张文秋逐步了解到，他们摘编的这些资料，虽然都是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但却充分反映了中国特别是国民党统治的军政情况和社会动向。这些消息汇集到佐尔格那里，他就将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相互核对印证，然后用密码电报或缩微技术等方法，发送到莫斯科的情报中心，为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一段时间以后，吴照高才告诉张文秋，那位外国妇女就是他的俄国妻子，也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人员，二楼每天摘编和译出的资料，都由吴照高和她一起校订，并由她翻成密码或作缩微、化学等技术处理，然后交佐尔格去处理。有重要资料和紧急情况，则由她用电话及时向佐尔格直接报告。
这期间，张文秋违反了一次纪律。一天，是法国的什么节日，许多人到法租界结队游行。张文秋想，反正现在既没事又没别人，就悄悄下楼站在门口街边看热闹。看了一会儿，张文秋回到二楼，谁知一进门，就见吴照高怒气冲冲地坐在自己房间里，劈头就问：“你干什么去了？去到哪里？多长时间？见到什么人？碰到熟人说过什么没有？”张文秋如实报告了，吴照高却继续严厉训斥她：“你可不能隐瞒，如果在外面碰到熟人，让人发现你在这里，就会暴露我们的机关，后果将十分严重。你一定要讲实话，万一有了问题，我们好采取措施。”张文秋很不开心地说：“我已经说过，没有遇见熟人，没有就是没有！”吴照高却不依不饶：“没有也不行。你私自外出，已经违反了纪律，必须承认错误！”张文秋只得低头认错，保证决不再犯。不过，通过这次事件，吴照高对张文秋的性格与作风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与佐尔格商量后，决定发挥她的好动性与敢闯精神，任命她为驻华情报机构南方站站长，负责南方几省情报网的组织和联系。
同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进而吞并了东三省，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
这个时期，佐尔格小组的情报工作进入了一个不但更危险而且更重要的时期。共产国际指示，情报小组必须全力以赴了解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动向，不但对中国革命，对有关苏联远东地区的动态也要极为关注。
1931年初冬，根据斗争的需要，担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奉命进入中央苏区。临行前，周恩来来到法租界佐尔格的寓所，并给他带来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一见到佐尔格，周恩来便指着身旁的年轻人说道：“他叫章文先，是位出色的情报人员，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从今以后他将到你这里工作。”
周恩来走后，佐尔格便同章文先闲聊起来，两人都用俄语进行交谈，自然话题是从莫斯科开始的。
佐尔格非常激动地说：“苏联是个伟大的国家，莫斯科更是革命者的乐园。我可以在那里理直气壮地谈论共产主义，在那里有最好的图书馆和革命文献资料为你服务。我还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在街头，再不用东张西望，提心吊胆，我完全是一个自由的人。”
“是啊，我也有同感。当我大踏步地走在莫斯科的林荫道上，我就想尽快地看到一切，跟上大家的节奏，干一番有意义的事业。我有时甚至担心，眼前的一切会突然像梦幻般地消失。”
“哈哈，怎么你的心情和我当时是一样的呢？”佐尔格有些兴奋，起身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章文先，“亲爱的章，你是什么时候到莫斯科的？我可是1924年底就到了那里。”
章文先接过酒杯，说：“我是1925年3月到达莫斯科的，比你晚一些。”
“噢，那可是个难忘的日子，在1925年3月，我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是经过联共（布）哈莫夫尼地区委员会批准的。来，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这一天，佐尔格特别高兴，同章文先谈了三个小时，喝掉了两大瓶威士忌。从此，章文先就在佐尔格的手下搞情报翻译工作，兢兢业业，默默无闻，直到佐尔格离开中国，他才转到地方党组织。
在众多的中国情报战士中，还有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吴仙青。
吴仙青是位非凡的女性，当年只有29岁。1928年到1930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就在佐尔格到达上海后的第四个月，也就是佐尔格广州之行前，到达上海。吴仙青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俄文名字叫叶琳娜。由于她在莫斯科就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使她接触了一大批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博古、王明、刘少奇等。同时，她也受到了苏军总参情报部四局局长别尔津的青睐。在苏军情报机关，她接受了正规的特工训练：化装侦察、微缩拍照、秘密书写、驾驶、刺杀、格斗、射击。
到达上海以后，佐尔格将其视为奇才，甚至当做一件秘密武器，轻易不让她外出活动，更不允许她和朋友，特别是相熟的中共朋友见面。
终于，有一日，佐尔格向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叶琳娜，你是不是觉得当大家都在忙碌的时候，你却无事可做，好像我很不信任你？那你就想错了。你是我最得力的中国助手，我要让你担负更重的工作。”
吴仙青这时才明白佐尔格用意，她回答道：
“佐尔格同志，请下命令吧，我会认真去做的。”
佐尔格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来到中国建立情报小组，一方面收集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情报，向莫斯科提供最新消息，另一方面也要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这就需要有大批的中共党员加入到我们的组织，帮助我们工作。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来完成。”
不久，吴仙青走出租界内的漂亮洋房，有时打扮成女教师，有时打扮成女工，甚至扮作村姑，频繁出入市井乡村，为佐尔格的情报小组招兵买马，建立起了一条秘密的战线。
吴仙青的身体里蕴藏着惊人的能量，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她在华东、华南建立起二十多个情报点，情报人员遍及国民党政府机关、厂矿企业、城镇乡村。同时，对于和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她只要经过考查后，都将其安排在组织中，使其继续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这期间她就发展过沙文汉、沙文威、陈修良等同志。沙文汉解放后出任浙江第一任省长；沙文威解放后从事统战工作，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陈修良，沙文汉的妻子，解放前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解放后任浙江省宣传部长。可以说，吴仙青为革命保存了一大批栋良之才。后来，中共党内许多老一辈都尊称她为“巾帼英雄”、“远东第一谍”。
在佐尔格的情报小组中还有一位奇人，他叫蔡叔厚。此人早年是有名的共产党人，他20年代在上海开设“绍敦电机公司”，被党内同志亲切地称为“蔡老板”。他入党后，“绍敦公司”成为党的战斗堡垒，并为党试制出第一批无线电收报机。1928年秋，中央决定在上海设立党的第一个无线电台。周恩来把任务交给了李强，同时调蔡叔厚协助他。周恩来所以这样安排，除了蔡叔厚政治上可靠外，更主要还在于他是留日机电专科学生，技术方面堪称一流。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1929年夏，中国共产党无线电事业的第一个电波，就从法租界的一间小屋子（蔡叔厚的寓所）里传出。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指定专人将第一台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由此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朱毛红军的无线电通讯联系。随即，蔡李两人又先后赶制数台收发报机，送往洪湖贺龙、大别山徐向前领导的红军驻地。
蔡叔厚丰富的社会关系，卓越的无线电技术引起了佐尔格的注意。1932年，佐尔格向中共中央局点名要蔡叔厚加入情报小组，协助共产国际开始情报工作。
蔡叔厚经周恩来批准调到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被分配到佐尔格小组上海情报站。同时，按组织规定，他切断了与中共的一切联系，成了一名红色国际特工。
正是有了这些出色的中国同志，佐尔格小组在中国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佐尔格领导下的情报小组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为便于读者熟知其行动规律、人员的隶属关系，现将有关组织情况介绍如下：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佐尔格情报系统”负责人：理查德·佐尔格
情报系统中国助手：吴仙青（女）、方文、章文先
联络员：蔡叔厚、张文秋（女）、老常
情报收集组：张文秋、吴照高
译报组：方文、柳忆遥、肖炳实、陆海防
华南站：董秋斯、蔡步虚（女）
南京站：方文、鲁丝（女）
北平站：张永兴、于毅夫、张树棣
武汉站：刘思慕
以上人员只是佐尔格情报系统中国组的一部分成员，因保密工作性质决定，其他成员已无法搜集到材料，在这里只能表示深深的遗憾。在佐尔格情报系统中的中国战士，断绝了与中共党组织的联系，加入到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开始了为保卫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的战斗。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帮助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批惊人的战例。
佐尔格情报系统在中国短短的三年期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情报战士功不可没。
张文秋——最后的“家”
1932年初春，张文秋接到了一项新任务。
一天，吴照高将张文秋请到了三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他严肃地说道：“现在佐尔格同志要你向香港那里的同志传达一项特别指示，再亲自把那里的情报取回来。由于这个指示需要绝对保密，不能见诸文字，只能由你一字一句地背下来，记在脑子里作口头传达。”说完吴照高将一页文件交给她，让其迅速背诵下来。
按照佐尔格的批示和吴照高的安排，张文秋化装为一个阔太太，乘英国“皇后号”豪华客轮的头等舱赴香港。
一百年来，五口通商以后，我国沿海、沿江、甚至连大运河的客运、货运多被英国的“怡和”（在香港称为“渣甸”）、“太古”两家公司包办了。后起直追的日本人虽然办了“日清”公司，怎么也追不上大英帝国，只在大运河里穿梭。至于本国“招商局”的船能作沿海航行的为数极少，而且乘客多为散兵游勇、落魄军官，或者吞云吐雾的瘾君子，稍有身份的所谓政治家、资本家、革命家甚至歹徒都是不愿乘坐的，其陈设恶劣，不够舒适倒在其次，首要的是一个“治外法权”问题。踏上帝国主义的船只，只要有钱，就可以无所不为。但这个特点有时也能为真正的革命者提供掩蔽所。
张文秋身穿质地考究的旗袍，外罩披肩，拎着一只款式新颖的小皮箱，从容地登上“皇后号”客轮。白衣侍者见是位中国的阔太太，马上笑脸相迎，接过皮箱，将张文秋引至左舷的一间客房里。张文秋顺手将几张钞票塞到侍者手中，吩咐不要让任何人打扰她。侍者连连鞠躬答应，送上咖啡茶点，转身退出客房。
轮船在海上漂泊了三天三夜，终于到了香港。
下船后，张文秋顾不上休息，立即乘坐电车向皇后大道驶去。在那里有她分别了近一年的战友董秋斯、蔡步虚夫妇，也就是这次的接头人。
董秋斯和蔡步虚夫妇都是上海文化界颇有造诣的翻译家。他们两位都是方文的同学，与史沫特莱有着很深的交谊。就是史沫特莱介绍他们与佐尔格相识的。经过一段时期的考查，佐尔格认为他们可以信任，便把二人吸纳进小组，派到香港建立华南情报站。因为蔡步虚的家庭在香港和广州一带很有社会地位，对她开展社会活动很有利。尽管张文秋早就和他们夫妇相熟，并且还托他们照顾过幼小的女儿思齐，但是，由于组织纪律上的要求，他们还从没在一起交流过情报活动。
张文秋在皇后大道附近下了车，直奔董蔡二人的居住地点——皇后大道28号。当时行人很多，张文秋正在匆匆赶路，忽然人丛中冒出一个人，高声叫唤：“秋萍，秋萍！”张文秋闻听一惊：这是她刚参加革命时用过的化名，此人八成是她的熟人。
眨眼间那人已来到她的面前。张文秋马上镇静下来，定睛一看，竟是大革命时期的一位同事。此人叫范宗义，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过。张文秋因和他分别近三年，不知底细，所以没有立即相认。
张文秋冷静地问：“先生，你在叫我吗？”
范宗义激动地说：“秋萍，可不是在叫你吗？自从武汉一别三年有余，我跟组织失去……”
张文秋见状，知道不好脱身，急忙将他拉到一条巷子口处，说：“我们是有三年不见了，今天我还有事，改日再说好不好？”
张文秋虽然认出他是以前的同志，但因不摸底细，再者自参加国际情报工作后，她必须中断与以前同志的来往。所以，这次被熟人认出她感到非常棘手。
范宗义恳切地说：“秋萍，我跟组织失去了联络。过去的同志死的死，走的走，如今，我能碰到你，我死活也得让你帮我找到党组织。”
张文秋没有答话，只是冷静地观察他。只见他穿了一件格子西服，一双黑皮鞋，梳着分头，显然生活过得很富裕的样子。
张文秋急于摆脱他的纠缠，小声说：“这样，今天晚上你到莱达旅馆找我。我有事，先行一步。”
范宗义欢天喜地地点头道：“好，咱们不见不散。”
张文秋和范宗义分手后，为防他跟踪，特意绕了几个圈才到皇后大道28号。
张文秋和董秋斯、蔡步虚夫妇见面后，几个人都异常高兴。问寒问暖之余，免不了又谈起小思齐。
闲聊了一会儿，董秋斯说：“请把佐尔格同志的指示拿出来吧。”
张文秋笑了。“拿出来，怎么拿出来？我一张纸一个字都没带。”见他们夫妇二人惊疑的样子，张文秋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为了绝对保密，佐尔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