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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宗教信仰这一点，对于萨特一生具有重要意义。上帝不再存在，但宗教传统那种对绝对、永恒、不朽的追求并没有在萨特头脑中消失，而是转化为文学的价值。文学就是他的绝对观念、就是他的上帝。通过文学创作，他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浇铸在文字里面，从而使自己永垂不朽。萨特自小就相信这个，但那时还是模模糊糊的；待到明确地抛弃上帝观念之后，这一思想就更为清晰而确定了。萨特有大半生都对此深信不疑。
正是凭着这种信念，萨特专注于写作，而将生活中其余的一切置于不顾。这种坚执使他在文学领域获得巨大成功。但后来他逐渐意识到，成功就是失败，赢者输。他将自己痴迷于文学而不能自拔的状态比喻为一种病，他称之为文学神经官能症，他说自己很小就得了这种病。他后期一直在同自己清算这笔账，实际上是在清算那残留的宗教情结。
回到巴黎后，萨特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还有一些非文学的思想性的东西涌入他的头脑中，他很想把它们梳理出来。一次在地铁候车，他拾到一个空白的“米迪栓剂”笔记本，这是米迪实验室发给医生用的，上面按照字母顺序排列页码。萨特觉得这个笔记本正合用：他可以按照字母顺序在上面记下自己的思想。如一个思想是由Ａ字母开头，就记在Ａ页；如果是由D字母开头，就记在D页；等等。萨特在这个本子上记下了自己各种各样的思想。
大约在读文科预备班的第一年，一天他去一家电影院看电影。当他走出电影院时，看到街上人来人往，突然，一个概念或者说一个思想涌现出来：偶然性。于是萨特赶紧把这个发现写在他的“米迪栓剂”笔记本上：“这个偶然性是存在的，人们能由在电影院和到街上之间的对比来发现这个偶然性。在电影院没有偶然性，而退场到街上却正好相反，除了偶然性什么都没有。”萨特的意思是，偶然性其实是最根本的存在，而人们通常觉察不到，但他发现了这一点。他认为这一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世界的根本尺度，就像古希腊人将命运看成世界的根本尺度一样。
这种关于人生存的偶然性的思想，早在萨特的童年就已经潜存着；到了开始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年龄，这一思想自然会表现出来，潜存的东西会以显明意识的形式涌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发现看似突然，也不突然。对这种偶然性的发现方式是偶然的，但萨特发现偶然性似乎又应该说是必然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不得不发现它的，是被迫发现它的。
萨特此时关于偶然性的思想还只是一个萌芽，还不成熟。在这以后，他花费了10多年时间，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以独特的形式充分表达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这就是他的成名作小说《恶心》。关于偶然性的思想，萨特保持了一生；其间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基本的东西是没有改变的。萨特到了晚年总结说，他之所以将偶然性视为世界的根本尺度，是因为它被人们忽视了；现在他仍然这样认为。
偶然性的问题显然应该属于哲学问题，不过萨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发现偶然性时，对哲学还没有什么认识。他生活的家庭环境没有任何哲学传统。外祖父是教法语的，完全不懂哲学。正因为不懂，他对哲学持一种嘲笑的态度。继父是学工程的，也不懂得什么是哲学，在他看来哲学仅仅是科学哲学。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萨特对哲学几乎一无所知。在中学的最后一年和文科预备班的第一年，都开有哲学课，但讲课的老师都不怎么样，有的讲得特别难懂，萨特简直不知所云，因此对哲学一直没有兴趣。
在读文科预备班的第二年，来了一位新的哲学教师迪斯特利先生，他个子矮小，身带残疾，脚有点跛。在学生中传说这位新老师遭遇过一次车祸，人们围着他说：“真难看！”其实迪斯特利先生一直都是这样，并不是什么车祸造成的。这位老师人长得有点丑，课却讲得极好。正是这位迪斯特利先生使萨特对哲学产生兴趣。
他给学生出了一个讨论的题目：“什么是持续”，并要他们通过阅读柏格森的东西来解答这个问题。这样，萨特读了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材料》，这本书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意识的直接材料、持续的反思、意识状态这样一些东西，而这正是他迫切需要的。
萨特一直认为，一个作家，一个正在写书的人，应该以自己作品来揭示世界的真理，应该向读者展示他们以前从没有想过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他得靠自己的头脑和意识。所以他对研究自己头脑中发生的东西深感兴趣，对意识的材料、思想形成的方式、感觉的出现和消失等等深感兴趣。只是以前他还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同哲学联系在一起的。现在通过老师的指导，知道哲学正是研究这些的，他就很自然地转向哲学。
萨特从小立下的志向是当一个作家，他想写出像《巴黎圣母院》或《悲惨世界》那样的小说，它们到了后世仍会得到人们的承认。现在，当哲学从一个侧面进入他的生活时，这一志向没有任何改变。但他的思想开始包含着某种新的东西。他认识到，文学有着哲学基础，这基础关涉到世界和意识生活，关涉到他原以为只有哲学家才感兴趣的主题。因此应该把哲学当作一个认真研究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哲学是对作家的根本要求。这时萨特对于哲学的认识是，它是对一个人心理状态和活动的方法上的描述，它将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方法和工具。他认为，通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成为一个哲学教师，会让他能更好地从事文学创作。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在临考的前一年，萨特改变了原先报考巴黎高师文学专业的志愿，改报了哲学专业。这一改变对于萨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像《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这样的哲学巨著不可能诞生，萨特在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会完全不同。也许全力投入文学领域的萨特会多给我们几部《恶心》、《魔鬼与上帝》、《词语》这样的文学杰作。但后一种假设是有问题的：萨特如果不是具有那么深厚的哲学素养，他恐怕也写不出《恶心》等作品来，或者说《恶心》也就不是《恶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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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保尔·尼赞（1）
回到巴黎后，萨特恢复了与旧时同学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同尼赞的友谊。由于尼赞喜欢看书，也醉心于写作，萨特原先就跟他特别谈得来。现在萨特发现尼赞在这一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懂得不少他甚至没有听说过的东西。尼赞向他介绍新出现的文学流派和人物，帮助他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他俩的友谊也日臻深厚。
在有志于写作这一点上，尼赞和萨特在班上显得特别突出。同学们知道这一点后，都用一种尊崇的眼光看着他们，觉得他们不同寻常，将来的前途难以估量。萨特自己倒不觉得怎么样，而尼赞的自我感觉则十分良好。有一天，他突然对萨特说：“ 我，你，咱俩都是超人！”虽然以前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此殊荣，听到好朋友这样一说，他也欣然接受了。于是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两个超人。尼赞为了将这一点体现出来，还给自己和萨特各起了一个闪特族的名字，他叫 R'ha，萨特是 Bor'hou 。尼赞将这两个神秘难懂的符号写了满满一黑板，更导致全班同学的敬畏之情。
班上有个关系跟他们不错的朋友知道他们的超人称号后十分羡慕，希望能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对于他的申请，两个超人进行了严格审查。他们提出了苛刻的条件来考验这位超人的申请者：他必须公开大声宣布，他将去败坏法国军队，弄脏它的军旗。这位同学吓坏了，不敢再提加入的事。于是这世界上仍然只有两个超人。
萨特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他和尼赞这样来要求那位同学，并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只是想开开玩笑，搞搞恶作剧而已；当然，这种玩笑也反映他们在无意当中表现出的国际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态度。萨特还认为，当时他和尼赞并非真的把自己当成什么超人，只是闹着好玩，特别是尼赞，有一点玩世不恭的味道。到后来他们自己也没有把这种说法当多大回事。
萨特和尼赞经常是形影不离地在一起。1960年萨特为亡友尼赞的作品《亚丁•；阿拉伯》作序，实际上写成了一篇数万字的回忆录。他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当年他俩整天在一起的日子。他们每天几个小时甚至全天在巴黎城游逛，巴黎的大街小巷、闹市郊区都被他们逛遍了。当黄昏降临后，巴黎城一片灯火通明，这两个年轻人还站在城外高地俯瞰全城，这时他们感到自己与整个巴黎融为一体，感到自己是这么年轻，而青春是多么美好，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不停地走动，不停地交谈着，在相互的交流中，迸发出许多奇思妙想来。
一天晚上，两人又登上高地，俯视着脚下万家灯火。大概是青春的活力无处发泄，尼赞把香烟放进左嘴角，扮了一个怪相，然后高声大喊：“嘿！嘿！”受他的感染，萨特也跟着喊了起来：“嘿！嘿！”这一瞬间，萨特感受到，这是表达他们文学志向和水平的最好方式。55岁的萨特在回忆这一场景时，仍然禁不住感叹道：“再没有人能比我的朋友更好地抓住这些散步，抓住我们的巴黎了！”
尼赞不仅会想出“超人”这样好玩的点子，在实际生活中也是一个领导潮流者，例如在穿着打扮上也能别出心裁，显得卓尔不群。一段时间萨特看到，尼赞穿裤脚非常小的裤子，小到他的脚很难穿进去。然后裤子的形态又变成喇叭状，即上面瘦下面肥，裤脚将他的鞋全给遮住了。接着这裤子又变成如同女士裙子一样的形状，短到膝盖那里，最后，它变成了高尔夫灯笼裤。裤子以外，其它的打扮也颇具特色：尼赞的上衣也常常变，一会儿是小圆领，一会儿是大翻领。他还经常拿一把马六甲手杖，带着一个单片眼镜，而眼镜有时是铁框的，有时又是玳瑁壳的。
萨特对朋友的这一套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很想照着他的样子做，但就是学不来。这些奇装异服穿在尼赞身上怎么看怎么妥帖，自然招来了别人的注意，大家都愿意跟着学。他是真正领导着服装新潮流。而这些衣服要穿在萨特身上，那是怎么看怎么别扭，不是那么回事。这大概是因为萨特一向不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随随便便惯了，要学也只是学得了皮毛，学不了精神。再说萨特家里也坚决不让他弄这些希奇古怪的服装，他只得放弃与尼赞同步的愿望。
不过在另一个重要得多的事情上他俩是不约而同的：尼赞也跟萨特一样，最初打算报考巴黎高师文学专业，大约也是在文科预备班的第二年，他也突然对哲学产生兴趣，决定改报哲学专业。两个人事先并没有相互商量，而是各自独立作出的决定。这也许可以说是两个超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在班上同学看来，萨特和尼赞长得太相似了，几乎难以区分。他们个子都不高，都是黑头发，都有一只斜白眼。不太熟悉的人很难将他俩区分开来，甚至在大学毕业后，还有人将他们给弄混了，对着萨特说尼赞的评论文章，或对着尼赞讨论萨特的小说，闹出不少笑话来。
萨特自己原来也以为尼赞同他几乎在各方面都是一致的，确实可以当得起同学们戏称的“两位一体”。在同尼赞相处久了以后，他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在不少地方他同尼赞不一致，而且他对尼赞的一些做法也完全不能理解。
首先，在哲学观点上，他们是不一致的。萨特曾向尼赞谈到自己对于偶然性的发现，对于萨特自认是最为重要的发现，尼赞没有表示赞赏或者同意。他们经常讨论哲学问题，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自由和历史唯物主义。
萨特的自由观是同偶然性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很小就有一种自由感，正像他自小就有一种偶然性的感受一样。但那时他对自由这样的词语还不理解，更不用说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观了。直到回亨利四世学校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哲学班，他开始学得自由这个词的哲学意义。一旦他把自小就有的体验同他新获得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他就成了自由观念的坚决拥护者，而且终生没有改变。
而尼赞此时信奉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同自由观念似乎是针锋相对的，因此这两个年轻人经常为此争论不休。在课后的休息时间，他们来到一个阳台上，两人来回走着，激烈地争论着。这时的辩论一般来说，尼赞要略占上风。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整套确定的东西，而尼赞对此十分熟悉，可以立足于理性的具体论据上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萨特的那一套东西多半是他自己独有的，他在为自己的观念辩护时提不出多少成熟的论据。但萨特对自己的思想坚信不疑，他仍然很起劲地阐释自己的想法和反驳对方的观点。最后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不光是思想和理论上，在实际生活中萨特也有许多不理解尼赞的地方。有一个星期五，尼赞离开学校，直到下个星期一下午才回来。萨特问他到哪里去了。尼赞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我去动了割包皮的手术，在旅馆住了3天。”确实是这样，现在尼赞的荫茎头还用绷带包扎着。萨特困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尼赞的回答是：“这样要清洁一些。”
这样的解释不能让萨特满意。他是深知尼赞的，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尼赞是天主教徒，他母亲也是。从天主教的传统找不出这种行为的动机，因为天主教是不行割礼的，而尼赞也不是犹太人。萨特还是不明白尼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尼赞向他隐瞒了动机，在萨特看来，他的行动是无缘无故的。50年后萨特回忆这事时，说了一句十分幽默的话：“尼赞干了一件唯物主义的事情，给我证明了他的自由。”
如果事情仅仅是争论自由和唯物主义，或者仅仅谈论割包皮的事，那对萨特来说没有什么，不会影响他和尼赞的关系。问题在于，尼赞还有一些让他几乎无法忍受的怪癖。例如，他的这位朋友可以一连许多天不同他说话，不为什么，就是不说话，极端沉默；其实萨特并没有得罪他。或者说，尼赞似乎有一种病，精神上的病，也许可以称为沉默症。
萨特为此十分苦恼，因为尼赞是他唯一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是个比较外向的人，心里有话没有人可以倾诉，非常难受。问题是他不知道尼赞是怎么回事，看着好好的突然就不理睬他了，这实在让他难以接受。就因为这个原因，在考大学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俩的关系足足疏远了半年之久。
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萨特写了一篇题为“种子和潜水衣”的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其中的“我”是泰勒尔，也就是萨特自己。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