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企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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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企业观-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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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是国之重器,国之根本。企业强则国家强,企业兴则国家兴,反之,企业弱则国家弱,企业衰则国家衰。萨缪尔森说“美国的事业是企业”,同样,中国的事业也是企业。

    我出生在河北省的一个小县城。20世纪70年代初,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干校劳动后,我的父亲被安排在县城任工业局长,而母亲则在一家服装厂做厂长。我们几个孩子也告别生活了5年的老家与祖母,回到父母身边;当时我正读高中一年级。

    我的父母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他们都十分敬业。父亲热衷于县办工业,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县里经济不能只靠土里刨食,还要靠工业”,所谓“土里刨食”指的就是农业。在他的主导下,县里建起了机械厂、塑料厂、纺织厂等几十家工厂。母亲也非常努力,我每次去工厂看她,她都在车间里和工人们一起干活;每逢月末,又总是忙着打算盘,计算厂里的收支情况。短短几年,母亲硬是把一个原本只有几十人的门店式的小工厂,办成了拥有几百人、以做出口外销业务为主的中型工厂,她的奖状挂满我家屋子的一整面墙。这些早年的往事,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父母在企业中的忙碌和辛苦,算是我对企业的最初理解和印象吧。:米:花:书:库: ;http://__

    在经历了三年插队生活后,我被推荐以工农兵学员身份上大学。选择专业时,按照父亲的要求,我选择了化学系的高分子专业。在父亲心目中,儿子要在企业里做一名有真才实学的工程师。毕业时,老师们把系里唯一一个“进京指标”给了我,希望我进京为学校争光。就这样,我被分配到了国家建材局的北京新型建筑材料总厂,从此在企业中一干就是大半辈子。这大概是我的命运使然。

    时间如白驹过隙。从那时起到现在已过去整整35年。其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快速崛起;在组织的培养下,我也从当年那个对企业只有肤浅感觉的毛头小伙子,成长为大型央企的领导人。这35年里,我在北京新型建筑材料总厂度过了23年,从车间技术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1993年初起做了10年厂长;2002年到现在的12个年头里,一直在中国建材集团做一把手,其中有5年时间同时任职国药集团董事长,成为把两家企业带入世界500强的“双料”董事长。不久前,国资委老领导邵宁同志在一次会上说:“我和志平认识20多年了,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球,好像也不想当官,几十年来一心一意做企业,是天生的企业家,是我们的一个宝。”他这番话让我十分感动。
中国的事业是企业(2)
    我对现代企业的真正认识,源于我1980年春天第一次出国,去瑞典等欧洲国家培训学习的三个月。记得参观沃尔沃(Volvo)公司时,一进门,我就被其现代化的办公环境惊呆了:大开间办公室、一人一台电脑、立体式零件仓库……与当时中国工厂里比较落后的人工生产流程比起来,眼前的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么让人着迷。外国朋友安慰我说:“只要你们努力,中国很快也会拥有这一切。”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中国正试图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但是这条路会给整个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并不清楚。听了外国朋友的话,我想,这不过是一种安慰罢了。然而,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历史真的被“改革开放”改写了。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令世人瞩目,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1988年秋天,美国商界传奇人物李?艾柯卡在人民大会堂做演讲时说:“中国一只脚迈进了明天,一只脚还留在昨天。”他指的是行驶在北京长安街上的既有进口小轿车,也有一些老旧的国产车。艾柯卡是我崇拜的企业英雄,我作为那次演讲的听众,还得到了一张他的签名照。但我常想,如果艾柯卡看到今天的北京长安街,不知会作何感想。就在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更让人骄傲的应是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锤炼,一批优秀的本土企业脱颖而出,在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引领行业技术创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其中的大企业,它们对中国经济总量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全球影响力也日益提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的中国企业大多还致力于探索如何在体制机制上适应市场要求,对标国外知名公司不过是一种奢望;而现在,《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榜单上,中国企业已有100家之多。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大企业时代,进入大企业生成、大企业引领行业、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对企业价值的理解变得尤为重要。

    在中国历史上,受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商业不被重视,商贾甚至是受鄙视的,被排斥于社会主流之外。从士、农、工、商的“四民”排序就能看出,经商者的社会地位非常低。近100多年来,中国企业在跌宕中萌芽发展,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民国的实业救国,再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批批企业家前赴后继,为振兴民族工业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受列强欺凌、政治动荡、体制机制限制等因素影响,企业整体上仍是弱小的。我国真正的企业时代,正是改革开放的这30多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企业迎来快速发展的春天。
中国的事业是企业(3)
    企业对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理解,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是社会的财富源泉,是国民就业的主要渠道。企业的每一次重大创新、每一份经济贡献,都将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繁荣。举个最直观的例子,无论哪座现代城市,那些高耸入云、令人惊叹的地标性建筑无不是由企业投资和建设的。

    从更高层面来看,企业的整体实力代表着所在国家的经济实力。就拿我们周边的国家日本和韩国来说,一提到它们,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丰田、三菱或三星、现代等知名企业,没有这些企业,很难想象这两个国家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也是一样,如果没有100家世界500强,没有正在蓬勃发展的大企业,中国经济又会是什么样的呢?所以我主张,大企业战略应成为我们的国家战略。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究其根源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中国要从世界经济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培育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以企业的兴盛和崛起提升国家的竞争力,进而扩大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不过,从脱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概念到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中国企业仅走过了短短30多年的历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才产生了一批拥有国际话语权的企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大企业时代才刚刚开始。在社会观念转变、经济体制改革、企业规范治理等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例如,即使在今天,很多人对“商人”的理解还停留于过去“买卖人”的概念,没有真正意识到商业、企业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有的企业家也会囿于“官本位”思想,对企业的使命和责任缺乏足够认识。这些都不利于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2014年年初,我被《财富》杂志中文版评为“2013年度中国商人”,不少同事却对把我叫作“商人”有点儿耿耿于怀呢。

    企业是国之重器,国之根本。企业强则国家强,企业兴则国家兴。反之,企业弱则国家弱,企业衰则国家衰。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里曾引用美国第30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的话:“ThebusinessofAmericaisbusiness”,意思是“美国的事业是企业”。在我看来,中国的事业也是企业。
企业的逻辑是成长的逻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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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做大到做强、做优,反映了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的不同战略重点。过去,我们是以大小论英雄,拿着望远镜,寻找速度和规模;现在,我们是以素质论英雄,要拿起放大镜,寻找质量和效益。

    2009年6月,刚到国药集团任董事长时,我发表了任职演讲,核心是“企业的逻辑是成长的逻辑”。当时的国药集团规模偏小,因而首先要把规模做大。我提出国药集团力争进入世界500强的目标,想要实现这个目标,不能靠传统的发展模式,而要启动资本运营和联合重组这两个“轮子”。5年过去了,这家公司的年销售收入从当年的400亿元一跃超过2000亿元,成为中国医药行业里唯一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建材集团也是同样,10年前的年销售收入只有20多亿元,现在已超过了2500亿元,连续四年蝉联世界500强。有位哈佛大学的学者把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的成长方式命名为“GrowthinChina”,即“中国式成长”。

    什么是企业的“中国式成长”?成长逻辑是什么?我觉得,企业就像一棵树,在不同的阶段会经历不同的成长,也会有不同的需求:先生存,需要肥沃的土壤;再长高,需要更多的阳光和雨露;再长粗,具备抵抗风雨的能力;最后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长成参天大树。

    企业一般也会先经历快速成长期,之后进入稳定期与成熟期,最后成为“百年老店”。成长是企业的根本,战略制定、管理提升、技术创新、改革发展等,都要服务于企业的成长需求,它们最终的目标也都是为了成长。企业的逻辑就是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强到优的成长逻辑。“中国式成长”恰恰是这一逻辑的外在体现。

    企业的发展是分阶段的,成长期最重要的是迅速做大,这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的最基本的规律,有了规模才可能产出更好的效益,就像要增产一万斤粮食,种一万亩地比一百亩地要更容易实现这个目标。尤其在国际竞争中,如果我们连“大”这个实现规模效益的基础都没有,连“望其项背”的资格都没有,又何谈与那些跨国公司对标,甚至赶超它们呢?

    常有人讲,企业做大容易,做强难。但我想说的是,做大也不容易。世界500强的“门槛”设置在1400亿元人民币,这需要做多少业务才能达到呢?像中国建材集团,10年间从步履艰难、资不抵债的状态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建材产业集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企业成长应是一个自然过程,是协调均衡的有机成长,而不能单纯求大,拔苗助长。做大对企业来说是基础,但却不能将此作为目的,不能“贪大”,否则很可能会不顾规律,走上盲目扩张之路。前几年,中国企业有过一轮疯狂的“跑马圈地”运动,不少巨无霸企业都轰然倒塌了。
企业的逻辑是成长的逻辑(2)
    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于企业一味地追求规模,为大而大,忽视了内在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企业如果不能做强,宁可不要做大,大而不强是很危险的。形象一点儿说,如果是狮子,长大是福分;如果是绵羊,越大就越危险。所以,企业进一步成长的目标就是做强,要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配置能力、风险管控能力、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居领先地位,成为强者。

    在做强的基础上,企业的发展目标还要增加一项新的内容——做优,即实现经营业绩优、公司治理优、布局结构优与社会形象优。其中首要的就是业绩优。企业归根结底还是要赢利,做大也好,做强也好,最后都要归结到业绩优,因此要格外注重企业各项效益指标的健康及可持续性,不断防控各种财务风险,提升企业的赢利能力。

    从做大、做强到做优,反映了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的不同战略重点。这其中既有继承关系,也有发展关系,是一个连续成长的过程与逻辑。这就像邓小平讲的“台阶式”发展思路:发展要争取隔几年有一个飞跃、上一个台阶,到一个台阶后发现问题要及时调整,夯实基础再前进。

    很难说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哪个阶段更重要。做大、做强、做优都很重要,关键要看企业处在什么发展阶段。过去,我们是以大小论英雄,拿着望远镜寻求速度和规模;现在,我们是以素质论英雄,要拿起放大镜,注重质量和效益。

    总的来说,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大企业时代,但离“强企业时代”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以至于经常有人提醒我们,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不过是“大而不强”的企业:有规模,但缺少竞争力。

    与全球众多世界级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力、创新能力、赢利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应该虚心向国外的优秀公司学习。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保持自信心。应该看到,与发达国家的百年企业相比,中国的企业尚处在起步阶段,有差距是正常的。我们没必要妄自菲薄,还是要放平心态,立足自身,埋头苦干,一步步实现赶超。

    系统来看,企业成长的逻辑还要服从社会经济发展逻辑和行业变化逻辑。

    比如,在社会化阶段,企业的成长目标要更多地关注社会利益、环境利益。再比如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企业的成长方式要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导向,不断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升级。作为大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要引领行业发展,成为中小企业的“领头羊”。

    企业的成长逻辑是企业的内在规律。企业做大需要魄力,做强、做优需要活力和耐力。企业的发展,只要遵循成长的逻辑,不断破解成长的难题,锲而不舍地努力,就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
市场需要领袖企业(1)
    实践证明,在我国各行各业的发展过程中,凡是有领袖企业带领的行业,发展得就比较好;凡是没有领袖企业、群龙无首的行业,发展得往往很混乱甚至失败。领袖企业至少有三个特质:创新思想、全局观、责任感。

    在北方,每到深秋总能看到候鸟由北向南迁徙;到了春天,它们又飞回来。有时候,看着天上成群的大雁在自由地飞翔,我会突然心生感慨:它们无论是排成“人”字形还是“一”字形,都是整齐有序的。在这个变化而稳定的雁阵中,头雁的作用无疑十分重要。由此,我想到,要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形成稳定的企业阵型、团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各行各业都需要有“领头雁”。

    这些年,经济领域内的决策是政府说了算,政府用各类审批来引导市场和配置资源,因此政府算是企业的“领头雁”。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把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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