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觉得相当不错，只有凯尔斯达特不以为然。于是，他又开始讲故事了。说到当年他第一份管理工作是在俄亥俄州区奇利克提（Chillicothe）一家店的地下折扣部门。有一次他们卖的胸罩罩杯尺寸有问题。他说了几句就打住，然后问那满脸疑惑的部长助理一个有关胸罩的问题，然后又继续说他的故事。
最后，部长助理终于说话了：“凯尔斯达特先生，我想您不了解。我说的是概念。”凯尔斯达特有点生气地说：“我也是啊。”然后又开始喋喋不休。10分钟后，委员会所有的成员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凯尔斯达特之所以反对这个计划，就是因为其中太过复杂、太多假设，一大堆“假使”、“但是”，以及“当……的时候”。（哎，可惜部长助理不了解这一点，麦克纳马拉也一样执迷不悟，因此造成了国防采购史上一次代价不菲的错误，也就是洛克希德〔Lockheed〕巨无霸空中运输机采购案。）我们走出会议室时，另一个委员、一家著名工学院的教务长带着仰慕的语气对凯尔斯达特说：“你的表现真是太令人激赏了。不过，你为什么提40年前那个有关罩杯尺寸的往事呢？”凯尔斯达特很讶异他这么问，说道：“不然，我怎么能看出问题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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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或者更早以前，是亨利伯伯和凯尔斯达特的天下，之后换亨利伯伯的儿子艾尔文那样的人独领风骚，进入系统、原则和抽象概念的时代。我想，过度强调感觉是不对的，必须再加上一点概念性的原则，加以平衡。我还记得在伦敦的那几年，初次接触那时新兴的符号逻辑学，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后来，我自己也开过几次这门课）符号逻辑反对无谓的重复、错误的类比，认为不该从单独事件，比方说轶事，去找通则，并以相当严谨的语意为工具。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像亨利伯伯和凯尔斯达特那样的认知；我们已经过度依赖没有经过试验的定量分析、倾向对称而纯粹的正统模式、从假设而非从经验去推论，并且从一个抽象到下一个抽象概念，离具体事物愈来愈远。我们正慢慢忘却柏拉图在西方系统分析和系统思考之初教给我们的，就是对话集中最美丽、动人的两个篇章——斐多斯（thePhaedrus）和克利多（theKrito）：少年斐多斯和风烛残年的苏格拉底对话，苏格拉底就是在那天早晨离开人世的。我们学到，不经逻辑试验的经验不是“严谨的修辞”，只是“漫谈”；而没有经过经验试验的逻辑，不能算是“逻辑”，而是“荒谬”。因此，我们可从凯尔斯达特说的那句话——“不然，我怎么能看出问题来呢？”又学到一课。
亨利伯伯一直到104高龄才撒手人寰。到他死前的最后一刻，神志依旧相当清明，睿智不减当年，不过身体却十分羸弱，肺和肾功能都很差，不得不缠绵病榻。就在气候最恶劣的一天，他居然起身，穿戴整齐准备出门。护士阻止他外出，他说：别管我，反正我随时都可能死。”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打个电话给伯恩海姆的总经理好好地训了他一顿，原因在于对手的丝袜价格比伯恩海姆更低了。挂上电话，他对护士说：“瞧，到我这个年纪还可以做点有用的事吧。”说完，转身面壁，就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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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伯格的世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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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利物浦接亨利伯伯之后几个星期，弗里德伯格先生又把我叫去。他说：“本公司一位相当好的客户帕尔布（WillemPaarboom）先生计划从荷兰搬到英国来。他要看看房子，并请你作陪。他对英国乡间不熟，我已经告诉他你是这方面的识途老马。星期天早上8点到他下榻的饭店去接他吧。”
就在那个星期天，我遇见了一个外表最奇特的人，或者我该说，我不确定我看到的是一只装扮成人形的大乌鸦，还是一个扮成大乌鸦的人。他非常高，约6．4英尺，异常削瘦，全身是丧服一样的黑——黑皮鞋、黑袜子、黑西装、黑领带，连领带夹上的珍珠都是黑色的，加上浆得雪白的高领衬衫。他一开口就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巨大的鼻子如鸟喙，嗓音沙哑，也像乌鸦的啼声。他的荷兰口音很重，叫人难以理解他的话。我几乎想听到他像爱伦坡笔下的大乌鸦啼叫：“啊，不再了（Nevermore）。”
等着我们的一辆8人座的劳斯莱斯，也是黑色的。司机载我们到各处看看中介商推荐的房地产。一整天，我们就这样越过一栋又一栋令人毛骨悚然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每一间都很大、而且阴暗，里面多城楼、仿都铎时代的梁，门前停车处都有铁铸的小矮人。最后，天色已暗，每一处也都看过了，我们经过一条巷子，我记得是在埃塞克斯（Essex），我们转错了弯，到了一栋大宅前。那真是可怕的一栋，几乎是先前看过的房子的两倍大，塔楼更多，而且年久失修，残破不堪。帕尔布叫司机开进去。那栋房子看来废弃已久，不过在一个城楼上灯光隐隐若现。帕尔布在四周走了几圈后，走上破旧的门前阶梯，敲了门。过了许久，又敲了几次。
一个肮脏的老人前来应门，手中拿着蜡烛，大声咆哮：“你要做什么？”
帕尔布问道：“你是屋主吗？”
“我就是，不过与你何干？”
“我想马上住进这栋房子，你愿意开价多少？”那个老人一定认为他遇见一个疯子，但是这疯子可是有着一部大劳斯莱斯，还有司机帮他开车。
“3万英镑，现金交易。”那栋房子的市价顶多值6000英镑。
帕尔布说：“好，就此成交。”他从口袋掏出一大叠一百英镑大钞，10张绑在一起，数了30叠后交给他。
“你的大名是……，好，这是我的名片，我的律师明天早上会跟你联络。”然后转身离去。
呆若木鸡的老屋主问他说：“不用收据吗？”
“不必，我都会记住的。”
我们在车子里坐定，准备回去时，他对我说：“这栋房子有足够的塔楼可以容纳我那些太太，未来再多几个老婆也不怕。”
几个星期后，我接到他的电话。
“德鲁克先生，你可以过来帮个忙吗？我那些太太已经从荷兰出发，来英国了。她们想看看房子，看哪些地方需要整理一下。你可否作陪？”
“你的太太们？”
“当然，她们4个全过来了。”
他听出我话中的惊讶，于是加以解释：“德鲁克先生，我想一个女人生孩子超过三个是有害健康的。因此我的每一个太太生了三个孩子后，我就让她卸下生育的重担，安排离婚，然后再娶。我当然还是爱着她的，我们依旧是亲密的朋友。虽然离婚，她和孩子仍和我以及其他太太住在一起。然而，每一个太太都有自己的生活范围，分住在房子的侧翼或是塔楼。”
我终于见到众多的帕尔布夫人时，发现她们的确亲如密友，而且难分轩轾，像是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典型荷兰主妇——金发碧眼、圆圆胖胖，带点奶油的味道。我向帕尔布道歉说，我只能一律称呼她们“帕尔布夫人”，无法照他的介绍分清楚哪一个是“缪若·玛瑞克”，哪一个是“缪若·朵拉”。
于是他说：“德鲁克先生，你以后就知道，人总是这样，哪个法子行，就会一直那么做下去。走过这段人生，我已经知道怎么做算是个好丈夫，就一直照那个模式去做。果然有用。”
帕尔布后来预言欧洲即将发生战事，于是在1939年举家逃往美国，在纽约北部的达切斯（Dutchess）定居。他在哈得孙河畔为自己、4个太太和12个孩子找到一栋建造于1880年、有着非常多塔楼的房子，好让每个太太各据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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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布在本世纪初离开荷兰的家乡，独自前往遥远的荷属东印度群岛时，还是个不到14岁的孤儿。他那过世的父亲是个小生意人，老是面临破产的命运，因此留给他的只有债务，除此之外只有一场待解决的官司。荷兰下级法院宣告他父亲在东印度群岛的某项产业有问题，所有权不属于他，帕尔布家因此提出上诉。5年后，帕尔布回到荷兰时，摇身一变，成了百万富豪。他不但赢得了那场官司，还在巴达维亚（Batavia）从事房地产赚了一笔。巴达维亚是雅加达的旧称，那时他们的橡胶业才刚刚勃兴。他虽然拥有了财富，在巴达维亚那5年非人的生活也带给他永恒的创伤。当时荷兰在巴达维亚的殖民社会是没有他这么一个又穷又脏的小子立足之地的，那些有钱有势、骄傲、冷血的荷兰“上流人士”对他的不屑、敌意和羞辱，造成他一生永远的阴影。他发誓绝不再软弱，他要成为“绅士”。对他而言，所谓的“绅士”就是穿黑色西装的人。他的衣柜里有25套完全相同的黑色西装，每天都穿不同的一件。每一套都是请裁缝定做的，穿了一年后就丢弃。他也决心不再仰仗别人的恩惠。从今以后，他要做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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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伯格的世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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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荷兰后，他从事财务顾问，为当地的大企业家服务。尽管年龄尚轻，一开始就有不凡的表现。就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准备进行第一桩大作为：当时，他是荷兰一家人造奶油和肥皂大厂继承人的顾问。他认为欧洲必须成立一家超级人造奶油和肥皂公司，以和美国厂商，也就是日益蓬勃的普罗克特—甘布尔公司（Procter＆Gamble）和科尔盖特—帕尔莫利夫公司（ColgatePalmolive）相抗衡。但是，他也知道这些欧洲厂商难以合并或是轻易卖掉自己的公司，特别是英国人不会屈居在荷兰人之下，荷兰人也不肯在英国人之下服务。于是他想到一招妙计。两家欧洲厂可都称做尤尼莱佛（Unilever），各由英国人和荷兰人来经营管理，所有权彼此都有份。几年后，他第一个得知德国的欧宝兄弟没有能力、也不想经营即将继承的欧宝汽车（Opel），然而德国政府和该国舆论也反对他们将公司卖给欧洲任何一家汽车公司。帕尔布于是心生一计，想欧宝不如卖给底特律的通用汽车（GeneralMotors）。他盘算好细节后，先说服通用汽车，再获得欧宝汽车的首肯。然后，他拟好一长串未来客户的清单，只挑选最富有的人，排行第一的就是最有钱的荷兰女王。
然后，对于他经手的交易或是客户，他绝口不谈。他不曾接受报纸访问，对自己的隐私极为注重，名片上仅仅印着：“帕尔布先生”，连地址和电话号码都付之阙如。事实上，他几乎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然而，若是得拜访最有名的大企业家、银行总裁或是政府部会首长，他可一点都不会迟疑，事前往往没经过预约，就直接走进办公室，说道：“这就是你必须做的事。”
有一天，他获悉当时英国最大的钢铁公司发生财务危机。他以前对这家公司一无所知，于是开始研究。他坐火车到这家公司总部座落的地方，把自己的名片递送给那家公司的总裁。当然，这位总裁从来没听说过有帕尔布先生这号人物。经过3个小时的晤谈后，帕尔布已经取得了一份长期合约以重整该公司，健全他们的财务状况。
弗里德伯格先生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帮你正式介绍呢？毕竟，我们知道那家公司，和他们的总裁也熟。此外，在英国不经正式介绍，是难以做成任何生意的。”
帕尔布答道：“这正是我没请你协助的原因。我这人做事从不按牌理出牌。”
帕尔布搬到英国不久，就在城里离弗里德伯格公司不远处租了间办公室，也邀我过去看看。他的办公室就在伦敦最新颖、最壮观的一栋办公大楼里，占了一整层，隔成一间间的办公室，除了全黑的办公桌椅，其他什么都没有。然而，他自己办公的地方只有一小间。在外面的电话旁坐着的是他推一的职员——一个男秘书。
“你要这么大的一层办公楼做什么呢？”我问他。
“将来我做生意时，可能会用到这么大的空间，也得雇用很多员工。我讨厌到时候还要为租约伤脑筋。”
“做这种生意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当然，我自己做不到的事，绝对不做。对我来说，这是惟一合情合理的事。”
他的办公室里摆着最新型的账务处理机器，可做簿记和会计的工作，比弗里德伯格公司耗资甚巨刚成立的新部门里的任何东西都要新。
我问他：“你要这些机器做什么呢？用来帮客户作账吗？”
“我的客户不用什么账户。他们要的只是我亲手开出的支票。”
他告诉我说，他约有40个“合伙人”。每一个都把自己财富的5％交给帕尔布管理。
“少于5％的，我不做。我也不愿为更高的百分比负责。”
这些钱都投资在帕尔布所谓的“特别投资案”里，例如尤尼莱佛公司的收购，或是那家英国钢铁公司的重整计划。若是获利，投资者可得其中的50％，帕尔布得20％，另外的25％集合起来，成为他所谓的“疯狂资金”，投资在“投机投资案”，假使获利，投资人和他平分，如果损失，则由投资人负责。
有一次我问他：“特别投资案和投机投资案，有何不同？”
“特别投资案，因为我已经考虑到种种层面，应该没有任何风险，至少可以使原本投资的钱变成二倍。投机投资案的风险高，然而一旦成功，获利可达五倍。”
帕尔布只接受来自荷兰的合伙人。他不但极端爱国，而且是属于很激进的那一种。荷兰在30年代成为最后一个放弃金本位制（goldstandard）的国家时，帕尔布递交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个人抗议书给荷兰女王，认为此举不但背信，而且就道德和政治面而言，都是可鄙的、懦弱的行为。之后，私下将那封信翻译成英文印行，而且寄给所有的朋友。
“不过，帕尔布啊，”弗里德伯格抗议道，“为什么英国放弃金本位制，造成英镑下跌时，你一点怨言都没有，反倒在那个时候搬到英国来？”
“弗里德伯格先生，”帕尔布回答，“我不是英国的子民。英国并没有欠我什么。”
那天，我在饭店外初次和他见面，陪他去看房子之前，他开口第一句就是：“德鲁克应该是荷兰姓氏，是吧？”我说，没错。我知道我的祖先来自荷兰，他们是十六七世纪荷兰宗教书籍的印刷商。但这对帕尔布先生而言，还不够。他一直追踪研究我的家谱，不放过家族树上下所有的枝叶，最后他不只在荷兰的图书馆发现先祖印行的书本，连这个家族事业是何时、何地开始的，到什么时候结束都了如指掌。于是，我成了他在弗里德伯格公司的知己，因为“我们荷兰人必须团结一心”。我跟他提及，我的祖先早在17世纪离开荷兰，因此我和荷兰这个根源疏离很久了。他则说道：“你太谦虚了。只要你们不像那一班声名狼藉的骗子去美国，就还是好的荷兰人。”此外，他总是把我的姓氏说成“德劳克”（Druecker），也就是德鲁克的荷兰语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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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伯格的世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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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布早在1934年就料想到纳粹会进军荷兰，于是来到英国。但是，他还是常常往返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之间，一个月至少会回荷兰两次。只要几个星期不回到祖国，他就陷入忧郁之中。
“那5年，待在上帝遗忘的爪哇时，我常常在不能成眠的夜里祈祷，来场荷兰那样的雨、雾和暴风雨吧，结果第二天醒来，还是该死的晴天万里。”
起初，他是搭火车和船回去，但每次总是晕船晕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