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5年，待在上帝遗忘的爪哇时，我常常在不能成眠的夜里祈祷，来场荷兰那样的雨、雾和暴风雨吧，结果第二天醒来，还是该死的晴天万里。”
起初，他是搭火车和船回去，但每次总是晕船晕得厉害。后来，他改搭飞机，还是不舒服，幸好很快就过去了。有一天，他在偶然间发现，在搭机时凝视着荷兰风景画就可以让他的晕机症不治而愈。于是，他成了17世纪荷兰风景画的收藏家。他对那些画作和画家可说是一无所知，他鉴别的方法是经画商同意后，将画携上飞机，假使不会晕机，就购买下来，否则就还给画商。幸运的是，让他克服晕机症的，显然是绝佳的品味与独到的眼光——他收集的那一批17世纪荷兰风景画都是上选之作。有三幅让我目不转睛、绝美的雷斯达尔（Ruysdael）②风景画现在已是帕萨迪纳（Pasadena）诺顿·西蒙博物馆（NortonSimonMuseum）引以为荣的珍藏。我第一次就是在帕尔布那“晕机收藏品”里看到的。
我告诉弗里德伯格有关帕尔布那些太太的事时，他说：“没错，帕尔布这个人挺疯狂的。他在热带地区待了5年，使得他的脑子有点混乱。不过，他却是个天才，从他研究资产损益表的神情就可以看出来了。”
帕尔布确实特别具有理财的才能。在看报纸的时候，他会因一则不经意的评论或是某个消息大为兴奋，然后埋首钻研一家公司、企业，或是公共事业的财务问题。两个星期后，他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了。他想出的方法总是最创新、最完美的解决之道，也是最显而易见的，不过就是没有人这么想过。
他说：“如果我还要去推销我的方案，那就错了。一定要简单明了到任何人看了立刻说‘对了’的地步。”
帕尔布一开始耳闻英国钢铁公司有财务危机时，这家公司的问题已经错综复杂到没有一个英国人能想出办法来加以拯救。经过两个星期的分析后，他已经知道这家公司哪一个部门需要裁撤、哪些需要做财务重整、哪些该合并起来，还有该增设的是哪一些。本来英国钢铁公司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几乎倒闭了，经过帕尔布的整顿计划，在18个月后摇身一变成为欣欣向荣、日益成长的企业。
奥地利凤凰保险公司（Phoenixinsurancepanies）在1934或1935年一败涂地的消息公诸于世。在这之前，帕尔布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他一直注意后续报道，加以研究，之后打电话给奥地利财政部长，说道：“你照我的话做，就可以让这家公司起死回生。我后天会到维也纳，到时再跟你说明解决之道。”
虽然从有利可图的交易中可获得巨额的收益，但他并非只为获利而投资。就以火柴大王克吕格（IvarKreuger）面临破产的那家公司为例，他们的债券被低估得太过，理查德·莫赛尔因此设法说动帕尔布去研究这家公司。
帕尔布调查了之后，说道：“你说得没错。这些债券至少值现在出售价格的六倍以上。不过，并不适合我来投资。”
“为什么呢？”我们问他。
“借由收购这些债券，你们是纯获益；但是，我则不同，除非我能有所贡献，为我所购买的公司做点事，否则我不会投资。从很早以前开始，我就不靠自己的小聪明赚钱了。我希望自己是因为做对的事情而获利。”
他还告诉我，他一年总会审查40个左右的投资计划，大部分是他自己找来的，有些则是朋友或是“合伙人”推荐的。
他说：“淘汰的约莫半数。在我眼里看来风险太高，所以不合理。其他的，从财务的角度来看，还算有点道理而已。最后只剩下两三个案子值得考虑，不但是有利润的投资，也有让我贡献心力的机会。这几个就够我和我的合伙人忙上一年了。”
我决定离开弗里德伯格公司，不再待在英国时，我去和帕尔布告别。
他出乎我意料之外地说：“我要你做我在纽约的代表，为期3年，年薪25000美金。”
在经济萧条的那几年，25000美元可是无法想像的数目，比华盛顿的内阁阁员或是大公司的最高主管的所得都来得高，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所得税呢。
我问他：“你付我这么多钱做什么呢？”
“或许什么事也不必做，只是预备不时之需吧。”
我拒绝了这个机会，正因为他表明了我得为他一人服务，就是什么事都不必做也罢。一年半以后，我差不多已在美国安顿好了，帕尔布来我们家拜访。那时，大女儿刚出世，我们在纽约郊区租了一栋普通的房子。帕尔布又要求我做他的代表，并更进一步提高年薪。我告诉他，此举让我受宠若惊，但是我还是决定自食其力。他旋即起身离去，从此不再来访。我拒绝了他，他在巴达维亚受到的旧创，也许又开始隐隐作痛。
他第一次请我做代表时，我把这回事告诉弗里德伯格先生。
“我可以了解，知道你为什么即使不用工作，也不愿意拿那么多酬劳的原因。不过，想一想，一年25000美元，三年下来，你存的钱足以买下一间小银行，慢慢再发展成一家大银行，不是吗？”
………
弗里德伯格的世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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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弗里德伯格先生，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想从事银行业。”
“胡说！不然像你这么聪明的年轻人要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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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在弗里德伯格公司工作的岁月可说是乐趣无穷。巴尔扎克（Balzac）形容这些19世纪的银行家——希罕得有如濒临绝种的动物。当然，这些稀有动物后来在现代城市伦敦兴旺起来。我觉得自己很像人类学家观看“活着的先祖”，如亚马逊的印第安族人，看他们狩猎、设陷讲捕动物，内心有着无限感动，忘了推土机就在数里外不远处，正在建筑高速公路，一寸寸地蚕食那些族人的石器时代文明。在30年代，斯大林、希特勒和罗斯福的世界里，弗里德伯格、亨利伯伯和帕尔布这些人所代表的“文明”，他们的“生意”和“交易”，似乎像是亚马逊印第安人那种石器时代的文化，不知不觉到了灭绝的时代。
然而，这些石器时代的交易天才却展现出绝佳的存活力，和60年代在股市兴风作浪的那批人活在同一个世界。不过，那些人相当粗鄙，少了弗里德伯格和帕尔布的谨慎、机智和廉正，也缺少像弗里德伯格那样的智慧——出身自小镇的他，听到管理阶层保证未来每年的获利率和销售额都能达到10％的成长时，一眼看出他们不是骗子就是傻瓜，或者两者皆是；也没有帕尔布那样的自尊，这人虽长相不佳，举止笨拙，但却坚持在获利的同时，还要有所贡献，而不只是靠一点小聪明，以大赚其钱为乐；那些只会追逐金钱的人，也无法明了亨利伯伯的话，认为他的观念很奇怪——若是一家公司的采购方针只为公司着想，而不是为了顾客，就不值得投资。
虽然弗里德伯格、帕尔布和亨利伯伯所代表的文化仍徘徊不去，但已是昨日黄花，或是正渐渐凋零。而我们的社会还是继续朝着认知与形而上学前进，如弗里德伯格公司所代表的。我们已经把“符号”看作是“真实”如金钱、买卖、交易、利率和国民生产总额等等。用中古世纪逻辑学家的话来说，整个社会的认知就是——符号取代了实质（Nominasuntrealia），而所代表的物体却成了影子。
这种认知与形而上学就是经济学中“凯恩斯革命”的真实意义。古典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在内，认为经济学和人类的行为有关；现代的后凯恩斯学派古典学者，如博尔丁（KennethBoulding），则认为经济学处理的是“商品的行为”。然而，就凯恩斯学派和反凯恩斯学派的人而言，如弗里德曼货币学派（Friedmanite）③的支持者，则认为经济学处理的是符号、符号代表的行为、金钱供给的累积、信用，或是“充分就业预算”（fullemploymentbudgets）。失业不再是一种人的处境，而成一个标的数字。真实是由操纵符号而得，而历史则是一幕又一幕的“媒体事件”（mediaevents）。
凯尔斯达特述说的胸罩的故事是终极的真实，而国民生产总值则是纯粹的抽象，这代表认知和形而上学之间有巨大的转变。19世纪的银行家已经消逝，若不然，他们在自己的“城市”中展现的文化已不再实出。但是，他们看待真实的方式，正如一个由符号形成的网，已成了宇宙的通则。一家老旧的钮扣厂，如“史密斯钮扣公司”，只要改名为“扣件系统企业”，股价上可上扬；撰写经费申请书成为人文艺术里最受尊崇的一门学问；而一场大战，比方说越战吧，已可在电脑的虚拟实境或是电视的显像管里论输赢。
约翰逊博士（Dr．SamuelJohnson）④曾经说道：“赚钱比起其他的事情，单纯得多。”这句话现代人听来会觉得诧异。但是，我们千万不可小看了这位“大爷”有关人类行为的评论。说来，他该是最严谨的法官，这个老派的宗教道德人士应该对赚钱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而不该为这件事担保。然而，他并不是说赚钱是件好事，而是指赚钱带来的伤害最小。喜欢赚钱的人不追求权力、不想操控别人，或是让人局促不安，这人并不会喜欢去占有很多东西；有了那些“符号”，他就满足了，不想追逐真实。但是，在约翰逊博士的时代，属于“符号”的人，不管是金钱，或是媒体，都是少数。大多数的人，如面包师傅、鞋匠、地主、法官、贵族，或是农民，他们的工作不是以“赚钱”为主，而是生产东西，汲汲于权力、计划去操控别人，或是最后为人所操纵。他们和古典经济学的看法一样，认为钱罩着“真实的面纱”，而不是真实本身。像弗里德伯格和帕尔布这种单纯从事赚钱的人是少数。然而，若是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符号和表象已成绝对的真实，人和物都沦为影子，这种超唯名论（ultranominalism）⑤可算是“单纯无邪”，或是“无害”吗？
●译注
①罗兹（1853～1902）：英国殖民者、开普殖民地总理，以在南非开采钻石矿和金矿致富，成立德比尔斯开矿公司和英国南非公司，扩张英国殖民领地。
②雷斯达尔（1628～1682）：荷兰风景画家，画风精致雄浑，以善画树木著称。
③弗里德曼货币学派：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动变动的根本原因。
④约翰逊博士（1709～1784）：英国作家、评论家、辞典编纂者。
⑤唯名论：认为人们用来表示事物的词的形式和词所指的事物之间并无内在联系，人们用词是习惯和惯例任意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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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斯隆的专业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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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问道：“公司是不是想请我走路？”上司气急败坏地说：“你即将成为公司的高级领导人，也许可迈向顶峰了。你这个小傻瓜，不晓得要在这家公司晋升为高级主管一定得娶这些女人之一当老婆？”上司给了他一张名单，上面列着28个未嫁或是寡居的杜邦家女儿、孙女或是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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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隆的专业风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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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晚秋，我接到一个电话：
“我是保罗·加勒特（PaulGarrett），通用汽车的公关主任，代表敝公司副总裁唐纳森·布朗先生（DonaldsonBrown）向您请教。不知您是否有兴趣为我们的高层主管研究分析敝公司的政策和结构？”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邀约，我实在是喜出望外。两年前，我刚完成《工业人的未来》《TheFutureofIndustriblMan》一书，最后的结论是：企业终将成为工业社会的主体，在这体制当中，不但要实现管理的原则，也得兼顾个人的地位和功用。此言一出，我知道非得深入大企业研究一番不可。从未在大企业或是其他大型组织服务过的我，一直想找一家大公司来研究，却未能如愿。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在《工业人的未来》成书后的两年间，是我精力最为旺盛的时候。在写那本书的时候，我同时在住所附近的萨拉·劳伦斯学院（SarahLawrence）任教，每周一天，教经济学和统计学，而且自得其乐，因此我想我会继续教书的工作。那时，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也有意请我任教。不过我还是在1942年选择到本宁顿学院担任专职教授。在本宁顿学院，我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门我有兴趣，而且想进一步钻研的学科授课，如政治理论、美国政府、美国历史、经济学、哲学和宗教等。美国政治科学学会（AmericanPoliticalScienceAssociation）对我的著作《工业人的未来》也有所回应，请我加入他们的政治理论研究委员会。自此，我觉得可以正式地展开学术生涯了。
在1943年，我已是自由作家，定期提供文稿给《哈琅斯杂志》（Harper’sMagazlvie）。（从1940年起，25年来，我一直为《哈柏斯》写稿，每年都有重要文章刊登于这本杂志。）我和《周六晚间邮报》也一直保持密切、良好的合作关系；在40年代，正是这本刊物的发行量达到最高峰之时。在珍珠港事变后，我开始在政府机关服务，这份我渴望已久的全职差事，结果是兼职的顾问工作，反而更使我有如鱼得水之感，我的精力也就更能发挥。
在那庞大的官僚机器中，我无异于一个小齿轮，若是全天都被绑在那儿，一定会适应不良、郁郁寡欢。幸好这只是个顾问性质的工作，对我来说比当官僚要好得多。因此，我不时在南佛蒙特、华盛顿、纽约（《哈珀斯》的办公室）和费城（《周六晚间邮报》的大本营）之间流动，虽然辛苦，却忙得不亦乐乎。
我的家庭生活也相当美满。我们的第二胎是男孩，取名为文森特，在1941年秋出生，过了几个月，美国就被卷入大战之中。我们在1942年夏搬到佛蒙特时，家里每一个人都很喜欢这个地方。这一住就是7年，直到1949年的夏天才又回到纽约。因此，在佛蒙特的本宁顿学院对我来说是全美国，甚至是全世界最有“家的味道”的地方。1938年秋，我父母逃离希特勒秘密警察的魔掌后，也到美国来和我们会合。我在东部，弟弟则在华盛顿州行医，父亲安抵美国后，则在北卡罗来纳的查珀尔希尔（ChapelHill）教经济学。到了1941年，父亲65岁时，搬到华盛顿来，他一面在美国大学（AmericanUniversity）执教，一面在美国关税协会（U。S。Rariffmission）服务，协助欧洲经济重建事宜。父母亲在1941年夏从北卡罗来纳搬到乔治城的大公寓时，我和弟弟有先见之明，帮他们在卧房安装了全新的窗式空调。因此，在战时的华盛顿我还得以享受少有的奢侈——去他们那儿享受宁静和凉爽。
然而，因为无法研究我一直想探讨的课题——工业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并进行“工业秩序的解剖”，所以我觉得有点沮丧。就在通用汽车的加勒特打电话来的几个星期以前，我决定做最后一次尝试，看以上的研究是不是能够进行。那时，本宁顿学院每年寒假长达3个月，一方面是为了在战时节约能源，一方面则让学生借这个机会工作，获得实际经验。所以，我们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附近租了间公寓，以便我利用寒假研究企业的结构和政策，也可就近在大学图书馆寻找相关的研究资料。就准备工夫而言，我秋天在纽约时已经做了不少，但是愈准备，愈发气馁。经过别人介绍认识的主管都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