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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虽暂时恢复，但守军已是拼尽了最后一丝气力。2个营伤亡过半不说，手中预备队也已投入战场，再无力量可供机动了。日军虽然再次失败，但似乎看到了中国守军此时已是强弩之末，遂略加调整增兵，又向山海关发起了猛烈攻击。应该承认，这时的日军，不仅武器装备先进，士兵训练有素、而且作战思想也确实比中国军队高出一筹，与这样一支军队交手，626团能死守2昼夜，杀伤敌数百名，虽败犹荣。
午后2时，敌军再次增兵，强攻南门和东南城角。东南城角虽然屡破屡堵，但随着一阵密集野炮和坦克炮的猛轰，一个巨大的口子被掀开来，日军坦克掩护步兵蜂涌而入，北门东门很快失陷，战火燃向了城里，双方展开了激烈巷战。中国守军第1营死战不退，与敌坦克、步兵殊死拼杀。日军坦克轰鸣着向顽强无畏的中国士兵冲去，殷红的鲜血四处飞溅，冰冷的钢制履带沾着中国士兵的血肉向前滚去，反坦克武器的匮乏和现代技术的落后使满腔民族热血的中国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这是东北军，也是中国军队落后的代价，也是一个民族应该得到的血的教训：落后就要挨打，就要付出比实际高出数倍、数十倍的代价。
战至下午，1营营长安德馨及2连长刘窦晨、3连长关景泉、4连长王宏元、5连长谢镇藩全部战死，1连长赵壁连也身负重伤，排长以下官兵伤亡难以计数。团长石世安见山海关四门已破，大势已去，不得已率10多人由北门撤出，山海关黯然陷落。
此役，626团安德馨营全部阵亡在山海关长城下，实现了用血肉之躯再筑长城的豪迈誓言。日军破城后，又屠杀了未及撤出的妇女、学生及市民百姓3000多人，这时日军的残酷暴行，就已显示出日军暴唳残忍的端倪。
山海关陷落，举国震惊，民众哗然。全国各地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加评论，抗议日军的侵略行径，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新北平报》“老百姓谈话栏”连续几日载文评论山海关失陷，文中讥讽道：“中央知道榆关（山海关）失陷吗？……中央政府至今对于整个抗日大计，仍在那里犹豫不决，还是那一套旧文章，电令日内瓦我代表报告国联。华北是华北，中央是中央，仿佛抗日的分工责任分不到中央肩上似的，忍心害理，看华北大地，一块一块像东三省那样丢掉。报告国联，1年零3个月了。去年日本攻击锦州，各国使馆均派员视察，至今效果如何？明知不行，还要绕这个弯子，不是欺骗国民是什么？……”
1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和占领山海关，开始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民众及瓜分中国的新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进攻华北，国民党的继续不抵抗的政策及其民族武断家传的破产，将促进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反日反帝斗争的更加高涨。在这方面党的正确领导将是决定这个高涨的程度和速度的主要因素。”
同日，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谢珂等通电国民政府，希望中央“幡然定计，拼命争存，一切军政计划悉以抗日救国为目标”，并要求政府援助归国，统军杀敌。
正在江西布置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面对国内千头万绪的复杂形势，又在心里细细地盘算起来。四次剿共的失败，使他深感震惊。如此优势的国军屡战而无法得胜，这不能不使他对中共和红军另眼相看，也更使他意识到如果不乘中共红军羽翼未丰之际彻底根除，那么将来他的大业必定亡于中共。
但他又不能不为国内的形势所忧虑，日本人图谋华北已成事实，国际、国内形势对他愈益不利，如果再不对日本人加以抵抗，向国人有所表示，恐怕等不到剿灭中共他就将淹没在中国民众的怒涛之中，可眼下两广虽口头上服从南京中央，实际上同床异梦，处于半独立状态，一个兵都不会派出，中央军又要“剿共”，从哪儿调兵呢？思来想去，他的眼光只能重又回到两广。
1月21日，国民党内政部长黄绍奉蒋介石之命，率训练副监徐景唐亲赴广州，游说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由于黄绍门出两广，与陈济棠、李宗仁等有十几年交情，又一向被蒋视为颇有人缘，所以关键时刻要平定两广、“围剿”中共，蒋介石自然不会忘记这颗颇有些份量的棋子。此前，两广驻沪代表杨德昭曾表示过，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则广东愿负江西“剿共”之责。蒋闻讯，立刻产生了一个一箭三雕的妙计。派黄绍游说两广，出兵剿共，中央军名义上北上抗日。如两广答应，则中央军抛出点儿兵北上敷衍张学良和全国舆论，主力则置于两广军侧后，督其“剿共”，无论两广军与红军谁家胜了，都替他蒋介石除去一块心病。如果两败惧伤，则中央军乘虚而入，剿灭红军，吞并两广部队。此为上上策。如果两广军队拒绝行动，则正好替他分担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就像个狡诈的商人，时时都在算计着利害得失。
广州方面也不是吃闲饭的，当闻讯黄绍前来广州时，他们就已意识到了蒋的险恶用心。黄绍抵达广州后，除了受到热情的接待和一些空空好话外，什么诺言也得不到。在几乎云集了两广高级将领和高级党政人员的军事会上，黄绍和徐景唐几乎磨破了嘴皮，可对方不是推说械弹不足，就是军费不够，就是不答应派兵去江西。次日，陈济棠把黄绍请到家中。几句寒喧过后，陈济棠突然直盯盯地看着黄绍，颇意外地说道：“季宽（黄绍字），我们是十几年的共过患难的老朋友，今天你要说真心话，老蒋要我出兵江西，是不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们钳着，好抽他的军队来搞我们呀？”
这一将点得黄绍颇感惊讶，一愣神间，陈济棠笑着说道：“我想一定是的，蒋的抗战是假的。你看是不是呢？”
眼看陈济棠已看穿了一切，黄绍只得无言地苦笑着，表示默认。
蒋介石见陈济棠死活不肯出兵，虽然气愤，却也无奈，只得一面广造舆论，诋毁两广军队，一面调来参加“剿共”的中央军黄杰第2师、关麟征第25师和刘勘第83师北上，敷衍张学良和全国舆论。张学良却不知道蒋的心思，还着实激动过一阵子。
山海关之战，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日军夺占山海关后，曾向石门寨等何柱国主阵地作试验性进攻，但被击退。见中国守军防守严密，而千里之外的日内瓦国联对中日冲突的裁决又到了最后阶段，日军便暂停在山海关一线。
1932年初的日内瓦国联总部，中日代表唇枪舌剑也进入了白热化。此时，中小国家站在同情中国的立场上，主张制裁日本，但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日本退出国联的威胁颇为担心。
为使日本打消退出国联的念头，一些大国准备绥靖日本，牺牲中国。为此，国联秘书长杜拉蒙和副秘书长、日本人松村制定了一个妥协案，准备回避迫使日本取消承认伪满洲国而国联回避不承认伪满洲国等问题。作为回报，日本也要为国联保留些面子，默许国联笼统地对伪满洲国表示反对。国联围绕此问题的争执一时僵持不下，中日争端的解决一时陷入一片混沌。
这时，中国方面获悉这一阴谋，中国代表施肇基代表中国立即就此问题向国联提出抗议。19国委员会中非难杜拉豪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33年1月15日，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向各国发表通告：美国不承认伪满洲国。这样，美国在大国中首先向日本表示了强硬态度，使以大国为中心的妥协案宣告流产，中、日国联之争有利的天平开始倒向中国一方。此后，国联对日本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
2月14日，国联修改了李顿报告书，通过了要求日军撤退到满铁附属地以内和确认中国对东北三省统治权的最新报告，日本被逼入外交绝境。这时他们所面临的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执行国联决议，从东北撤军；要么与国联彻底翻脸，退出国联，不承担国联义务。对于图谋中国已久的日本来说，第一条路是断不能考虑的。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退出国联，承认外交失败这唯一一条路了。
2月17日，日本内阁针对国联情势，召开紧急会议，反对国联的撤兵报告案。在看到外交势力彻底失败后，索性撕掉伪装，迅速进攻热河。
仅仅3天后，日军便开始大举进攻热河，这也更刺激了国联，加速了日本外交的全面崩溃。24日，国联以42比1（反对1票为日本，弃权1票为泰国）通过了最后报告，谴责日本为侵略者，要求日本迅速从中国东北撤兵。国联日本代表团长杉冈不待会议结束，便铁青着脸发表了简短的声明。他表情沉重地说道：“日本政府不得不认为日本就中日纠纷而与国联合作之努力已达终点。”
说完，就率日本代表团步出大厅离去了。大厅里，一时被一种紧张、沉闷的气氛笼罩着，除中国代表面露喜色外，各代表团似乎都沉浸在一种不可理解的思索中。1个月后，日本便完全退出了国联，成了个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
外交上的失败，使日本人更疯狂地投入到战争中，战火很快燃遍热河，逼向长城各口。南京国民政府并未从国联捞到任何实际便宜，相反却又被疯狂的日本人紧紧地缠住，开始了新的一轮军事、政治较量。
2月23日，日军倾尽关东军主力，以第6、第8师团，第10师团一部，混成第14旅团，骑兵第4旅团，关东军直属队及张海鹏伪军等共约10万人，兵分四路，向热河大举进攻。
当时担任热河防务的中国守军为张学良的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年轻气盛、身居要职的张学良背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又无处申辩，委屈、苦闷可想而知。一年多来，他越发后悔当初为什么要那么死心塌地执行老蒋的“不抵抗”命令。
那怕当初能给部下一个灵活的应对之策，东北三省也不致丢得那么快，东北军也不致受到这么大削弱，他本人也不致在国人心目中留下这么个恶名。越是痛苦，他对日本人恨之越深，收复东北之心就越切。眼下日本人又把战火引向华北，这不但威胁着他坐镇的热河、华北这最后一块地盘，也真正唤起了他对民族的忧患意识。此时如果再不抵抗，那就不再是身后有无退路的问题了，而是为人所不齿的民族罪人，是万劫不复的罪臣。所以他下定了决心，准备走另一条路，拼死抵抗。
30出头的张学良被自己的选择激动得热血沸腾，全然不知自己正处在一种极端严峻、甚至是险恶的形势中。虽然他身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委员长是蒋介石），表面上看统帅着华北的几十万大军，但真正能指挥调动的又有多少兵呢？当时华北地区的军队门出三类，一为他的东北军，二是山西的阎锡山集团，三为西北军的冯玉祥集团。可2年前的中原大战，正是他背后一刀，使阎、冯联军兵败中原。俗话说冤家易结不易解，即使对方忘记了，他张学良又怎能忘记呢？所以他能依靠的还是他的那点儿家底，东北军。可就是东北军他又能指望多少呢？汤玉霖等老辈军人常以父辈自居，对他三心二意，心怀不满不说，就是听他调遣，以东北军目前这种将帅无能、只知贪图享乐的腐败之气和陈旧的装备，训练乏术之状，要抵抗精锐的日军，他能有几分把握呢？况且他注射毒品已多年，尤其是这1年多来日益增大的毒瘾，已使他面黄肌瘦，病弱难支，看上去没一点30来岁青年的那种朝气和旺盛的精力，他已无法承受这即将到来的重压。这一切危机他虽有预感，但并未真正意识到其严重。2月3日，他说服阎锡山及东北军将领27人，联合通电全国，表示保卫热河，抗战到底的决心。晚上，他兴奋地彻夜难眠，在屋里踱来踱去，想到1个月前在南京面蒋，蒋亲口答应支持他抵抗的态度，他认为与日本人真正较量的时候到了。他要让中国人看看，他张学良究竟是孬种还是好汉。
这时的他对蒋介石的伎俩浑然不知。他更不知一块更加巨大的阴影正逐渐向他罩来。
1933年2月23日，南进日军兵分4路杀向热河，直指关内。
张学良原指望热河的东北守军起码能抵抗3个月至半年，但战事的发展却把他推进了绝望的深渊。随着日军向开鲁、朝阳、凌源的进攻，东北军乱作一团。肝鲁守军崔兴武骑兵旅望风而降，朝阳守军董福亭旅不战而溃，只有凌源的万福鳞部抵抗了一下，但架不住腹背受敌，也于3月2日退守喜峰口。热河省会承德门户洞开。这突然大变的战势使张学良惊呆了，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东北军竟如此的不中用，热河的防务竟如此的不堪一击。一阵急火攻心，他险些晕倒在地。
他始终无法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仟年多来，他忍辱含愤，有苦难言，就盼着有一天能以自己的热血，以自己的作为洗清像山一般沉重地压在他心头的冤名，让中国人看清他的真面目。如今这一天到了，他非但没能取谅于国人，反而败得更惨，败得更加无话可说。“九·一八”不抵抗，多多少少还有些人能把他与中央懒不抵抗政策挂在一起，那么今天还有什么话可说？他觉得面前只有一条路：拼了！必须全力反攻，绝不能让华北的门户热河失于敌手。抱定这个想法，他不顾一切地严令热河前线部队，不惜一切地发起反攻，恢复阵地。当退过喜峰口的万福麟几次三番要求撤回北平时，暴怒的张学良大吼道：“要你率部队反攻，你要回来，拿头来见我。”吓得万福麟一直没有再回北平。
其时，张学良已经败定了。东北军自退入关内后，早已失去了地头蛇的威风。而且派系复杂，将领腐化，导致了整个部队士气低落，纪律败坏。临时被任命守备热河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虽是张学良的伯叔，对他倒没外心，但却是胆小怕事，慵慵碌碌的无能将领。而热河真正的土皇帝，是省主席兼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汤玉霖。此人是个私心极重，骄横跋扈的军棍。自1926年主事热河后，以其长子汤佐荣为禁烟局长，次子汤佐辅为财政厅长，横征暴敛，大开烟禁，不仅大肆扩编队伍，还以充军饷为名，公饱私囊，弄得热河民怨沸腾，人称“汤大虎”，“九·一八”事变后，眼见热河不保，汤家三虎更是变本加利地搜刮地方，毫无战争准备。张学良情知汤玉霖不善，几度想撤换了他，但蒋介石也屡屡想安插中央派系的人去热河，几度犹豫终未下手，最后养虎成患。
闻知赤峰、凌源、建平等地失陷，张学良再电汤玉霖，要他整顿队伍，向日军反攻。平素一向就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的汤玉霖哪里还有心思反攻，丢开前线战事不管，奔回家中收拾个人资财，准备逃窜。2月底，汤玉霖命该部所有的汽车首先用于运载他的个人财产，随后带着其文武官员和家属向滦平逃去。车队浩浩荡荡驰出热河省会承德向西退去。
原本就士气不高的前线守军闻讯乱作一团，哪还有心思再战，大骂道：“汤大虎忙着运他的家产，我们在这里拿命保着他，这是他妈的什么事。当官的都跑了，咱还给他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