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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大队长一木少佐和联队长牟田口大佐并不知道，在他们忙着不断向上报告一名日军士兵失踪的消息时，那名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早已在清水集合部队20分钟后便归了队。实际上，志村并非由于什么“原因不明的射击”失踪的，而是一时肚子不舒服，便跑到野地里解手去了。但清水弄清事情真相后，不知是盼着能对中国军采取行动以扩大事态，还是怕报告上去挨骂，因而在志村归队后一直没有向上报告。深夜零时20分，一木下达了作战命令：“卢沟桥中国军队向该地附近进行夜间演习中的第8中队开枪，第8中队停止演习，处于应战状态；1名士兵行踪不明，目前正在搜索中。”“大队只留警备部队1个小队，以主力向卢沟桥前进。”接到一木的命令后，清水带领第8中队于8日凌晨1时到达丰台与宛平之间的西五里店待机。
7日午夜时分，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打电话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顷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混乱现象，结果失落士兵1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兵”。对此无理要求，中国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接到报告后气愤地回答说：“日军随意在我国领土内进行演习，完全是违反国际法的。事先既不通知，也未经许可，1名士兵行踪不明，我方不负任何责任。惟姑念两国友谊，如果士兵确实失踪，可命令宛平驻军同地方警察于天亮后一起搜查。若发现日军士兵，当予以送还。”可是，由于日本特务机关和牟田口联队长已经确定了“占领宛平县城东门，以有利于现地交涉”的方针，所以对秦德纯的回答极为不满。这时，日本特务机关和丰台日军威胁说，如果不许入城搜查，就用军队包围宛平。
秦德纯得知日方的态度后，一时血往上涌，当下毫不妥协地对身旁的人说：“我不知道日本人怎么这样野蛮！我方为了自卫，只有坚决抵抗。”秦德纯为了弄清事情真相，一面要河北省第3区行政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就此事进行调查，一面命令在长辛店的中国军队团长吉星文，派人侦察日军的动向。不久，卢沟桥方向驻军团长吉星文报告说，丰台日军一个大队，携带6门大炮，正在向卢沟桥前进。秦德纯当即命令：“确保卢沟桥及宛平县城，日军一兵一卒也不许进入，一寸国土也不许放弃。守土有责，卢沟桥及宛平城就是我军官兵最光荣、最贵重的墓坟，要与县城共存亡。但要到他们开枪后我们才还击。如果他们开枪，我们将迎头痛击。”秦德纯命令吉星文亲率1个营部队加强卢沟桥防御。
8日拂晓约5点，日军在宛平城之东面、东南面及东北面展开包围态势。完成军事进攻部署后，日方先要求他的外交人员进城，继又要求武官进城，当即为宛平城中国驻军团长吉星文和行政督察专员王冷斋严辞拒绝。5时，牟田口又派人送信，向宛平县政府发出通牒，提出三条要求：（一）即于当日下午8时前，中国军队撤退到永定河西岸，日军撤至永定河东岸，如果逾期，使用大炮攻城；（二）通知城内居民撤至城外；（三）城内的日本顾问樱井、翻译斋藤出城。牟田口大佐的通牒，显然是以武力相威胁，企图胁迫中国军队放弃宛平，以便垂手而得宛平。对此，王冷斋等人答复说，（一）本人非军事人员，对撤兵一节未便答复；（二）城内人民自有处理办法，勿劳代顾虑；（三）樱井等人早已令其出城，惟彼等仍愿在城内谈商，努力于事件之解决。日军见威胁恐吓达不到目的，便露出了真面目。下午6时左右，日军开始以猛烈的炮火攻击宛平县城。由于战前日军已多方摸底，对宛平城内中国军、政首脑机关的位置已烂熟于心。炮轰开始后，第一炮便炸毁了专员公署，炸伤了守军营长金振中。
见日军开始了武力侵略，中国第29军司令部下令前线部队奋力反击，宛平驻军坚守阵地，驻守西苑的何基沣旅奉命从长辛店以北、八宝山以南向日军反攻，双方激战至深夜，何基沣旅夺回了被日军占领的卢沟桥附近的铁路桥及回龙庙等地。
8日的激战，颇出日军意外。几年来，与中国军队争锋较量，往往是只要日军软硬相逼、军队相向，中国军便自然退缩。接下来的，自然又是中国方面忍辱退让，签署种种有利于日本人的条约。所以几年来，日军的每次威胁只是喊得凶、叫得响，说到真正作战，兵力处于劣势的日军并没取胜的把握。
日本人实际上一直是在玩武力威慑的把戏，在进行一场冒险。
但7月8日这一天，日军的把戏玩过了头，因而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先是宛平城，日军炮轰过后，便斗着胆向城下冲来。见城内迟迟未予还击，第一线冲击的日军便认为中国军人怯战，因而胆更大了，不少士兵甚至直着身子向前冲。当日军冲至城下300米左右时，宛平城墙上中国守军齐射的密集枪声响了，日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在随后发动的几次强攻中，日本人也未讨得半点便宜。
宛平城外的卢沟桥铁桥，中日两军为夺取该桥也发生了激战。
8日激战一天，日军以数十人的伤亡代价夺占了铁桥南端，桥北端却仍在1个连的中国守军手中。
双方各自据桥一端，谁也再无力发动反攻了，8日战况陷于胶着。
8日夜，平津一带飘起了霏霏细雨，激战竟日的日军终于松懈了一天的紧张，渐渐进入梦乡。然而此刻，由长辛店驰援卢沟桥的29军1个营，已逐渐接近宛平地区。
9日拂晓，卢沟桥铁桥北端中国守军和从长辛店到来的增援部队，在细雨中向桥南端日军发起了进攻。两军南北夹击，手榴弹、大刀片施展了威风。当时的情景，令不少曾参加过长城抗战的官兵又感觉到了几年前的骄傲和自豪。
西北军的大刀是最令日军胆寒的武器。来中国的日军，除了腰缠“武运长久”旭日旗外，还裹着出征时亲友织送的“千人针”，据说这样不会战死。但他们更信牵日本的传统迷信，如果在战场上给枪炮弹打死，还可以超生转世为人，如果给大刀砍下了脑袋，那不但是耻辱，而且永世不得超生。日本佛教带给日本士兵的这种观念，使他们对大刀的恐惧甚至远甚于枪林弹雨。
但刀柄上系着红绣球的大刀却不认什么迷信。它们只认日本人。卢沟桥上，不少日军见大势已去，又见闪亮的大刀舞向自己的头顶，早已忘了皇军的威严，跪地求饶，有的只求中国士兵一枪崩了他，却千万别用刀砍。
卢沟桥铁桥奇袭，全歼日军。这一仗可以说是整个战事中最漂亮的一仗。
8、9两日战事，日军未讨得便宜，中、日两军，此刻都在调兵遣将，战事明显在向着扩大的方向发展。
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和日军攻击行动受挫，大出华北军统帅部所料。10日上午，日军华北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来到北平29军指挥部，向29军副军长秦德纯说起了软话。松井在大谈一番两国友谊之久远、两军合作之默契后，向秦德纯表示，此番卢沟桥引发的冲突系出误会，希望两军能停战会商。
秦德纯身为军人，又与日军在华北周旋多年，深知其秉性狡诈，此举议和，很可能是缓兵之计。但由于29军几年来“不应战”的一贯政策，使其生出些侥幸心理。由于此时军长宋哲元远在山东老家，他这个代理军长自然不愿把事情闹大，日本人主动提出就地协商解决，何乐而不为。双方经过商定后，达成了几点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战；（二）双方各回原防；（三）双方组织视察团监督双方撤兵情形。协议达成后，松井要求秦德纯以保安部队接替吉团防务。秦德纯略一思忖，认为对中国守军并无大碍，便答应了。当下，又增加保安队一团到卢沟桥城内。在执行协定时，日军也耍起了心眼。当时日军仅将其第一线部队撒至预备队之位置，反责我方未撤回原防。秦德纯当即答复：“所谓原防即战前原防地点，日军原驻天津者，应回天津；原驻丰台者，应回丰台。我军原驻宛平城内，因应战移防城上，我军由城上撤至城下，即为原防。”当场日方亦无话可说。事后，秦德纯回忆说，详察日方之要求停战，其目的在向其国内作虚伪宣传，说日本如何受中国军队之迫害残杀，作为调动大军侵略之口实，实为缓兵之计。
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日军此番虚言停战，是有扩大战争更长远的打算。由于日军华北兵力不足，恐怕难以在日后大规模的战争中占得上风，所以以停战为借口，乘机从关外和日本本土调入大量部队。而第29军由于没有坚定的抗战意识，在有利时机没能及时出击，所以坐失战机，最后在日军的大举反攻下惨遭失败。
中国军人战和不定，仍缺乏为民族拼死一搏的气魄。
日军下级军官知情不报、上级官佐执意扩大战事，终究使“七·七”事变扩大为一场波及东亚两个巨人之间的战争，一场使中国千万炎黄子孙生灵涂炭的灾难。
三心二意的中国军队，难逃被动挨打的境地。
卢沟桥事件的爆发，震动了国内外。但更令华北中国震动的是，事变爆发时，他们的主帅、29军军长宋哲无却不在部队中，不在平津，而是在其老家山东乐陵省亲休息。
宋哲元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却是被日本人逼走的。
早在1935年，华北日军便阴谋利用宋哲元，煽动实行华北自治，使冀鲁晋察绥5境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一个表面上主权仍属中国，实际由日伪自治的特殊地区。而闹起华北自治的，又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像个幽灵般在中国四处捣乱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
早在1935年夏秋之际，蒋介石曾致电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派一要员赴庐山汇报华北形势。宋哲元接电后，指派29军的第二号人物、副军长秦德纯秘密南下赴庐山，一方面报告华北形势，同时向中央面请机宜。
庐山上，蒋介石在琢磨“剿共”的同时，也没忽视中国的最大劲敌日本人。听完秦德纯的汇报后，蒋介石诡秘地对他指示道：“日本乃实行侵略政策之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宋哲元字）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之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秦德纯满腹狐疑地下了庐山。蒋介石的这番指承，他没敢做记录，但他已熟记在心。回到北平，他把面见蒋介石的前前后后向宋哲元做了报告。
这一天起，宋哲元便开始在矛盾、痛苦的感情生涯中苦苦挣扎。一方面，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军人，他和他的29军官兵从感情上是爱国仇日的，长城抗战，便使他这种感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与日军“和平相处”，表面亲善，显然这里面有公的、私的两方面内容。
从官面上说，1937年前，蒋介石先是忙于“剿共”，后又忙于进行抗战准备，迫切需要时间，需要有人先与日本人虚意周旋、稳住日军，因而指示他凡遇日军挑衅，多退让，不轻言抵抗。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因为中央的这个指示，使日军在华北得寸进尺，日益嚣张。但从私的角度说，来哲元心里还有本小账。
来哲元是西北军旧部，冯玉祥的老部下。冯玉祥几次倒蒋，与蒋介石“拔刀相见”，蒋介石不可能无动于衷。但蒋介石的政治伎俩，当时的高层军官都清楚，冯玉样倒蒋，蒋介石绝不会杀冯玉样本人，那样做目标太大。但冯玉样的旧部，作为冯玉祥倒蒋的资本，却跑不了。蒋介石为一件事会记上10年，只要时机一到，是定要收拾这些非蒋嫡系不可。1935年6月，蒋介石找了个借口兔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就再次给宋哲元上了活生生的一课。难堪和怨忿中，来哲元开始与日军接触，想挟日人以自重，窥探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说到底，宋哲元不愿丢掉西北军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华北地盘，更不愿惹恼了日本人或南京政府，丢掉军队老本。
作为旧中国的军人，宋哲元仍未脱掉旧军阀的陋习。军队、地盘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为这一切，他艰难地在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对手中周旋着，应付着。为此，他既要混迹于日本人中，多少背几句“汉奸”的骂名，也要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人对抗一阵，被日本人骂为“不重情义”的滑头。
从心里说，宋哲元在与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着分寸。他既不愿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愿让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当年，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有人别有用心地怂恿宋哲元的弟弟劝其像蒋介石、张作霖那样，发行“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票”。宋哲元一听，大为恼火，声色俱厉地对弟弟说：“冀察是地方政权，受中央政府节制，怎能滥发个人纪念邮票，给世人说我宋某割据一方，破坏统一！……中央命我尽力折冲，争取3年时间，使政府做好抗战准备，我才奉命出来干这挨骂的差事！并以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誓……”，并说：“今后倘有敢再妄议此事者，以汉奸论处！”1936年，宋哲元在天津为母亲作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亲自上门祝寿。乘宋哲元不在时，他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寿礼的大瓷花瓶强行留下。宋哲元知道后，要把这寿礼退回去，旁人劝说不可如此，怕伤两国和气。宋哲元一气之下，便把瓷花瓶给砸了。
进入1937年，华北地区中日矛盾日益激化，仅靠宋哲元的调节缓解显然已无法解决问题。
2月上旬的一天，宋哲元命人找来了他的同乡加副手，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疲惫而无奈地说道：“绍文兄，近日的麻烦你都看见了。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且相信你有适当应付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你意见如何？”
秦德纯听到这，略一思忖，感到宋哲元并未最后定下走的决心，便急忙开口相劝道：“明轩兄，此事绝非个人荣辱苦乐问题，实国家安危存亡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平，责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
秦德纯满口的话似乎在为宋哲元着想。宋哲元听罢，没再吭声，也没再提回家为父亲修墓的事了。
但进入5月，日军以“经济提携”为由，天天找宋哲元的麻烦，步步施压，宋哲元心绪烦乱，心情坏到了极点。一天，他叫来了秦德纯，嘱咐道：“绍文兄，今日我是非走不可了，你也别再劝我了。我走后你一定要记住，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