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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某人从十八岁开始，放弃高考，服从国家需要（后来知道是周恩来总理批示过文件）来电视台工作。四十年来一直在自己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尽职尽责，虽没什么贡献和建树，但我绝不比举报信的作者在爱党爱国爱中华民族和爱岗敬业上有半点不如，我深感我应该或肯定要比他懂党的章程。自称退休的老干部，居然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不懂开除一名共产党员要根据党的章程和履行党的组织程序，幸好我没在他就是“党规”的这位同志的领导之下。
我们都有老的那一天，人老了，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更老了，但关心国家大事不能稍有放松，即使看到或听到别人有不当言行，也要以长者宅心仁厚的胸怀，与人为善地提出规劝，动不动就开除人家党籍，怎能“不教而诛”呢？这太可乐了，这种霸道作风与无理要求难不成要坚持一生吗？再者；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的目的不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使千千万万家庭“风雨不动安如山吗”。革命难道与家庭誓不两立吗？我要郑重重申，我指的事业乃个人业务，别解释成共产主义事业。
我写了一本书引来了如此多的麻烦。林林总总，故我曰：“人生写书麻烦多。”
但有一点，有批评也应允许反批评。
另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批评的限度不应涉及到不许别人出书的地步，因为一些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自己也许永远不打算出书，却又不叫别人出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也许受了对当时的一种否定“名人”出书的风潮的刺激，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出几本。当然，第二本书三十万字的文字码得严严实实，还是那句话，至少可以按今天一些书的做法，能出成不止一部。
福无双至 “烦”不单行（2）
第二本书的出现也有巧合的因素，倪萍《日子》的责编、作家出版社张一玲在梅地亚宾馆和倪萍坐在茶座说事儿吧，我正巧也到了大堂等朋友，倪萍给我介绍了张一玲，张很热情地约我谈谈。第二天晚上，她带来林金荣和我谈到约写一本书的事，由她们二人联手做责编，在作家出版社出。这就算缘分吧，因缘际遇很多事凑在一起，而最主要的是《岁月随想》使我成为当时图书市场上的“当红作者”，很多出版社，以我的书为目标，千方百计，约稿催稿，一时间名人出书热好不热闹，“ 你方唱罢我登台，兄弟姐妹写起来”。就算如此，坐下来写点文章，静下来集成一本书，这终究是尊崇文化的一种倾向，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曾对记者说：“有一句老话，被恶批过，我今天重拾起来，那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都不读书，那还有什么前途。当然，多读书，读好书，读有用的书，不见得要读赵某人以及这类人出的书，那敬由尊便。何况我的书不算百万以上的盗版，正版印到105 万册，销售一空，如果我与陈军再多努把力，相信还能再扩大这个数字。《岁月随想》不乏读者，包括点评和批评我的朋友们，也肯定仔细读了我的作品。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我想说的是包括我在内，这一“族群”的兄弟姐妹，出于自发或是应邀写作，他（她）们一定在写作中，看过不少书，参照过前贤与当今才俊们的精妙大作。仅这一过程，我们难道不应拍手称好吗？难道前辈大家著书界的名人，不应对这些仿效者加以指点与鼓励吗？我看到报载某教授鼓励他家小保姆学习文化，努力进取，经过高考，上了大学这是多么好的事呀。
就算我和类似于我这样的为公众服务的演艺人员是您家的佣人，您不能也鼓励鼓励吗？
文字不通，语焉不详，甚至错别字时而有之，这个通病不独属演艺名人，孔老夫子也绝非从呱呱坠地伊始就口吐《春秋》，所有的人通过学习，从无到有，从低到高，更上层楼，这是规律。这个道理人所尽知，“有教无类”，孔老夫子对人持的是“诲人不倦”的仁爱之心。
问题是当时，以至时下，乃至未来，出版社和编辑们也要负起责任来，邀稿犹如采摘，您采摘那些成熟的果实，经过筛选、加工、包装，奉献给读者岂不好事多多，玉成其志。但书的思想情调的表现，如有不当，出版者既有帮扶之责，也有弃用之权，天经地义，不要歪瓜裂枣都一律端上来，贻笑大方。而当此之时，即便有微词与争议，出版者当越众而出，或“认打”或“认罚”，显得大气，做事磊落，至于字里行间，出现讹误和别字，如不是盗本，那出版社也应承担主要责任，否则校对一关岂不虚设。
总而言之，“名人出书”不应太匆匆，但有了这一股潮流，负责的批评家能本着营建和谐，悉心指教甚或严辞点评，都是为这一潮流添光加彩的好事和善举。
断不至于像某博士在报上所言，“什么乌七八糟，我从来没看过。”我把这句“名言”理解为言出幽默宛尔一粲。否则，无限遐思，就会误认为我们的教育体制是不是也出了偏差。
言归正传。张一玲、林金荣两位女秀才帮我“再立新功”，并且犹如陈军般的全力以赴，与我切磋，选题立意，一章一节都极尽思谋，我也算灯下苦熬，半年寒窗，三十万字的文稿绝非吹灰之力可成，个中辛苦与压力、希望与不足、努力与困怠、写作与职场之劳、居家与外出奔波，紧锣密鼓，无暇稍息。读者诸君，在下当时已近花甲，就算抄录三十余万字，也很费力，何况这本书的文字仍由我心淌出。《岁月情缘》于2000年问世，本待再现辉煌，却风波陡起，枝节旁生，就算我一千个不情愿，也竟至被请上法庭，第一场法律风波开始了。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1）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是我学生时代必读的文学范本。
如果我现在朗诵这篇散文诗，精、气、神，均不能抒发作品高亢、激昂、响彻行云的气势了。前不久，有个晚会邀我朗诵郭老写的话剧《屈原》中的台词选段《雷电颂》，我坦言不能胜任。我的心目中深惧惊涛骇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洞庭湖水在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描述中也令我“满目萧然”了。
我尤其惧怕海上的巨浪，如果是海啸那就更闻之色变了，我也怕那大江大湖无风波涌的茫茫声威。
但在玉渊潭边漫步时，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情景仅使我的情怀微荡，我喜欢在这波澜不兴，碧水微澜的景色里，放飞心儿的畅想，回忆以往的欢乐，期待未来的温馨。
2000年以后，我的处境当然不是太平洋海啸，也不是樯倾楫摧的洞庭湖的“浊浪排空”，但恰似玉渊潭的湖水被莫明其妙的东西南北风刮起一片白色碎浪。
孟郊曾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若不赏，归卧故山丘”之慨，曹雪芹亦有“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叹，俄国作家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处女作寄出之后，准备在不被出版社接纳，将走上绝路之际，夜半惊魂，一阵拍门声后，出现在他面前的竟是当时在俄国文学界“一言九鼎”的权威评论家别林斯基，这位泰山北斗，激动地说：“果戈理又出现了！”
我无从在文学、文字、才情、影响上，与这三位中外历史文化名人相望，但对自己已经开始写作，出版了《岁月》两部作品且遂后引起20世纪末中国文学出版界的一股热流也颇自得。
在拙作中，我曾引用过我于1978年在白帝城碑林中看到楷书镌刻的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并已记住“得意不宜再往”这句话。
期盼再续新篇，再次畅销，心中隐隐的盼望，这就是“得意而又想再往”了。违反古训，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得意再往”按常人理解占便宜没够。
《岁月情缘》首发25万册，这一数字固然体面，首发比《随想》多了7万册，这等于是卷土重来，应该说这本书，下了比《岁月随想》更多的功夫，但却少了新意，有点老调重弹。虽然在二位才女的要求下，我在行文时比上一本书下了更大功夫，但少了那份我所追求的行云流水的率性。
此处我说的是我追求的，并非已达是境。
文人嘛，还要庄敬谦逊。不过，太过斟酌，虽使词汇更多姿和语句更华丽，的确是少了那份自在。这使第二本书追求更完美反而又有了不足之处，不过总的来看我仍满意。
但出第二本书时，我身旁多了一些审视甚至挑剔的目光，第一本书的出版前后，产生的未可预知的效应，是十分吸引人们眼球的一件事。因此，这第二回的出书时就有一些特别的目光了，但对这本书，至今还没挑出太多的毛病，不过我自己太热衷于外部的热闹了。在促销上走了偏锋，不是像以往只在新华书店签售，而是多了商业色彩与商家联手促销，他卖货我签书。说到签售，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作者并不是自产自销者，无非是书店或商家从出版社以低于市场价折扣买进，他们或卖或给买自己商品的人送一本书，促销自家商品，本无可厚非，但这种场合，我的出现，别人会怎么看就不好说了。其实我一分商家钱也没挣，纯属赚个人气，赚个名声。但在山东出了情况。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2）
北京某报转载江南某晚报所发山东撰稿人写了一篇《买鞋才能获签名 赵忠祥泉城卖书遭冷遇》一文，文中说，某商场某摊位必须买一双鞋，才能得赵忠祥一本《岁月情缘》。于是“读者寥寥无几，面面相觑难以理解，相互询问，甚至高声喧哗：‘赵老师，您是售书，还是卖鞋。’”寥寥无几何来喧哗？
北京某报与我一向交往甚厚，曾多次对我保护野生动物的心愿和第一本书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报道，而这次却在我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篇文字原封转载，转载文中有两个地方使我很不高兴。一是把我的《岁月情缘》错印成《风月情缘》，二是载文之后又发一个编者按，欢迎广大读者对赵忠祥这一现象讨论下去。
我的“岁月”改成了“风月”，而一般人或我本人都会把风月理解成风月场所，伤风败俗哪有什么情缘，我把这家报纸的转载，发编后语再加上改我书名三件事连在一块儿，我认为这是故意作贱人，居心叵测。
事隔多年，我用今天的觉悟来回顾当初，假设我当时装聋作哑，硬咽下这口气，也未必气成半身不遂来，就不闻不问不接招，这叫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应当这么做，但我那时虽年事已高而修为太差，觉悟太低，我采取了“恩怨分明”，不平则鸣、还以牙眼的方法。
而当时，我知道，假设我写一篇不同看法的文章，不但这家报纸不会采用，说有什么不同想法欢迎来稿，其实那并不包括被他们骂的人我在内，而且其他平面媒体就算与他们有竞争，但按他们的行规也不会采用。连一家境外传媒都表示过，“我们不会得罪同行。”这家媒体邀我做一个专访，我问假如我点了××报的名可不可以在你栏目中播出去？据她请示后说真的很为难。这叫什么逻辑，我就不是新闻人吗？他们登我的不实之事，怎么就不考虑同行义气呢？何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呢？
于是我宣言“沉默不是我的个性”，我有话要说，而且机会太多了。不久北京举办书市，邀我参加，我想那天媒体一定会采访我，我正好利用这次采访表示我的态度，有人依仗自己的媒体，我依靠我的名望，只要我愿意，总有许多能说话的地方。到了书市我发现我不仅在电视、演艺圈能有媒体不断关注，在图书圈仍有不少记者采访我。
当几台摄像机对准我，我在读了新书出版后的发行情况的书面发言后，同时，对某报的不实转载和不怀好意的报道也进行了“自卫反击”，我说他们在做歪曲报道，构造虚假情节，污辱人格，而失去了起码的职业道德。那时我的情绪完全由北京某报的做法所引发，但我并不在意，甚至根本没记住这篇文字是谁写的，所以我至今也不记得说过谁是流氓这个词，因为我没有必要记住具体的对象，至少在我主观意识中完全没有对山东的记者有任何微词，我根本没注意他是谁，我也根本没把那篇不实的原文中的描写放在心上，我只是对北京某报转载和篡改我书名又发编者按而十分不满。我在意和气恼北京这份较有影响的报纸的这种做法。
他们在报上，以不实情节羞辱了我，我仅仅以一己之言，指出他们的不对，表示了我的态度却“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家媒体的个别人，竟毫无自觉，反而恼羞成怒，仗着自己的公权力给予的职业之便，以人民的传媒进行对公民个人的*，在全国几家报纸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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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不做亏心事 哪怕有人找上门（1）
为人不做亏心事 哪怕有人找上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0年2月的一天傍晚，我儿赵方晚饭前匆匆赶回家中，手握一张报纸，神色十分紧张，“爸，人家告你了！”他把报纸递给我，又是京城一份报纸，把这条消息放在显眼的地方。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诉赵忠祥名誉侵权一案。”这名誉侵权的主要依据是我说了山东Z记者是流氓。
令我莫名其妙有两点：第一，我从没有说过山东某人是流氓，我根本还记不住这篇歪曲事实报道的原创者是谁，我不可能仅以一篇失实报道，认定他是流氓。第二，这个糊涂案，所涉事态纯系空穴来风，为什么一个大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会受理这件小案子呢。
我领教了“迅雷不及掩耳”是怎么个状况。头天方儿刚给我看了山东立案之事。第二天，我正在台里录音，忽然录音员在隔壁停了机，“赵老师，接电话。”谁这么多事，打进机房来干扰工作。我拿起电话，是从东门传达室打来的，一个男声：“我是济南法院办案人员，给你送达法律文件，你出来接一下吧。”“你们为什么不能预约一下，实在抱歉，我正在录一个等着播出的节目，请您稍候，我工作完了就出去。”但没等我录几分钟，技术员又停机了，又是门外那个人问您为什么还不来接传票。我十分耐心的对他说：“我刚才说了，我正在录音，我正在工作你应理解。”对方好像有些气恼，这时我想到，如果我是外科医生正在手术台抢救病人，也必须停止手术火速接这份民事传票吗？我这会儿同样也不能撂下工作，只能请他们稍等，他们也只能稍等。
没过一会儿，电话又来了，我每一回都要停下工作走出录音间，走到调音台所在房间接电话，我刚要说，“我在工作……”电话中传来的是张子扬略带沙哑的声音，子扬虽然是我的主任，但由于过去长期合作，相互尊重，他都一直叫我赵老师，子扬说：“门口来俩人，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说是山东法院的，我（子扬）问：山东法院的跟我们有业务关系吗？有什么事吗？”
对方说：“这样吧，我们进去再说。”
子扬答：“我们单位不能随便出入。我也无权让你进来，必须办手续，您有介绍信吗？”
对方又说：“我们有传票。”
子扬又问：“你们传谁呀？”
对方马上说：“赵忠祥。”
子扬问：“传他找我干嘛？”
对方答：“这是民事案子。”
子扬说：“要是刑事案子，你就抓他吧，不用通过我。”
对方答：“您是他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