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煜次赴伞某说，不用。王富认为，Z某“自杀”一事，不管是真是假，与法院最后的裁判关系不大。
赵忠祥：见怪不怪，其怪必败
突然间“Z某自杀”成了网上炒作的热点。上周末，网上又发出赵忠祥就此事的5点声明，为了慎重起见，记者打电话到赵忠祥家。赵大叔说，我没有专门发表过什么声明，所谓5点声明是记者从我的谈话中整理出来的，总体意思基本没有什么歪曲，大体就像说的那样。但其中添加了该记者自己的一些主观想法，当然，这些想法也许是记者出于好意，可后果却有可能是消极的。
赵说，首先，Z某突然自杀，我感到非常震惊。作为新闻同行，我对他表示真诚的慰问，希望他放下思想包袱。这场官司本是一场他挑起的民事纠纷，本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据称，Z某不堪压力自杀，这压力是个别新闻媒体恶意炒作的结果（但Z 某是第一棒炒作人）。本来，济南签售并未引起什么风波，但“卖鞋搭书”的消息刊登后，全国许多报刊爆炒了很长一段时间，有的媒体大肆渲染、恶意炒作，假如记者们一开始就调查说明真相并帮助我们双方调解，而不是只图热闹，就不会发生今天的“Z某自杀事件”。
赵大叔还说，我希望Z某早日养好身体，为二审作好准备，只要他行的正，又有证据，法律会公正裁判的。因为现在这件事已进入法律程序，我们双方事情的最终解决，应当尊重法律的裁判。
巩沙：自经沧海难为水
14日，记者打电话到赵忠祥济南一案的律师巩沙的办公室，希望听听他对“Z某自杀”这一新情况的看法。巩沙说，这个消息是他的朋友从网上看到，然后下载给他看的。他说，首先，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否确实，因为他也听说了“Z某自杀”的另一个版本——巩沙强调是“据不可靠消息”：Z某在神智清楚的情况下来到医院，说吃了安眠药，医生叫他洗胃，他不洗，说喝酒吐出来了，等等。
巩沙说，不管怎么说，Z某自杀这种情况是他不希望看到的。在第一个案子中，Z某是原告，对胜败应当有思想准备，采取这种消极的办法是不好的，相信法律，就应该等待二审。另外，Z某这件事情有待核实，他是真的受不了压力自杀未遂，还是受人唆使，刻意造成“损害后果”，给二审施加压力呢？二审的时候，Z某的律师一定会强调一审造成的所谓“损害后果”。希望这件事不要影响二审法庭对事实和证据的判断。
我的律师应记者之约在报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Z某的律师也发表了谈话，当F律师回忆起那一幕时，仍然心有余悸，他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我的全身都在发抖……”但F律师表示：一方面作为Z某的朋友，他认为Z某的这种做法不值，生命是多么可贵啊！为了这两个官司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太不值得了，虽然各方面的压力很大，但应该坚强面对！另一方面作为Z某的代理律师，他认为，目前，整个法律程序还没有走完；一审败诉并不等于彻底失败，坚持把官司打到底很重要。“那么如果终审也败诉，怎么办？”F律师对此问题并没有回避。他说：“就算终审败诉了，如果Z某同意还可以申请再审程序，检察机关还可以抗诉。总之，应该相信法律是公正的，Z某这种极端悲观的做法不会对案件的进展有任何帮助。”
红尘滚滚，人心各异。双方律师各执一词，读者诸君圣明，会有评判。
俗话说：“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律师当然向着委托人。但像F这样，眼看要出人命了，还继续添油加醋，还希望当事人不死无休的打这场无头官司，恕我多言，他这个律师越位了。
当年《××晚报》用半版篇幅围绕山东Z某“自杀事件”发表采访报道，21世纪的这小小一个“闹”剧，展示了那时的一幕民间风情，可供后世作为谈资。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又）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当这场法律纠纷，正节外生枝，“Z某自杀”新闻又掀波澜之际，报端又浮出一幕情节。
在北京据说有几个自称文化界人士，就在Z某“自杀”扑朔迷离之际，搞了一次串连，联名给Z某写了一封“声援”公开信发表于报端，对Z某的“见义勇为 ”（注意，此时一审已有判决）表示坚决的支持。我对这几个人大多不甚了解，有的没听过他的名字，登他们公开信的报纸称他们为十位文化人，但我相信他们如果真是文化人的话大多应经历过十年*，经历了风风雨雨或也曾受过不应有的错误对待。但他们几位仁兄却玩起了“己所不欲偏施于人”的套路，搞起类似*串连，写个类似贴上墙的大字报式的“声援”构成对法律的施压，不知怎么就让他们如此这般发表在报纸上，颇觉时代的“幽默”。
但他们不早不晚在一审后凑这个热闹，一嫌太晚，二觉无聊，三显然不懂法律。什么文人？任何人都不应在法律进行时进行超理性的干扰，不管是老文人还是新文人，文人识文断字就要明是非，讲道理，上有领导，下有百姓，又有执法机关。这些人不论有什么“高见”都有经正常途径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登报发表的声明同时也有缺失仁心的一面，Z某真要轻生，这十文人断不该在一旁打气儿鼓动“劝”他再战到底。他们不懂审时度势，这当口看似热闹看似高潮，但事情闹到这一步，已经就要谢幕了，这时加入战团为时太晚。
请君试问东流水 诚意与之谁短长
请君试问东流水 诚意与之谁短长
就在这几个文人凑热闹之际已有两位新闻界的人士挺身而出了。他们不想凑热闹。他们不管别人如何起哄、鼓噪、添乱，而以息事宁人的善良愿望，力劝当事人双方，放下嫌隙，以和为贵。他们不在报端上“显山露水”争出风头，而是避开记者，频频与双方沟通。仁者之心，感人至深。
这二位就是山东济宁电视台的周长行和Z某的同事张润刚。他们二人偶然相识，巧的是各与一方当事人都有交往，于是二人表示了一致的平息化解这场矛盾的愿望。展开了频繁的甚至不屈不挠的调解工作。我终于被这二位的好心感动了。
在他们二人撮和下，赵与Z某冲突终于化解。也很及时地化解了几位老“文人”挑唆“再战”的做法，因为他们几个人，没有一个在发表的宣言中，说过一句劝和之语，而他们十人任何一位可能都比周、张二位更具社会影响力，我为这几位扼腕叹息。
正必胜邪，一些奇思怪想，忽地被和煦的真情化解于无形。
那十位文人联合给Z某的公开信不知所云，却大论“是非曲直”。古谚云“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在这场本来没有生死存亡，大是大非的小小风波中，各退一步海阔天空，但在那场风波中，一些人扮演的却是幸灾乐祸的角色。而周、张二位以和为贵，力劝和解。事隔多年，如果诸君，当事人和旁观者平心而论；各安的什么心；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在周长行和张润刚的撮和下，我和Z某发表了和解联合声明，让好人高兴；也会让几个居心叵测者觉得很无趣。
历史把这一小幕活剧；撂在隐约之处；我之所以旧事重提绝无掀起旧时疮疤之意；无可回避的是岁月；过去的一切绝不是任何人如今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的；我绝不认为自己能改变那充满欢乐但也小有阴翳的往昔真相。诸君也切莫以为除了打官司闹得沸沸扬扬之外；没有别的事好做了；官司铺开就是这么点事；而且我有代理律师，无非举证、讲理，我自己从未出庭。
诉讼期间，我没有一天停止正常的学习、练字、学画、背诗文，而主持和播音更没有一个环节会因我的私人官司受到影响。有巩沙、王富等律师代我对簿公堂，因此，官司只是我那时一个十分微小的芥豆之事，甚至我似乎处在无是无非的境况之中。我以为，尽管有许多值得回味和借鉴的失误，但我一路走过来了，而且一切尚好。当然我也希望，遇到烦事的任何人都以我为鉴。
疑义谁与析
疑义谁与析
我的律师杨晓虹曾告诉我，她在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法官公事接触时，对方对她说：“这个案子的结果，赵将可能赔付对方人民币五万元以内。”
我立即产生了这样两个疑问：
首先，无论如何，不应在案子未审结之前得出最终的结果，是非尚未断明，就把判决定好。这是随意聊天吗？不会，在履行法律公务时，没有聊天这个环节，也不可能有聊天这份心情；我只能怀疑对方早已把审判程序和结果策划敲定，明示“钱也不多，你认了吧”，我只能这样理解。
其次，案子的标的就是最终索赔的钱数，这个钱的数目（五万元以下）却是中级人民法院不应受理的案子。就是说根据原告的标的额（即索赔数额），这个案子应由区一级基层法院受理。
综上考量，能在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必有来头和立案前的“会商”，这个会商已包含了“不立则已，立则必胜”，结果的赔付也已经内定或说轻点，某法官已考量过。诸君，这法官怎不与我律师聊聊对方败诉将会如何。只聊出一面想法，也可能会导致一面官司。
至今，我虽然一审胜了官司，但对于对方可能存在的疑点，挥之不去。
以上的怀疑还有佐证，就是济南中级人民法院方面为了这么小标的额的民事诉讼，居然劳师远征，风风火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阵势，“闹”上机关大门，为之过甚，显现出教养、作风以及执法意识的低下。
然而事与愿违，当出乎始作俑者的预想，这个他们自恃必胜的案子，在公众的关注和海淀法院的判决影响下，是原告Z某以败诉告一段落，济南中级人民法院毕竟是在党、政、人民的监督之下，为人民办事的法律部门，毕竟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以个别人的预谋为准则，一审判对方败诉，而这个判决的结果，已形成一份法律文件，理应一视同仁，是否也要派人过来到上次递传票的地点，也以刻不容缓的样子递到我手中，像发给我传票一般风风火火才算正常呢？事实是，这回没派一人传递，只装在文件袋内寄到北京再转给我。
济南中级人民法院曾在结案一年后给我来过一封征求意见函，我由于忙，一直拖欠至今，借此之机，谨献此言：“维护公平公正，促进社会和谐。”当然，济南中院的判决我认为是公正的。（＇EX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