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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鬯战国策注序
《战国策》者，经学之终而史学之始也，其书宜无人不读。今学者固无人不读《战国策》，然而考求之者甚鲜。夫国朝诸儒，其能究古籍远迈前贤矣，而从事于《战国策》者，元和顾氏徒托空言，使其欲放杜征南释例有成，必大可观。今则惟推吴黄氏《札记》恪守家法，然不过严字句之异同；高邮王氏《杂志》，摘条立案发明，恨其太少；金山顾氏，能为《编年》；阳湖张氏、歙程氏，专门舆地。类皆具策书之一体者，五人而已矣。若夫林氏《战国纪年》、黄氏《周季编略》、顾氏《七国地理考》等书，亦为读《策》者之助，而作者不专为此书发也。自汉高氏至于宋有鲍氏，自宋鲍氏至于元有吴氏，落落三家。吴氏之后，绝无闻有继起巍然成—家者。至于姚氏，存古之功足多，若其所著，即黄氏师法之所取，亦仅在字句异同，实不足副此书之全量。见吴氏既知姚氏之能存古，鲍氏之窜乱古本，则奚不即补注姚氏之书，顾乃依鲍窜乱之本，而必欲节节为之辨驳，亦可谓舍其康庄，而争步于蹊间者矣。要之，高注既古而多佚，鲍氏缀补之勤，吴氏考校之密，三家固鼎峙千秋也。
鬯不敏，初欲掇鲍、吴两家之注，入之高注之本，俾古本存而义亦备，且义备然后古本赖以久存，于是采录之际，不能不旁征他籍，即不能无意为取舍进退于其间，送成《战国策注》三十三卷，别补姚氏《序录》一卷，作《年表》一卷，附之高本，存于姚氏，至今又分两刻。卢氏之刻不及黄氏之善，故一仍黄刻，其误文不加改，厥文不加补，羡文不加删，错文不加乙，一切具于注中。诚以家法所在，虽读者病不便，不顾矣。意拟他日宜为一塾课本，凡应改、应补、应删、应乙者，悉为雌黄；且易分国而通为《编年》，如陆陇其《战国策去毒》之例，与此本相辅而行，兢兢乎蹈鲍氏窜乱之辙，未敢也。惟是其书既介经终史始之间，则其人其才，必可以注经，可以注史，然后可以注此书。末学疏浅，乡居又艰获佳籍，即经目遗忘亦多，时有不安，辄意改易，顾此失彼，遂相牵动，抵牾纷坛，知不能免，夫恶敢仰承三家之绪哉？后有作者，得比而审决更定之，则幸甚！光绪三十有四，（宣统初立之年）十有二月十日南汇于鬯香草序。
吾朝无国策注家，而日本却有之。鬯所见关修龄《高注补正》、横田维孝《正解》、平井鲁堂《讲义》三家。《讲义》不足云，关、横田两家虽学浅，而于虚义理所在时有体会，间出武断，颇可摘取。至于《策》学之难，首在年纪、地理两大端，彼固茫乎其未辩也。尚有谭周者，却主姚氏之本，又有碕明允《通考》，两书并未之见。横田书中有引碕哲夫说，即明允也。鬯又记。
所得旧刻《国策》，单鲍注残本，存西周、东周、齐、楚、赵、韩六卷，书首序叶已失。其赵策“以正殷纣之事”，“殷”字厥笔作“股”，避宋宣祖讳，而他处“殷”字又不阙笔，盖元以后翻宋本也，故其阙笔已校补，而偶失一未补耳。亦小有讹，然不讹者多，合之吴本，间有异。此真鲍本，非如黄《札记》以至正乙巳本为鲍本，未免差尔。十一日又记。
战国策注二十三卷孔昭焕家藏本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
旧本题汉高诱注。今考其书，实宋姚宏校本也。
《文献通考》引《祟文总目》曰：“《战国策》篇卷亡阙，第二至第十、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三阙。又有后汉高诱注本二十卷，今阙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曾巩校定序曰：“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此为毛晋汲古阁影宋钞本。虽三十三卷皆题曰高诱注，而有诱注者仅二卷至四卷、六卷至十卷，与《崇文总目》八篇数合。又最末三十二、三十三两卷，合前八卷，与曾巩序“十篇数合。而其余二十三卷，则但有《考异》而无《注》。其有《注》者多冠以”续“宇。其偶遗”续“字者，如《赵策》一”郄疵“注、”雒阳“注，皆引唐林宝《元和姓纂》；《赵策》二”瓯越“注，引魏孔衍《春秋后语》；《魏策》三”芒卯“注，引《淮南子注》。衍与宝在诱后，而《淮南子注》即诱所自作，其非诱《注》，可无庸置辨。盖巩校书之时，官本所少之十二篇，诱书适有其十，惟阙第五、第三十一。诱书所阙，则官书悉有之，亦惟阙第五、第三十一。意必以诱书足官书，而又于他家书内摭二卷补之。此官书、诱书合为一本之由。
然巩不言校诱《注》，则所取惟正文也。造姚宏重校之时，乃并所存诱《注》入之。故其自序称“不题校人并题续注者，皆余所益”。知为先载诱《注》，故以“续”为别。且凡有诱《注》复加校正者，并于夹行之中又为夹行，与无《注》之卷不同。知校正之时，《注》己与正文并列矣。
卷端曾巩、李格非、王觉、孙朴诸《序》、《跋》，皆前列标题，各题其字。而宏《序》独空一行，列于末，前无标题。《序》中所言体例，又一一与书合，其为宏校本无疑。其卷卷题高诱名者，殆传写所增，以赝古书耳。
书中校正称曾者，曾巩本也；称钱者，钱藻本也；称刘者，刘敞本也；称集者，集贤院本也；无姓名者，即宏《序》所谓“不题校人”为所加入者也。其点勘颇为精密。吴师道作《战国策鲍注补正》，亦称为善本。是元时犹知《注》出于宏，不知毛氏宋本，何以全题高诱？考周密《癸辛杂识》称贾似道尝刊是书，岂其门客廖莹中等皆媟亵下流，昧于检校，一时误题，毛氏适从其本影钞欤？近世扬州所列，即从此本录出，而仍题诱名，殊为沿误。今于原有《注》之卷题高诱注，姚宏校正续注原《注》已佚之卷，则惟题姚宏校正续注，而不列诱名。庶几各存其真。
宏字令声，一名伯声，剡川人。尝为删定官，以伉宜忤秦桧，瘐死大理狱中。盖亦志节之士，不但其书足重也。
案《汉艺文志》、《战国策》与《史记》为一类，历代史志因之。晁公武《读书志》始改入子部纵横家，《文献通考》因之。案班固称司马迁作《史记》，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则《战国策》当为史类，更无疑义。且子之为名，本以称人，因以称其所著，必为一家之言，乃当此目。《战国策》乃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编，作者既非一人，又均不得其主名，所谓“子”者安指乎，公武改隶子部，是以记事之书为立言之书，以杂编之书为一家之书，殊为未允。今仍归之史部中。
鲍氏战国策注十卷内府藏本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
宋鲍彪撰。案黄鹤《杜诗补注》，郭知达集注《九家杜诗引》彪之语，皆称为鲍文虎说，则其字为文虎也。缙夏人，官尚书郎。
《战国策》一书，编自刘向，注自高诱。至宋而透注残阙，曾巩始合诸家之本校之，而于注文无所增损。姚宏始稍补诱《注》之阙，而校正者多，训释者少。彪此注成于绍兴丁卯，其《序》中一字不及姚本。盖二人同时，宏又因忤秦桧死，其书尚未盛行于世，故鱼未见也。
彪书虽首载刘向、曾巩二序，而其篇次先后，则自以己意改移，非复向、巩之旧。是书窜乱古本，实自彪始。然向序称：“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案：”莒‘字未详，今姑仍原本录之。）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重复，得三十三篇。“又称，”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云云。则向编此书，本裒合诸国之记，删并重复，排比成帙。所谓三十三篇者，实非其本来次第。彪核其事迹年月而移之，尚与妄改古书者有间。其更定东、西二周，自以为考据之物笔，元吴师道作《补正》，极议其误。
考赵与时《宾退录》曰“《战国策》旧传高诱注，残阙疏略，殊不足观。姚令威宽补注，（案：补注乃姚宽之兄姚宏所作，此作姚宽，殊误，谨附订于此。）亦未周尽。独缙云鲍氏校注为优。虽间有小疵，殊不害大体。惟东、西二周一节，极其舛谬，深误学者，反不若二氏之说。”是则南宋人已先言之矣。
师道注中所谓“补”者，即补彪注。所谓“正”者，亦即正彪注。其精核实胜于彪。然彪注疏通诠解，实亦殚一生之力。故其自记称，四易稿后，始悟《周策》之严氏、阳竖，即韩策之严遂、阳坚，而有校书如尘埃风叶之叹。虽踵事者益密，正不得遽没创始之功矣。
战国策校注十卷纪昀家藏本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
元吴师道撰。师道字正传，兰谿人，至始元年进士。仕至国子博士，致仕，后援礼部郎中，事迹具《元史儒学传》。师道以鲍彪注《战国策》，虽云纠高诱之讹漏，然仍多未善，乃取姚宏续注与彪注参校，而杂引诸书考正之。其篇第注文一仍鲍氏之旧。每条之下，凡增其所阙者谓之“补”，凡纠其所失者谓之“正”，各以“补曰”、“正曰”别之。复取刘向、曾巩所校三十三篇四百八十六首旧第为彪所改窜者，别存于首。盖既用彪注为稿本，如更其次第，则端绪已棼，节日皆不相应；如泯其变乱之迹，置之不论，又恐古本遂亡，故附录原次以存其旧。孔颖达《礼记正义》每篇之下附着别录第几。林亿等新校《素问》亦每篇之下附著全元起本第几，即其例也。
前有师道自序，撮举彪注之大纰缪者凡十九条，议论皆极精审。其他随文驳正，亦具有条理。古来往是书者，固当以师道为最善矣。旧有曲阜孔氏刊本，颇未是正。此本犹元时旧刻，较孔本多为可据云。
关脩龄战国策高注补正序
古人崇尚战国策，比之鸿宝，序论己悉矣。其所谓“谲诳相轻，倾夺之说，然而人读之，则必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又所谓“虽非义理之所存，而辨丽横肆，亦文辞之最，学者所不宜废也。”此至当之论，孰为揄扬之浮于实乎哉！夫学究何为反以害乎名教饬戒子弟，令勿披览也？要苦其难读，而为护短之计，可谓执一而无权也。
余以不敏，犹欲思其难读而得焉。玩其文也久矣，而未达其实，但管窥一班。窃谓《策》多战国杂说，夫太史公采焉次《史》。盖由《左》、《国》之后，欲征兴废之迹，而莫可他求矣。尝观著书大指，或有实施于行事者，或有载之空言而无其事者，若夫一辞数出，而驰说考不同，人不相及，而同在一时，则为后人拟策也著矣。余妄执是说，以为惟取其文辞，不论事业可也。于是乎断章释义，必依成文，庶几无以失夫载说之真哉。其所不逮，存而弗论，以俟君子幸正焉。
宽政丙辰季春，河越关脩龄撰。
横田惟孝战国策正解序
《战国策》者，盖当时之杂记，而秦人之所编录也。其事则从横倾夺，其言则谲诳功利，终之，六国以此丧其国，秦以此失其天下，策士令其终者，盖亦鲜矣。虽间有彼善于此者，要亦不足以为训也。然则斯书可废与？曰：何可废也。
夫治必称唐、虞、三代，乱必言春秋、战国。春秋则《左传》、《国语》存焉，战国则舍斯书而何在？太史公所据，亦唯斯而已矣。《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夫法治戒乱，古今常典，然不审其所由，而徒称言而已，则不去就失路而背驰者，几希矣？且夫舜、禹大圣也，而其相告戒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则知空言之谆谆不若指行事之著明矣。然则欲知战国之所以为战国，安可不读斯书也。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盖曰法善改恶，善、恶皆可以为我师也。是故《诗》之美、刺共存之，《春秋》善、恶并记焉，以示劝惩。孔门之教，盖为然也。若夫曰害乎名教，而饬戒子弟，令勿披览者，徒知善之可以为法，而不知恶之可以为戒也。其诸异乎夫子之教与？《诗》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其此之谓也。噫！拘儒一唱是固说，而曲学随而和之，斯书殆束阁焉。
夫古书之传于今，孰能无误；然士子所朝夕诵习，随误随正，是以不至大误。今斯书尤多舛讹者，是谁之过与？吾愍其如此，既雠校数本，善者从之，可者据之，又其他片言只辞，苟可以为征者，采摭以参互订正，然后取诸说之长，附以管窥。不独解文义，间有是正存焉，故并命曰“战国策正解‘。其所不知，阙如以俟后之君子。极知不自揣之甚，不免于芜秽之责，冀人之好我，摘其过谬。若其护短蔽拙，为之辞者，吾亦不敢。
文政甲申仲冬冬至前一日，东都，横田惟孝，顺藏叙。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