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实际上抓彭真是在中央*小组操纵下搞的，戚本禹一找就找着了。好像把彭真关在了戏剧学院。是谁直接搞的呢？后来知道是叶向真、刘诗昆他们。当时，造反派都要抓“资本”，彭真也是一个“资本”啊！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彭真的住地都有门卫，他们是怎么进去的？ 知道彭真的下落后，周总理叫我们负责要回来。我提出我去可能要不回来，最好是由傅崇碧、卫戍区出面交涉，把彭真放在卫戍区监护，他们什么时候要批斗，卫戍区什么时候就送去。这样，才把彭真要回来，放在五棵松的卫戍区的一个师部了。 中央*小组支持斗争彭真，造反派就提出要开大会斗争。那次大会斗争了很多人，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林枫。 造反派当时都在抢这些人，哪一派抢到了就有了“资本”，各派有可能为此打起来。周总理让我去和造反派商量，由各个造反组织联合起来召开批斗大会。我去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提出他们是否和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师大的什么组织联合起来召开大会，避免发生冲突。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不同意联合批斗。 我又去找地质学院的朱成昭，他住在地质部或是地质学院的四楼上。我和丁国钰去后，但见朱成昭的楼层层设置了他的警卫。我说找朱成昭谈事情。这些警卫让我们等着，他们去报告获准才让我们上去。我向朱成昭谈了联合召开大会斗争彭真的方案。朱成昭同意联合开会，但他提出条件，这个大会要由他们来主持。我提出让他问一问北航的韩爱晶同意不同意。朱成昭当场打电话把韩爱晶和韩的一个女秘书小朱请来了。韩爱晶来后，我告诉他们说，周总理的意见是各派联合起来开大会，至于你们谁主持，你们自己商量，也可以轮流主持。 说通朱成昭、韩爱晶，又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经他们反复商量，决定联合开大会，先由地质学院东方红主持，然后是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主持。 这个会还没有开，这些造反派又为由谁主持批判会吵架了，我又去劝架。在劝架过程中，这些造反派忽又钻出一个念头，他们说斗彭真是为了转移对北京市委“资反路线”的视线，这是北京市委在捣鬼，是北京市委的阴谋。矛头对着我来了。我分辩说：这不是由我决定的，这是由中央*小组决定的，不信可以给中央*小组打电话。我挂起电话，好像是陈伯达的秘书接的。我说：他们说我们在搞阴谋，转移视线，我们说服不了这些造反派！ 中央*小组决定派人到会。来的人好像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他们表示支持召开联合批斗大会，并说这不是市委的阴谋，是中央*小组的决定。戚本禹没有说几句话，他们就同意开会了。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武斗打死人的情况，城外开始是大兴、昌平发生了乱打乱斗，一夜之间打死了几十个人。先是大兴的哪个公社我记不住了。听说以后，我们立即派人去制止，结果，派去的人进不了村子，村子边都站了岗，不让进，就像禹作敏一样。我们说市里派人去不行，让卫戍区派人去。被派去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和市委的秘书长马力。村子里的人看到解放军来了，就让进去了。他们进去后，就做工作。见情况很惨，小孩都遭毒手，村子里的人就是用锄头、镐把等东西武斗。调查后知道，村子里的支部书记为了避免斗争他，就反过来提出斗地富，群众一起来，就打死人了。接着，昌平也出现打死人的事情，我们也是马上派人去制止了。 后来，形势稳定以后，我们把这两个村子的支部书记都抓起来了。 市里第一次武斗在地质学院，大概有“东方红”这一派参加，我忘记另一派是什么组织。一派保地质部的何长工，另一派反对。发生武斗后，因为是北京市内发生的首次武斗，大家都惊得什么似的，我们就火急火燎地报告周总理了。周总理找我、郑维山、丁国钰去，让我们三个人出面与两派谈判，传达周总理停止武斗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周总理还叫郑维山从北京军区派一支徒手部队把双方分割开。周总理派地质部的一位副部长邹家尤和我们一起去，他做“东方红”对立面那一派的工作，我们做“东方红”这一派的工作。 我们到地质学院后，就找两派的头头来谈，我们一再派人去叫，两派的头头都不来，只让他们各派的参谋长来了。我们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两派罢兵。谈不拢。我说，这是周总理的指示。但他们根本不听。 夜晚时，有人送给我一张条子，条子的内容大意说，派关锋、戚本禹同志为联络员来解决问题，条子的署名是陈伯达。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人送来一张条子，叫我们与戚本禹谈谈。我对送条子的人说：不知道戚本禹在哪里。这个人便领着我找到了戚本禹。我向戚本禹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戚本禹听完后说：这个办法不行，你们要支持“东方红”，他们是左派，中央*小组支持他们。戚本禹还说：你们是站在支持中央*小组一边，还是站在另一边？口气相当无理。 。 想看书来
《吴德口述》 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5）
戚本禹又说是否可以这样，“东方红”今晚有个大会，你代表市委主持“东方红”今晚的大会，把那个姓邹的地质部副部长交给他们批斗一下就回去，他们只批斗半个小时。 我说是周总理让这位副部长和我们一起来的，怎么好来批斗呢？ 戚本禹说批斗的时间不会长，不然解决不了。 我叫丁国钰先回去了。郑维山看到这个势头也借口走了。我留下参加“东方红”的大会。他们说你先说几句，然后批斗一下地质部副部长，最后由关锋宣布中央*小组的意见。当时，朱成昭还不同意由我主持会议。我看见戚本禹与朱成昭嘀嘀咕咕地商量了一阵，最后，戚本禹对我说，你来主持。 开会后，他们派了两个人先批判了邹副部长，然后把他送回去了。以后，关锋念了中央*小组起草好的稿子，大意说：“东方红”是革命造反派，中央*小组支持“东方红”这一派。关锋念后，宣布大会结束。 我回来后，很不是滋味，强打精神向周总理汇报说武斗已经停下来了。周总理听后说那好，就没有再说话。 事实上，北京的武斗大都是中央*小组操纵的。清华、北大、地质学院、七机部、文化宫、西单商场、棉纺厂、水泥厂的武斗都很厉害。 当时，我说话没有人听，但一有武斗，谢富治就让我和黄作珍去制止。 西单商场武斗，我们正在现场。武斗起来了，有人用弹弓夹着钢球打到黄作珍的腰上，黄作珍的腰好几年都没有好。一个老工人推了我一把，把我推到角落里，保护了我。这次武斗是由“财贸尖兵”头头洪振海现场指挥的，后来把他抓起来了。实际指挥武斗的人就在市革委会，叫周景方，是学部的人，这些人和戚本禹有关系。百货大楼的武斗也是这样。 民族文化宫发生武斗，谢富治让我带着“五大领袖”去制止。一到民族文化宫，“五大领袖”都溜走了，武斗实际上是他们操纵的。结果，武斗没有被制止，我反而被困在那里了。我看到武斗的人员在集合。这时，戚本禹的秘书出现在我身边，他说他正好经过民族文化宫，就来了。这位秘书是位军人，很年轻。我对他说我处理不了武斗，我本人也出不去了。这位秘书说，他帮我出去。他找了两派的人，说他是戚本禹的秘书，是中央*小组派他来的。他找两派一谈就解决了。 我不由暗叹，我一个北京市委第二书记，说话还不如人家的一个秘书顶用。
《吴德口述》 “一月风暴”以后（1）
“*”愈来愈带上它的疯狂性，它要“更加深入”地发展。１９６７年伊始，党的主要喉舌《人民日报》发出了“１９６７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的号召，要求对党内的所谓“走资派”展开总攻击。在上海便发生了“一月风暴”，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 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北京的新市委也被中央*小组所支持的造反派于１月１８日夺了权。 前面说过，在这之前，华北局内部造了李雪峰的反，他在北京市派工作组的问题也被揪住不放。毛主席叫李雪峰暂时到天津避一下，在天津指导天津、北京的工作。李雪峰让我暂时主持北京市的日常工作。我提出干不了，李雪峰就让从河南调到华北局工作的刘建勋帮助我，刘建勋实际是常务书记。 造反派夺权后，成立了夺权委员会。对此，中央并没有正式表态。但我给周总理打电话已不接，或者周总理对这时候的事态一时也无能为力？ 我和高扬文、丁国钰等几位书记被造反派定为走资派，和市委常委们一起被关押、批斗了四个多月。造反派开始把我们关在虎坊桥北京市工人俱乐部里，一天只给吃一顿饭，后来把我们分散到各个工厂。 其间，中央*小组把我要出来，要我与造反派商量共同夺权，组织北京公社，召集各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反派的头头们说我已被夺权，没有资格谈此事，把我轰下台来。我到人民大会堂找到周总理，周总理带我到中央*小组那里和他一起接见学生、工人造反派的头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开会庆祝夺权成功。这些人问：吴德是个什么人，有没有问题？周总理就说：他来北京不久，执行了“资反路线”，执行“资反路线”错误也有轻有重嘛！但江青说：吴德这个人不认识，有错误可以批判。 这样，我又回到了被关押的地方。这期间，我们经常被揪斗，高扬文挨斗最多。他原在冶金部工作，主要是冶金部的人斗他。斗争我的人主要是吉林来的人。看管我的人是北京市第一机床厂的工人，他们对我不错。有一天早晨５点多钟，吉林来的造反派跳墙进来揪我，被一机床厂的工人看到了，双方差点打起来。一机床厂的工人们说：我们也是造反派，没有中央和中央*的信不能揪走，他欠北京的债我们还没有算清。要动手你们不行，我们一个电话就可以调来一两万人。这样，才把吉林来的造反派挡走了。 这样的情况多次发生，看管我的工人让我自己找个地方躲起来。我想来想去，想到我还兼任北京卫戍区的政委，就找到了定阜大街卫戍区机关。刘绍文政委让我住下来了。卫戍区机关的驻地是清王朝的庆王府，刘绍文安排我住在王府绣楼里。傅崇碧同志知道后报告了中央*小组，中央*小组指示不准我在军队避风，我只好又回到被关押的地方。 新市委被中央*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夺权后，１月份，中央决定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谢富治任组长，郑维山、傅崇碧、刘建勋等人都是“革筹”小组成员。我们那时还被关着，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刘建勋那时虽然被关着，但他是“革筹”小组的成员，他有进出的自由，我们就从他那里听到了一些情况。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是谢富治，副主任委员有我、郑维山、傅崇碧和聂元梓。成立之前，刘建勋告诉我先曾开过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谢富治到关押我的地方对我说：毛主席认为北京市夺两次权影响不好，中央叫你们出来工作。我说我们出去也不好工作了。谢富治说：你、刘建勋、高扬文几个人出来先亮亮相。 那时的所谓亮相，就是要我们再检讨。于是，我们三个人在千人的会、万人的会上检讨了个把月，牵来牵去检讨了十几次。最后一次是在东郊体育馆召开的市机关造反派代表万人大会上，我们三个人又进行了轮番检讨。大概是谢富治和造反派已经说好了，允许我们出来工作，聂元梓就在大会上代表造反派讲话，说我们的检讨基本上可以了，但还不够，以后要继续检查。聂元梓给我们拖了个尾巴。 我们的“亮相”告一段落。事实上，这是毛主席说要让我们出来工作，他们不得不让我们出来工作。但是他们总要抓个辫子在手里，留个尾巴不放。 那时，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不太想出来工作。我考虑过干不干。干吧，我是被造反派视为有所改悔的走资派被结合进来的，说话没人听，挂名而已；不干吧，又是毛主席说的、中央决定的，个人应服从组织。衡量再三，我最后还是当了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参加了党的核心小组。 北京市党的工作由核心小组负责，核心小组的成员也是革委会的这些人，组长是谢富治。 北京市革委会刚成立，刘建勋开始还参加了几次会议，以后就不参加了，不久就调回河南去了。 早些，中央*小组决定把原市委各部、各办的人全部下放到工厂、农村劳动。我出来后第一次到市委机关，一个人也没有，我还想市委怎么都空了呢？ 新进来的人大都是王、关、戚支持的学部的那一派，约有二十多人。哲学所的造反派头头周景方担任了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杨远担任了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等于市委的办公厅，一切机要都由杨远控制。当时，各部、口都取消了，新成立的各组都被学部来的人把持。《北京日报》在新市委时就已经停刊了，造反派反对我们从河北调来的翟向东、山西调来的吴象、天津调来的林青，林青后来自杀了。造反派一闹，就出不了报纸了，我打电话向陈伯达请示如何处理。陈伯达说：北京市这么多报纸，《北京日报》可以停刊。这样《北京日报》就停刊了。革委会成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屠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屠武生，所有的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看过。
《吴德口述》 “一月风暴”以后（2）
市革委会又从中央各部、各学校调进来一百多人，这些人都是中央*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头头。“五大领袖”除聂元梓任革委会副主任外，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都成为了革委会的常委，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阁、光华木材厂的刘锡昌等也都是常委。其他的造反派都分到各组去了，北京市的权力实际上是中央*小组一手控制，戚本禹直接抓的。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老市委的人和新市委的人统统下放了，进来的一批人成立了“红色政权”。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召开了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有十万人参加。 但是，红是“一片红”了，可并不是铁板一块。造反派头头都有自己的野心。由于权力分配的问题，学生造反派分裂为“天派”、“地派”，相互争斗。“天派”以聂元梓为首，反对谢富治；“地派”保谢富治。蒯大富、韩爱晶动摇在两边。一时间乌烟瘴气。 虽然我已经出来了，但实际上是靠边站，说话没有人听，连住还是住在被关押的地方，我到大会堂开会，后面还有几个造反派来押送、监视，根本无法工作。 这以后的情况比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７年我们被夺权时更热闹了。 比较大的事情，包围中南海、火烧英国代办处、大型武斗，接连地发生了。 １９６７年７月发生的包围中南海，我看是中央*小组直接插手的，戚本禹与操纵市革委会的周景方直接发生联系的。包围中南海是由北京建工学院开始的。１９６６年８月，少奇同志曾在作为他的一个点的建工学院讲过“*”问题，建工学院的学生以此为由头大造刘少奇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