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年８月，少奇同志曾在作为他的一个点的建工学院讲过“*”问题，建工学院的学生以此为由头大造刘少奇的反。当时，建工学院的学生已分裂成“老八一”和“新八一”两派，两派都要揪斗刘少奇，都要刘少奇交出所谓“认罪书”。刘少奇迫不得已交了由王光美笔录的检讨后，*纵的学生造反头头非但没有就此罢休，反而煽起更大的火，串联各校到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斗刘少奇的誓师大会。由此开始，许多造反组织便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包围中南海，狂呼“刘少奇滚出中南海”。由于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南海里造反派也起来配合，不仅批斗了刘少奇，强使低头弯腰，还抄了刘少奇的家。包围过程中，周总理一直在中南海，也有人劝他离开中南海，周总理说毛主席不在，我不能离开。 一直闹了很长的时间。我去看过两次，一次是乘着汽车转了一圈，第二次是去找了建工学院的人，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在８月里的事。闹得最厉害的是外语学院、外交部的人，加上一些学校。火点着后，我对周景方说：这个要去看一看，想法怎么样制止。周景方不去。我又说：你不去不行，你是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我和你一起去。 火烧英国代办处时，在代办处的外边由卫戍区的部队把英国外交人员保护起来了，部队的战士围成了很多层的保护圈。我看到英国的代办好像很害怕地在地上蹲着。 我们去后找那些组织的头头。找不到，人们都说不知道。实际上周景方可能知道，他就是不配合。我没办法，就回来了。 第二天夜里，周总理召集外语学院两派开了一夜的会，中央*小组的陈伯达参加了，谢富治也参加了，我和丁国钰去了，坐在后边听。周总理、陈伯达、谢富治坐在上边，周总理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是错误的，要求外语学院的两派停止这些行为。外语学院闹得很厉害，两派在会场上还打架，不同意周总理的意见。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外交部、外交方面的事情是由周总理管的。便没有说别的，既没有表示支持周总理，也没有批评造反派。 接着是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的武斗，清华、北大的武斗，民族文化宫等一系列的武斗。内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一定是中央*小组的某些人布置的。我曾问过谢富治怎么处理？他说这个要请示中央*小组。谢富治那时根本没有要去制止的积极态度，也不愿多跟我谈，任凭连着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外交部闹得很厉害，姚登山夺了外交部的权，他曾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代办。外交部的会我们不参加，听说周总理给他们开了一夜的会，姚登山操纵这个人讲完那个人讲，就是不散会。我听当时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告诉我，周总理的心脏病发作了。周家鼎找姚登山说：如果周总理要发生问题，你负责任。最后，把姚登山监视起来了，姚登山没有办法才宣布散会。姚登山与中央*小组有一定的关系，过了几天，他就成了外交部的大红人物。不过他也昙花一现。 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说一下。那时我已经出来了，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团带着北航“红旗”和其他学生造反派到四川去解决四川问题，以后到武汉。谢和王支持了与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对立派，把“百万雄师”称为保守组织，激化了矛盾。拥护陈再道的“百万雄师”这一派，包围了王力，抓了他、打了他，把王力揪走了。中央代表团的人被打伤、被架走了，这可不得了。周总理亲自到武汉，找了陈再道谈，把王力弄了出来。 中央决定北京组织一万人到西郊的西苑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这时，我才知道谢富治和王力的去向。因为是临时通知，到机场的人不足一万，都是陆陆续续去的。我到时，王力这些人已经下了飞机，好像是用轮椅推着王力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吴德口述》 “一月风暴”以后（3）
然后通知北京市组织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说要由*讲话。我记得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很多人，王力的腿上还打着绷带，说他是人民英雄。*在讲话中提到军队一小撮走资派问题。 从此，提出了“抓军内一小撮，在部队中揪走资派”的口号。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被撤，刘丰升任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陈再道被弄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不时挨斗。 谢富治在市革委会讲话，说了过程，吹捧王力。看谢富治样子，在尽量靠拢。 *讲话提出揪部队中的走资派问题后，就把它具体化了。新华社和党的主要报刊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全国掀起揪斗军内干部、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以后又否定，毛主席提出“还我长城”。这样，又说不是*讲的。陈伯达也不承认是中央*小组提的。当然这是赖不掉的。*支持中央*小组、王力，要把所谓军队走资派揪出来，也有他的目的。 １９６８年３月又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 “杨、余、傅事件”。那天晚上，傅崇碧同志在市委我的办公室和我闲谈。傅崇碧和我都曾在晋察冀工作过。他是六十三军的。他看着手表说：快到时间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通知去大会堂开会。说完，他就走了。第二天，市革委会开会，没见谢富治、傅崇碧、郑维山等来。我想谢富治在公安部忙，不来，傅崇碧、郑维山应该来。我打电话给卫戍区找傅崇碧，卫戍区说不在。我又打电话给谢富治，说会是不是由你主持？傅崇碧没有找到，他到哪里去了？谢富治说：你不要问，过几天会开会的。我纳闷。 我是卫戍区的人都不知道，不过我对这种事也习惯了，不要问的事就不再打听。过了两三天，到大会堂开会。我的旁边坐了卫戍区的副政委刘福，他偷偷地告诉我：傅崇碧出事了。我问出了什么事？他不好多说，也许他也不完全清楚。“*”中没头没脑的事太多了。一些人都战战兢兢，朝不保夕，谁知道会飞来什么横祸。 这时，就看到会场的台上忙碌起来，一会儿搬上来几把椅子，一会儿又撤下去几把椅子，搬上来和撤下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又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叶帅、李富春等都从旁门进来，坐在了第一排。我想：这些人怎么都坐在第一排，没上台去坐呢？这时，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江青和中央*小组的人就大摇大摆地进来了，周总理也在，他们都坐在台上了。黄永胜一进来就吼起嗓子呼喊“打倒杨、余、傅”的口号。 我们坐在中间，看到这情景，觉得问题大了。接着*讲话。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说“杨、余、傅”是华北的山头，要粉碎这个山头。他讲了不短的时间，恶声恶气。*正在讲话时，毛主席出来了，大家就鼓掌，毛主席向大家招了招手，没有讲话就又回去了。这场面就更使人紧张了几分。 但我们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中央*小组要卫戍区抄傅崇碧的家，找他所谓冲击中央*小组办公地点所带着的手枪。 以后开了十万人的大会，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都讲了话。陈伯达讲了这是第五个回合的斗争。我们是组织大会的人，都不让我们进主席台，我们躲在体育场的一个打电话的小房子里。 后来知道杨成武是经常跟着毛主席出去的，为*所忌恨。杨成武找我谈事情的经过时说，他家为此死了三口人，一个是女儿自杀了，一个是他夫人赵志珍的哥哥还是弟弟，被押到河南，在那里死了…… 傅崇碧是华北的。余立金与吴法宪不对头。余立金，我不认识，放出来后才看见他的样子。 抄傅崇碧的家，这时是温玉成任卫戍区司令。我听吴忠告诉我，没有在傅家抄出来什么东西。 江青在十万人大会上说傅崇碧的罪状是冲击钓鱼台。傅崇碧放出来后跟我谈了这个事情的过程：许广平跟江青还是别的什么人说，鲁迅的手稿被人拿走了。中央*要傅崇碧找，他查到了经手的这个人，这个人是四川部队的，说鲁迅手稿就是中央*小组让拿走的，就存在钓鱼台的楼里。这个事情弄清楚后，傅崇碧便带着他的秘书到中央*小组去汇报。一开始还不让进去。傅崇碧打电话给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才让进去。江青、姚文元参加了，陈伯达参加没有不知道。傅崇碧就汇报了查找的情况。开始，大家还在听，当傅崇碧说是中央*小组从许广平处取走了鲁迅的手稿后，江青一家伙就发火了。傅崇碧的秘书有病，江青一闹他就晕了。傅崇碧的秘书好像姓邵，他拿着傅崇碧的皮包，这个秘书紧张、害怕，手忙脚乱，把皮包扔到了地上。于是，江青就说是用皮包向她砸去，姚文元后来还证明，说他当时看到用皮包砸江青，皮包里有两支手枪。 “杨、余、傅”问题，大概是*向毛主席讲的。*逃亡之后，毛主席批示：“杨、余、傅”一案有错，我听了一面之词。毛主席的这个批示在政治局传阅，我们都看过。 “杨、余、傅”很惨：杨家死了三口；傅崇碧调到沈阳军区后，一到沈阳就被弄到辽源的煤矿囚禁起来了。傅崇碧说宣布他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前，把他警卫员的枪和皮包都下了，进去就宣布他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而且连夜立即走。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吴德口述》 “一月风暴”以后（4）
在“*”的风暴面前，许多的人遭受了不幸！ “*”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口号，是“砸烂公检法”。我出来前，市公安局让政法学院的造反派进驻，这些造反派就驻进去了，代行了公安局的职权。他们进去后，打了不少的人、抓了不少的人，而被抓和被打的人都是他们这些造反派的对立面。社会秩序一下就乱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公安局实行了军管，开始负责的两个人，一个叫牟立善，另一个人的名字我忘了，后来他们调到二炮和山西去了。接他们的人是刘传新、王更印。后来一翻过来，王更印被判了十年徒刑，太重了，冤枉的。刘传新是一个军的副政委，王更印是一个师的政委。 我出来时已经军管了，快实行“三支两军”，军队要“支左”了。北京市最多时有三万人“支左”，海、陆、空都有。“支左”的人的关系是双重领导：一方面归卫戍区，由卫戍区组织一个办公室来管；同时海、陆、空三大总部也设有“支左”办公室，又归北京市革委会谢富治来管，谢富治是通过卫戍区来管的，但卫戍区管不了。市革委会的决定，这些军队的人员先要回去向他们所在的各部请示，如果请示同意了，他们才照办市革委会的决定。那时，造反派夺权了，各方面都瘫痪了，很混乱，只有军队还有威信。 军队“支左”，他们不了解情况，就对生产、地方工作瞎指挥，犯了不少错误，对军队有不好的影响，但是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军队“支左”，局面就更难收拾了。揪军队走资派，砸烂公检法，包围中南海并安营扎寨，火烧英国代办处，武斗蔓延，都是这个时候。后来发展成了清华、北大的武斗，打死不少人。在清华，一边是“井冈山兵团”，一边是“四一四兵团”，怎么也解决不了，谢富治去也不灵。 军队“支左”也是波折很多，一开始是不知道群众组织的情况，都支持了。突然间，中央*小组批评“支左”支错了，让“支左”人员掉屁股。 这个掉屁股的过程，军队犯了很多错误。后来又批评把屁股又掉错了。军队那时很难办，没有一个大军区１９６７年，解放军进驻北京航空学院“支左”不检讨的。 然后才撤出“支左”，我记得纪登奎他们起草了这个文件。 清华、北大的武斗制止不下来，毛主席决定同时组织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后来的军宣队是由８３４１部队的人组成，迟群、谢静宜就是以军宣队的面目出现的；工宣队是由北京新华印刷厂发起，动员了三百多名工人组成的，拿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红本，开进清华宣传。 决定以后，谢富治让我赶快找蒯大富，让他表态服从这一决定。我派人找蒯大富，等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找到，他不在清华，跑到北航去了。他来后，向他宣布了这个决定，要他拥护、执行这个决定。蒯大富答应得很好，说一定执行。 当时，想不让蒯大富很快回去，拖住他，利用谈话的时间使工宣队、军宣队顺利进去。我们在谈话时，工宣队就进去了。蒯大富提出他要回去了，就让他回去了。 哪知道蒯大富回去后，让“井冈山兵团”拒绝这个决定，并且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土武器和手榴弹打死了四五个进行劝导的工宣队的成员，同时还打伤了几个。 组织进驻工作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副司令员李钟奇，他们就在距清华不远的一个公园里指挥。李钟奇坐车进到学校后，“井冈山兵团”把他包围了，把他坐的汽车掀翻了，把他的文件包也抢走了。李钟奇回来后连说糟糕。我说，想办法把文件包要回来。 工宣队进驻，遭到了“井冈山兵团”的武力对峙。这样不行，毛主席就召见“五大领袖”。参加会议的人有江青、谢富治、温玉成。我做具体找这些人的工作，会议开了不长的时候，就允许我参加了。 蒯大富也是后到的，找了他很长时间。蒯大富一进去就放声大哭。毛主席主要是说服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也安慰了几句。蒯大富这一哭真还起了作用。江青好像也抹泪了。谭厚兰有这个谈话的详细记录，谈话的全部内容我记不准了。 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派谢富治和我到清华去。 我和蒯大富、韩爱晶三个人，便坐同一辆车去清华。那时，很紧张，在清华的外边也聚集了众多的校外的两派群众，火药味儿都很浓，一派支持“四一四”，一派支持“井冈山”，特别是体育学院的，腰圆膀粗。支持“四一四”这一派的人要抓蒯大富。我一面说这怎么办？一面就让蒯大富和韩爱晶坐在后排。我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把头特别伸出窗外，汽车一边走，我一边向两边的人打招呼，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我们就进去了。到了“井冈山兵团”以后，说明来意，开始很多人不同意，哭哭啼啼的。我说他们真没出息，哭什么！这是毛主席的决定，要放下武器。 这样，慢慢地把武器放下了。 以后，谢富治来了，召开了大会，“井冈山”开了会，“四一四”也开了会。工宣队和军宣队终于进去了。后来，北大也派了工宣队和８３４１部队进驻，再没有阻挡。清华和北大的武斗才停止下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