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心那样行动符合要求。虽然胜利了，也是侥幸取胜的，并不是掌握了进攻的权谋。
士兵没有对敌我都害怕的。害怕自己的将领就会藐视敌人，害怕敌人就会轻视自己的将领。将领被士兵轻视，将领的命令就不能得到最好的执行，这样的将领所统帅的军队就会在与敌人战斗中丧失应有的战斗力，甚至是失败。相反将领树立在士兵心目中的威望，士兵就会心甘情愿地执行将领所下达的作战命令。这样的军队在与敌人战斗中就多了分胜利的机率。因此说，懂得胜败规律的将领，就一定懂得害怕与轻视二者的利害关系。将领不用恩惠使部属心悦诚服，部下就不会为将所用，将领就不能使用士兵。因此说将领对属下实施恩惠，部下就会拥戴自己的将领，部下就不会对将领产生二心。将领有了威严，属下就不会违抗命令。所以，善于作将领的人，就懂得恩威并施的道理。”
尉缭子的观点就是：军争取胜，首先就要将士齐心协力。爱在下顺，威在上立。将领既要树立威严，又要爱护士兵。将领的威严是通过善于指挥作战体现出来的。尉缭子的为政治军之法，也就是管理者学习之处。要对下属恩威并施，不要一味地对下属要成绩而不顾下属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要对下属有适当的拥戴。当然这个观点的根本就是使企业员工在实战中增加团队意识，而不要大搞个人英雄主义。也可以这样说，一个管理者之能，不是其具体做什么实质性的业务工作，而要多做一些团队人心向背的工作。这样的团队管理者，才是一位合格的管理者。这样的团队管理者所统率下的企业，才是一支具有生命力的团队。
对于以上观点，如果我们把其加以引申就应该是：作为管理者，除了要有“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的德仁与才能之外，还要有善于容纳天下贤士、能人之心胸，“顺服好利之人”，才能使天下人归心，才能取得天下。
虽然尉缭子的观点似乎与荀子观点没有什么可以相融之处，但是慰缭子上面的观点真的与《荀子·王霸》中说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荀子·王霸》如是说：“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上不虚，其难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也就是说：作为统治者，只有能做到贤明与善于集结天下贤能，就是有百里的地域，也同样能取得天下，使事业成功。这不是空话，也不是理论上的说教，其难处在于实施者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才行。所讲的统治者取得天下，并不是指人们背着自己的土地来归服，而是指治国之道足以统一人心而已。那些人如果和我同心，那么那些人的土地怎能会属于别人的呢？
5．诸子论政解道 管理仁法德行（2）
如果我们把荀子的观点加以引申，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这样理解：企业用人如果能使所用其人真心的归服企业，那么企业管理者又何必担心这个人会不为企业出力献谋呢？这正如俗话所讲，“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要是对人家好，绝大数人也会知恩图报的。”显然这是道理，也是人之常情。当然企业管理也是如此。
因为作为企业文化的构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在为自己的员工，进行有关企业归心的教育。只有员工归心，团队才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进而才能产生团队的协作力。这些都是荀子所讲的让属下归心的道理。
关于管理中“顺服好利之人”的内涵，《荀子·儒效》中又有所引申。荀子认为管理者的长处不应表现在他有某种具体的技能上，而是表现在他能做到对下属量才而用，人尽其能。因此，荀子在《荀子·儒教》中就讲：“君子所说的贤者，并不是说人们能做到的他都能做到，也不是说人们所知道的他都能知道；君子所说的能辩者，并不是说人们所辩论的他都能辩论；君子所说的能观察者，也并不是说人们所能明察的他都能明察。相反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观察地势的高低，辨认土地的好坏，根据土质情况分别种黍、稷、豆、麦、麻，君子不如农民；流通货币与物资，辨识货物好坏，君子不如商人；摆弄规和矩画圆形或其他图形，君子不如工人；不顾是非对错的实际情况，相互倾轧，君子不如惠施与邓析。至于判断德行高下来确定职位，衡量能力大小不断授予官职，使贤与不贤的人都能做到适当的位置，有能力和没有能力的人都得到相应的安排，万物得到恰当的位置。说话合理，办事得当，这才是君子的长处。”
荀子所说的意思，引申到管理中就是：一位合格的管理者与领导人，在岗位上不是你比下属有多大业务方面的能力或长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管理者（越是高层管理者）一般对基层的业务操作能力却不如手下人。因为管理者是重在管理与协调手下人，让手下人“能各尽其才”。如果作为管理者，特别对于基层管理者，对自己的手下人的情况都不了解或知之甚少，那么这就是管理者的失职了。作为中层管理者，对于本部门的情况不了解，那么这就是失职了。作为高层管理者，如果不能有更好地对手下人“量才任用，人尽其能”的办法与能力，那么这就是管理者的无能与失职了。因此说，当代的管理者与员工间，强调的不是谁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所有人的上下协调与和谐的能力。这就是团队力量在企业管理与竞争中的作用与重要性。
管理者要想真正做到：人尽其才，量才而用，就必须要有对人的审时能力。《列子·说符第八》中讲：“气色旺盛的人一般容易骄傲，力量表现强盛的人一般容易做事奋勇，很难与其沟通；骄傲的人就不易任其重要的职位与岗位工作，要让其成绩在一种循序渐进中得以实现，千万要杜绝让这类人在工作上，有一日千里的成就感与荣誉感；而对于奋勇当先的人，就不应该让其当中层以上的领导，如果可能让其当作基层领导还是可以的。因为这种人在基层容易奋勇当先，让员工佩服；相反这类人如果让其做中、高层管理者，就容易犯个人英雄主义，而忽视团队的作用在整个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因此治理国家难在识别贤能的人，而不在于自己有多大贤能。”
5．诸子论政解道 管理仁法德行（3）
对于贤能在管理中的重要性，孟子认为贤才比政权本身还重要，这个观点是很值得当今的管理者与企业家深思的问题之一。为什么一个很大的有声誉的企业，在一个人的手中就成功，而到了另一位管理者手中就完全两样呢？这就是企业管理者，特别是企业战略决策者与经营者优与劣，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按孟子的观点，企业的优秀战略决策者与经营者，不是自己本身如何伟大，而是自己如何找到自己手下贤能的管理者。或者说，一个企业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企业领袖对于企业接班人鳞选的结果。
企业家如何选择企业接班人或当家人的问题，前联想领袖柳传志就做得很好。他能把企业的未来，很好地一分为二，成功地交接在现联想领袖与神州数码的领袖手中。正是由于柳传志的成功选择企业接班人，才能有当今的联想辉煌；才能有神州数码的成功。
作为管理者与领导人，能够有勇于接纳属下谏言，甚至是与自己不同意见的宽广胸襟，是十分必要的。对此，唐太宗李世民就任用敢于谏言的魏征为相。对此观点的重要性，《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中就讲了个故事：
“有一天景公在白天披着头发，驾着六马的高车，为妃后亲自驾车从宫中正门外出。这时一位跛脚的守门人就拦住了景公的马车说：‘您不是我的国君啊。’景公听了这位跛脚的守门人的话感到十分的生气，就令随从把这个跛脚的守门人给抓进了宫中审问。面对景公的审问，这位普通的守门人丝毫没有胆怯的样子，相反倒表现出十分勇敢的样子说：‘因为我朝的国君景公是一位爱民如子，体恤臣子甚好的明君。不仅如此，景公还敢于接纳难听刺耳的谏言并勇于采纳，而且景公还从不因自己一时的享受就不理朝政。’听了这位普通守门人的话，景公感到十分羞愧，就对这位守门人说：‘你说的对，是本王一时错了，谢谢你的谏言与敢于冒死谏言的精神。’事后景公还命人奖赏了这位敢于谏言的守门人。”
对于君主要勇于接纳谏言的重要性，晏子就对景公讲：“您不要担忧这件事！我听说下面没有敢于谏言的臣子，上面就会有被蒙蔽的昏暴国君；百姓隐讳不敢向官员谏言，必然是君主有自满不纳谏言的骄行。古代凡贤明之君在位，下面讲谏言的臣子与百姓就多；君主有美德善行，百姓就不会隐讳真言。现在您有失德的行为，那跛脚的守门人敢于直言阻止您的错误行为，这是您德政的结果，也是您的福啊！所以我来庆贺，并请您下令赏赐这位守门人，并礼待他。”景公听了晏子的话，笑着说：“我这样做可以吗？”晏子说：“当然可以。”于是景公就下令奖赏这位守门人，并提拔了他。
晏子的为政之道告诉英明的统治者与管理者，必须要有勇于接纳与自己观点或想法不同人的谏言或意见的胸襟。其实，一个管理者如果到了听不进下属及其他人员的谏言时，这位管理者一定有“个人英雄主义”与“自我崇拜”心理了。
对于一位大成者到了事业近乎巅峰之际，如果开始出现“个人英雄主义”或“自我崇拜”心理时，那么这位大成者也就离大败者不远了。当曹丕于公元220年废汉献帝建魏称帝有先，刘备便于公元221年半推半就也称帝于成都后，往年那位以谦虚谨慎大半生的刘皇叔，便开始在其内心日渐滋生“环视天下，惟刘备独尊，惟蜀汉最强”的心理。正因为刘备滋生如此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与惟我独尊的盲目“自我崇拜”心理，所以才使刘备不顾蜀汉群臣及诸葛亮的再三劝谏，而执意举倾国之兵七十万，御驾亲征伐吴。当时刘备的心情似乎很简单也很纯粹，那就是以强兵压境之势，不到一年便可直掏吴都建业，生擒孙权，歼灭东吴为关、张二弟报仇血恨。 。 想看书来
5．诸子论政解道 管理仁法德行（4）
虽然刘备先以势如破竹之势攻城掠寨，直进吴境几百里，但是刘备事与愿违，结果陆逊一把大火烧掉刘备七百里蜀军大营……
也就是刘备所轻视的陆逊这一把大火，烧得三国形势聚变：原本已实力第一的刘备蜀汉，在此一役中真可谓是前功尽弃——不仅使刘备留下白帝城含泪托孤的遗憾，而且还使日后的蜀汉国势严重大衰。
究其刘备如此大败的关键原因，在刘备对诸葛亮的托孤坦言中，足以证明为君者滋生“个人英雄主义”与惟我独尊的盲目“自我崇拜”心理的致命性后果。
因此，作为一位英明的君主与执政者想让后人敬仰，不仅要规避“个人英雄主义”与“自我崇拜”的心理，而且还要深谙为君者与执政者的“四固”。对此，《管子·立政》中讲：“君主要慎重做到为政的四固：一是要重视道德却没有做到仁，不可以授给他国家大权；二是遇到贤能的人不能让贤的，不可以封给他尊贵的职位；三是对关系亲近和有权势的人应该罚不罚的人，不可以让他统率军队；四是不崇尚农业生产，不重视土地利用，随便征收赋税的人，不可以封给其都邑。这四固均是君主施政的根本，也是国家得以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关键。”
管子所讲的“为政治国”之道，就是要求当今的管理者与领导者，要有“德、仁”，并能有举贤任能之胸襟。一个有德的管理者，就会遵守法规制度，不干违法乱纪的事，守法经营，能给企业一个得以长久发展的环境；一个有仁的管理者，就知道体贴自己的属下人的甘苦与实际工作情况，让属下人归心所向，以企业的发展为己任。这样的管理者与领导人，就会让手下人心甘情愿地为企业奉献其聪明才智。当然有仁的管理者，也更容易增强员工的团队意识，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另外，身为管理者与企业领导人，也要知道“国无常强，无常弱”的道理。对此为政之道，《韩非子·有度》中就讲：“国君实行法治很坚决，国家就富强；反之，就衰弱。当今之时，能除去臣下谋取私利的做法，一切都能信阖办法的国家，人民就会安定，国家就会富强，军队就有战斗力。所以国君以过审察，任用能贤坚决实行法治的人去统辖群臣与百姓，那么国君就不会为臣下的私利或行为所欺骗；经过考察，国君任用了衡量利弊的官员去处理政事，那么国君就不会因天下事物有轻重而被欺骗了。现在如果按声誉任用人才，那么人们就重视私人交往，不好好地执行法令。所以任命官员与管理者不拿才能作标准，国家就会混乱。听到说谁好就奖赏谁，听到谁坏就惩罚谁，那么追求奖赏逃避惩罚的人，就会放弃法令，结党营私，相助为恶。他就会背着国君，提拔党羽。这样一来，下面忠于国君的人就少了。那些人交结广泛，党羽众多，朝内朝外就会搞宗派。如果这样的话，在一支团队中，小私利为单位的小组越多，也就越不利于团队的整体领导与管理。当然这样情况下，也会严重影响团队的凝聚力。
因此，明君用法作为择人的标准，不按自己的看法来提拔人；用法来衡量功绩，不凭主观看法。有才能的人就不会被埋没，干坏事的人也不能再掩饰；徒有空名的人不能受重用，有功遭诽谤的人也不会被罢免。这样的话，君臣之间就能清楚地辨别功过是非，国家就容易治理了，所以国君只要用法治国就可以了。”
5．诸子论政解道 管理仁法德行（5）
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因此韩非子为政之道就强调“法政与法治”。韩非子主张“使法择人”、“使法量功”，而不能“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这样才能“民安而国治”，“兵强而敌弱”。韩非子的“法政与法治”之道，对于当今的企业构建与当今法制社会的构建，都有现实的意义。因为我国是“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法制社会，所以我国的企业发展也要“以法政与法治”为构建企业的根本。如果企业管理者与领导者，真正做到“使法用人”、“使法量功”，那么企业就能选用到真正有才能的人，企业管理者也会在企业中创建一种“赏罚分明”及所有员工都“以企业纪律与规章制度”为行事准则的良好企业氛围。
对此，我就想到当今中国管理界，一个十分流行的词“中国式管理”。是否真正像我们理论中的那样，在每个企业中均能够开展或使用“中国式管理”，就能够促成一支对外具有良好信誉及品牌竞争力，对内形成一个具有和谐凝聚力的团队呢？
要想探究什么是“中国式管理”及为什么“中国式管理”在当今管理界如此受欢迎？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台湾学者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一书在大陆风行。近来，论坛上大批企业家对于中国式管理推崇备至。中国式管理真的是中国企业未来的救星吗？其实对于这个答案，似乎很难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能够找到最有例的佐证。因此，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等世界知名的华人企业家，对此也有他们自己的呼声。也就是说，什么是造就世界性企业的决定因素呢？
从中国式管理的目标看，“和”为管理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