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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式管理的目标看，“和”为管理的终极目标，所谓组织效益目标的实现只是实现“和”这一终极目标的必经过程。孔子把“和”引入伦理学领域，作为识人的重要标准，得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论断，提出了“和为贵”的社会生态平衡的指导原则。上下和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和谐。集大成者的说法，就是修己安人。
虽然其实这种理念的基础源于孔子的“上下和谐与修己安人”，但是其实从企业管理实践出发，这个理念得以确切实施且真正发挥管理作用的保证，其实还是韩非子法家所讲的“使法用人”与“使法量功”。否则，一切“上下和谐与修己安人”，都只不过是理论家的一种理想而已。因为企业的生存根本就是具有竞争力，而一个企业的竞争力的根本，则又来源于企业的生产力。当然一个企业的生产力，必须由企业的员工及管理者，共同来实现。与此同时，管理者在实现企业终极管理目标“生产力”的同时，必须要有企业本身的一系列奖罚及竞争机制作保证。而管理者要想真正达到企业员工“上下同心，全心向企”的氛围，就必须要有与此管理目标（当然主要是任务目标）相适应的奖惩与激励机制。也就是说，不可能像当时欧文与傅利叶他们那样，用空想的理论及十分理想的实践，来维持他们的“所谓公平与合理”。相反事实上，过于追求理念上的公平与合理，倒有可能会在现实的竞争社会中，贻笑大方。因为企业生存的保证，就是利润。如果企业没有利润而言，那么严格意义上讲，企业也就失去了企业的意义。既然企业管理终极目标，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那么管理者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企业机制作保证。否则，所有员工干不干都一样，干多干少都一样，那么长此以往，企业的竞争力又何从谈起？企业的利润又何从而来？因为人与人是有客观私欲存在的。似乎这一点，不应该有什么怀疑。要说人们理论上所追求理想中的“大公无私”，其实在现实中、客观上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中国式管理，还是外国式管理，其实对于企业本身都不应该成为负担。因为任何管理模式与管理方法，都各有其长，各有其短。因此说，我们既不能过于相信“中国式管理”，更不要过于迷信“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外国式管理”。因为企业的根本就是利润与生存，所以说，无论是什么样的管理模式，只要能够真正适应自己的企业现状，能够确实给自己的企业管理，带来活力及效用，那么我们企业管理者就应该执行。
因此说，从管理科学的层面来看，无所谓中国式管理或者西方式管理。无数事实证明，管理科学只有和当地的风土人情相结合，其效力才能够增强。
当然同样，中国人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在管理科学中融入中国式的管理哲学，更易为人们接受，也能更好地推进企业的发展。
因此说，诸子论政解道，管理实践中的“仁法德行”，无论是“中国式管理”，还是“外国式管理”的价值，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变通性和灵活性。西方企业界经过大量失败，不断更新并提出的弹性管理理论，其实正是回归到我们的变通管理，如情境领导、权变理论等等。因此说，诸子论政解道的核心作用就是，强调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而不是固守单一的方式或预先确定的制度。
6．孔子政者正也 领导身体力行（1）
《论语·泰伯》中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实在这里孔子所讲的意义在于他的“为政者不能越权”的“政者正也”的为政方略。与此同时，孔子又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也说明孔子对舜、禹治天下观点的认同与赞颂。孔子热情地赞誉了舜、禹的从政方针的伟大与崇高。孔子为了进一步阐明“政者正也”的观点，在《论语·颜渊》中又这样回答季康子。孔子回答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呢？”孔子所讲的也就是，强调他从政的第二个观点：为政者的表率与榜样作用，对于一支团队的重要性与意义。
关于管理者与领导者的榜样作用，孔子在《论语·子路》中也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当季氏总管仲弓向孔子请教如何管理时，孔子解释说：“给自己的手下人做个榜样，给下属起个积极的带头作用，对手下人也不要太计较小失与小过，同时还要有识别贤才与举荐贤才的眼光与能力。”仲弓听了孔子的话，有些不解地又问：“那么管理者怎么样才能了解并举荐贤才呢？”孔子又解释说：“管理者举荐自己所了解的贤才；如果天下管理者都能知晓这个道理且能做到这些，难道说你不了解的贤才，还怕别人举荐吗？因为所有统治者与管理者，都希望自己的团队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竞争力，所以所有英明的统治者与管理者，都会积极为自己的团队举荐或招收贤能智士。”
孔子为了进一步说明管理者的榜样与带头作用的重要性，一再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人本身的行为正当，就是不下命令，领导者的榜样作用，也会耳濡目染地对自己的下属起到强于指令的积极效果。也可以说，管理者与领导人如果能够以身作则，行事多为手下人考虑，那么手下人也就会把领导当作是自己的亲朋，十分信任领导。如果下属这样想了，那么下属就很容易做到以领导为榜样，做到“以团队为家、以团队兴为荣，以团队衰为耻”。因此，孔夫子又讲：“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何正人？”假如管理者与领导人自身都不能端正，那么领导者的指令又怎能让下属端正呢？因此说，管理者只有自己先正，才能正下属与正别人。
孔夫子所讲的为政之道，不仅要做到“政者，正也”，而且领导者还要做到处理事情与政务，要有个轻重缓急。因此，在《论语·子路》中，当子夏问孔子如何从政时，孔夫子又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成，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所讲的意思用我们当今的话讲也就是：从政与治理国家，千万不可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因为这样就会事与愿违；也不要因顾及与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就本末倒置，捡了芝麻反丢了西瓜。因为这样就难办成大事。
其实，在现实的管理中，一个企业的领导能够为员工起到楷模的带头作用，这种意义是十分巨大的。一个好的领导能够改变企业的命运，使企业走向良性发展之路。
近十多年来，中国确实出现了很多的“企业英雄”，他们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团结了一帮人马，创下了骄人的业绩。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企业领导的人格魅力是多么的重要。与此相反，国内不少企业却缺乏企业领导人格，比如任人为亲，独断专行，贪污公款，大吃大喝等等。俗话讲“上梁不正下梁歪”，企业领导不能“正己”，就很难“正人”。领导的人格魅力对员工具有一种感召力和榜样作用，员工如果能以拥有这样的领导为荣，企业的凝聚力就会必然增强。
6．孔子政者正也 领导身体力行（2）
一个企业领导者的作风，就是用行动给本企业的员工树立一面镜子。要贯彻推行对企业起到统一信念和目标的价值观念，就应该首先身体力行，做出示范，成为它的第一实践者。企业领导者必须通过自身的倡导和示范，使员工积极支持和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独创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企业文化。领导者要表现出正直，以正面形象表现自己，通过树立个人榜样而起表率作用，多通过口头沟通来说服下属。企业领导者要勇于为团队和使命承担风险。
为什么两家企业的外在环境相同，创立者的出身也类似，但在几年后却有着全然不同的结果呢？归根结底是企业领导者的作用。所谓领导就是上司驱使部下工作，协助达到组织目标，采取有活力的行动。交响乐团的演奏除了乐谱外，必须有指挥的配合。同样，组织、制度也是必须有运用组织、制度的领导配合。企业家精神，是一种责任。作为一名企业家，要能够带动他的团队和员工，百折不挠，胜不骄，败不馁。
上面所讲的意义主要包含以下四方面内容：第一是身为领导要讲诚信，也就是说领导说话要算数，不要像“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那样。领导如果给下属这样的感觉，那么其不良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任何下属，首先也是人，是人就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自尊心。如果一个人的独立人格与自尊心，屡次受到领导欺骗后，当然下属也会要做出不同程度的回应。当然这种回应不是积极的，相反倒是消极与被动、甚至是与领导目标或团队任务目标，大相径庭；第二是身为领导要有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格与能力。道理显而易见。如果领导永远把错误归怨于下属，把责任推给员工；相反领导倒永远把荣誉与权利据为己有的话，那么时间长了，任何下属也会有消极或敌意的心理。如果这种不良风气无法得到及时扼杀的话，那么该领导所领导下的团队之凝聚力与战斗力，将无从谈及；第三是身为领导要时刻有追求团队目标的准备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否则时间长了，下属就会失去为团队或为领导继续努力工作的信心；第四是身为领导要有奉献精神。当然这是为企业与团队，甚至是为下属奉献的精神。惟有此，才有可赢得下属的同样回报。
综上所述就是一句话：企业家精神就是用你的素质、你的魅力、你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把你的团队、你的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做出贡献，为股东做出回报。
一个真正的企业领导者必须具备认清员工们在企业文化方面有什么需求的能力，并做出有效的努力，以创建一种更好发展自我的企业文化。沃尔玛的创始人沃尔顿，常对那些提出创新建议的员工给予奖励，组织创新竞赛，鼓励员工进行创新试验。员工在鼓励变革和鼓励创新的氛围中工作，沃尔顿把接受新理念的精神传给了他的接班人，之所以，在他去世后，才使公司得以长盛不衰。
由此可见，创百年企业作为企业领导（特别是企业领袖），就是企业的榜样。为此，企业家要力争做到：首先，要巩固自己的根基，在社会中树立起企业的形象，要使自己及企业有一个好的口碑；其次，企业家要有“雄心、恒心、决心、苦心、事业心”。常言道：“将熊熊一窝，兵熊熊一个。”这就是领导的榜样作用。一个好的企业，领导要严格要求员工及产品。这也是领导的榜样作用。闻名海内外的“海尔集团”，就是因为这个集团的产品质量高、信誉好、服务周到，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一位教授在一次报告中说的好：“认同、认知就等于市场。”不错，“海尔”产品，被大多数人认同、认知以后，市场就真的打开了。美国现在用的大多数就是“海尔”产品，包括：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打破了日本这些产品在美国的市场。
海尔之所以获得如此辉煌，主要功劳就是“海尔集团”老总张瑞敏的榜样作用。在刚开始生产“海尔”冰箱时，张瑞敏刚一发现产品不合格，就下令全部毁掉（当时已生产了六十九台），重新生产，而且当时是他带头砸的第一锤。正是由于海尔集团领导榜样的作用，才激励着海尔员工生产出质量上乘的产品。可见，当时如果没有“海尔集团”老总严格的一锤，也就很难有今日畅销海内外的“海尔”产品及闻名海内外的“海尔”品牌了。
7．《韩非子》法术并用 管理德威并举（1）
《韩非子·定法》中有人问：“‘申不害与商鞅两家主张，对治理国家，哪家更是急需要的呢？’回答说：‘这是个不能比较的事。人不吃饭，十天就会饿死；数九寒天，不穿棉衣也会被冻死。如果问穿衣与吃饭，哪个对人更是急需要的，只能说二者缺一不可，都是维持人生命最急需要的要素。现在申不害提倡运用术，而商鞅主张实行法。所谓术，就是根据人们的才能授予合适的官职，依照职位的名义要求他们取得相应的业绩，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实际能力。这是国君所应该掌握的。所谓法，就是法令由官府制定，赏罚的标准深入人心，如果国君奖赏没有术，就会在上面受到权臣的蒙骗；臣下没有法，就会在下面闹乱子。所以说术和法都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要素，都是帝王必须具备的手段。’
听了上面的解释，那个人又问：‘那么只用术而不用法，或者只用法而用术，这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听了这个人又如此问，就又解释道：‘申不害依靠兵力雄厚的强大韩国，经过十七年的努力仍然没有达到称霸。这就是因为韩国的国君只知道运用申不害术的原因。商鞅治理秦国的时候，设立告奸和反奸的制度来考察犯罪的实情，建立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联保同罪制度，使人们互相监督。对有功的人一定实行厚赏，对犯法的人一定实施重罚。因此，秦国的民众努力耕作，劳累了也不休息，战场上追击敌人，冒着危险也不退却，所以秦国国富兵强；但是秦国不知道用术去洞察奸邪，那只能拿秦国的富强帮助奸臣罢了。等到秦孝公、商鞅去世，秦惠王继位后，秦国的法治仍然没有被废止，而张仪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对韩、魏的战争上以谋取私利。等到秦惠王死后，秦武王继位，甘茂为谋取私利也曾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与周的交战上。武王死后，秦昭王继位，穰侯魏冉越过韩、魏两国，向东攻打齐国，经过五年战争，秦国没有增加一寸土地，而穰侯自己却在封地陶邑筑城。应侯范睢攻打韩国，经过八年，也巩固和扩大了他的汝南封地。从此以后，许多在秦国执政的人，都是应侯、穰侯一类的人物。所以打了胜仗，大臣的地位就尊贵起来；扩大了疆域，私人的封地就建立起来。这是由于国君没有运用术的缘故。商鞅虽然多次修治法令使秦国富兵强国，但是大臣们反而利用他的变法成果成就了帝王的事业，这是因为官府虽然尽力修治法令，而君主却没有在上面运用术所带来的害处。’
那个人听了上面的解释就又有些不解地问：‘君主运用申不害的术，官府执行商鞅的法，可不可以呢？’见这个人如此深刻地问，只好进一步回答：‘申不害的术，还不完善，商鞅的法也不尽美。申不害说：官吏处理政事，不能超越本职的权限，本职以外的事即使知道也不应该说。处理政事不能超越权限，把它叫做恪守本职还算可以；但是，本职的事情知道了却不说出就是明知道别人有过错也不去告发了。君主用全国人民的眼睛去观察，所以没有比他再明察的；用全国人的耳朵去探听事非，所以没有比他再聪敏的。假如臣下知道别人有过失也不向君主告发，那么君主还凭借谁来做自己的耳朵呢？商鞅的法规定：杀死一个敌人的，赏给一级爵位，想要做官的就做年俸五十石的官；杀死两个敌人的，赏二级爵位，想要做官的就做年俸一百石的官。官职和爵位的提升与杀敌立功的大小相符。假设有这样的法令：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当医生或工匠。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