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深圳大学里几乎每个学生都在搞勤工俭学，史玉柱当时一共是师兄弟三个，大家都觉得要面子不愿意去，所以就安排在软科学系里面做助教，就是帮老师们改卷子、改作业，然后一边学习。
那时候学校气氛非常开放，几乎每天都有外面的人来讲座。1988年，史玉柱听到了当时四通公司总经理###的讲座。
这个讲座对史玉柱的触动非常大。当时###就谈四通是如何创办的。题目大意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意思是，四通就是一个泥饭碗，但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能变成一个金饭碗。从那时起，史玉柱开始经历了商业思想上的第一次洗礼，之后便有了准备创办企业的理想。
这时史玉柱也在图书馆里看了不少国外的经济方面的书。当时他就逐渐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将来，市场经济肯定会成为一个主流，这个观点在那个时候还几乎找不到人赞成，因为当时的政策对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有不少限制的。
那时候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其风气就是大家都做生意、挣钱。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身处这个环境的史玉柱很难“出淤泥而不染”。
毕业前夕，史玉柱也开始做一些小生意了。当时有合肥的朋友寄钱过来托史玉柱在深圳买些录像机，史玉柱一台可以赚一两百元。史玉柱觉得这样的生意还很不错。
3．“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
1988年，从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史玉柱回到原单位安徽统计局。
毕业回到单位的史玉柱应该本分安稳的踏实工作，从一个年轻的处级一步一步往上升，过着旁人羡慕、称赞的舒适安逸的生活。
如果真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也就不会有现今活跃于保健领域，乃至网络游戏领域里的奇人史玉柱了。同理，也就不会有几度沉浮、大喜大悲的商界传奇了。但幸好故事有着另一个对于今天的史玉柱和未来的中国保健品、甚至IT市场都相当完美的开局。
真正的成功者是不会安于现状，更不会甘于现状的。而史玉柱正是一位不安于现状、不甘于现状的勇士。
史玉柱从小性格中的求新求变、坚强、勇敢与不服输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读完研究生，回到单位的史玉柱作出了几乎是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抉择——要求辞职，放弃唾手可得的仕途，辞职“下海”创办企业。
没几天，他提交了辞职报告。毕业的时候，史玉柱已经就下定决心，既然市场经济是未来的主流，毕业之后就应该去下海，就不应该再回到计划经济体制里面去。
领导和同事们为他惋惜，连平素最了解他的父母此时此刻也感到不可思议。稳稳当当的“官”不做，舒舒适适的日子不过，偏要辞职，自己把自己推到东漂西泊的未知中，不是发了“疯”又究竟是什么？
但史玉柱明白，他的心里正涌动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创业冲动。
史玉柱通过合肥倒录像机的朋友，认识了一些当地计算机界的人，其中就有个专门倒卖计算机的代理，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代理商，史玉柱就找他借了一台IBM的电脑在家里，借了半年，在家里自己编软件。
在原单位统计局里，史玉柱已经发现了一个市场机会，当时四通电脑打字机已经非常流行，买一台四通电脑打字机大概要2万多元，每个单位都得买，但是这个时候，每个政府部门，就是每个局、每个厅、很多处都有一台计算机了，还得买一台打字机，“而电脑放在那儿就觉得是一种浪费，所以我就想编一个软件，让这个软件能拥有四通打印机的功能，直接用电脑打字，这样就会节省成本，此后我就花半年时间编了这样的一套软件。”
半年之后，这套后来被称为“M…6401”的文字处理软件，在史玉柱合肥的家中诞生。史玉柱送了一套给原单位。几张软盘一装，就能打出比四通打字机24点阵更漂亮的64点阵字，而且，编辑屏幕比四通打字机的一窄条要大很多，单位的四通打字机从此被放到一旁没人用了。那个时候，金山的WPS还没有出来。
史玉柱正好赶上了一个时代。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电脑技术，特别是在文字处理、桌面印刷排版领域，还处在非常原始落后的状态。而这也可以追溯到今后中国几乎所有电脑公司的发源，从四通、联想、方正、金山到巨人。
而此时的史玉柱，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东西“有戏”。它打破了专用文字处理机甚至超过了通用电脑的价格这一规律。史玉柱决定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积累的知识，在这个领域里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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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首战告捷（1）
离开了顺风顺水的故土，连史玉柱自己都不知道，在未来的前方，究竟有什么在等待着他。现在的他只知道一点：既然选择了远方，就不能回头，就要义无反顾地坚定地走下去！正是由于这种誓不罢休、敢闯敢拼的精神，史玉柱在破釜沉舟之后，挖来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深圳：淘金者的梦想家园
史玉柱一看到自己的软件有市场，立即揣上软盘，南下深圳。
80年代的深圳，开始由一个小渔村在悄然而迅速地蜕变成为现代大都市。那时的深圳不但撤县建市，更为令人振奋的是邓小平的南巡使得改革的春风劲吹深圳。建设中的深圳在不断地升温并沸腾着。
杀出了一条血路的深圳仿佛在一夜之间崛起，被人称作“一夜城”。深圳成了多少掘金者的朝圣之地，虔诚之如###教徒对麦加的热爱。而在史玉柱的眼里，三年的研究生生涯所带给他的更多的并非专业学识的长进，而是一种城市思维，一种深圳思维。
回想当年第一批昼夜排队买股票的深圳淘金者所上演的暴富神话，不得不令所有人动容，也不得不令所有人遗憾得捶胸顿足。深圳是一个遍地黄金之地。对于史玉柱来说，离开深圳，回到安徽，一切按部就班，归于原初状态，也许对于一个没有见过大山外面的世界的青年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事情，然而对于史玉柱，这个走进了深圳、目睹了深圳突飞猛进发展的崭新城市来说，那些曾经的仕途许诺似乎都不那么诱人了。
在史玉柱呆过的深圳，那时闻名遐尔的帝王大厦还在襁褓中。一切都是如此的崭新，给人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冲动。而且作为经济特区，政策环境出奇地令人赞叹不绝，如果能在这里进行拓荒，那么人生的意义将从此丰满许多。这是史玉柱在毕业时的想法。也就是说，当年的史玉柱并没有经过几许挣扎，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点儿都不留恋他老家那份稳定的统计局工作，十分坚定地选择留在了深圳。
2．母校深大：穷小子的栖身之地
白手起家也许在号称已经走进“资本时代”的今天成为了一种海市蜃楼的“幽梦”一帘，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多数创业者都是靠着双手起步，迅速地在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的同时完成了最初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史玉柱也不例外。
没有任何背景的他，和许多怀揣理想的青年们一道上路了。
没有靠山，没有资金，创业的艰辛可想而知。据史玉柱的回忆，当他这次再前往深圳的时候，身上的全部家当就是东挪西借的4000元人民币，而且，史玉柱也已经在1986年结婚成家，爱人也是统计局的，并且还分了房子。
不过这些并没有让几乎一贫如洗的他打消深圳创业的念头。因为技术就是资本，让他充满信心的是，史玉柱开发的这一套软件——M…6041桌面汉字处理系统。这套软件后来被储存在集成电路板里，插在电脑的扩展槽中使用，被人们称为“汉卡”。
都说良将“不打无准备之仗”，虽说那时史玉柱的胸有成竹并非全无根据，但是创业的艰难仍然显而易见：吃、住、行，单单靠这4000元，在那时已经初显繁荣的深圳，早已是捉襟见肘，更何况产品的开发还需要设备、需要推广渠道，这一切并非只是人力可以解决的，十分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那么史玉柱又是如何用4000元解决这些难题的呢？史玉柱并没有学过财务管理，他至今也未在这方面显现出任何的天赋，他想出来的都是一些现在看来有些“笨笨”的但却又在那时值得一试的办法。
没有钱，仅有的4000元钱又不敢动，住的问题和软件开发所需电脑问题十分现实地摆在了史玉柱的面前。且不说那时的深圳住宿费有多高，电脑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地域差价的玩意可不是象今天这样随随便便就能“一掷千金”买到的。那个时候的电脑价格和生活水平的比价关系远比现在高得多。这也是为何早年的电脑普及率相当低的缘故，也正如现在的手机在当年仍可称得上是富人们的奢侈品一样。
凭借着在深圳大学三年硕士学习阶段积攒的“江湖经验”，史玉柱不得不再次返回他的母校——深圳大学。租不起房子的他悄悄地“混进”深圳大学学生宿舍栖身。搞开发没有电脑的他采取能“混”就“混”的游击战略，一次次地“混”到学生堆里去，在学校的计算机实验室偷偷地编写程序，借此完善自己的产品。
然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夹着尾巴的狐狸”时间长了也会“原形毕露”。对于这个穷书生来说，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史玉柱被实验室的管理员“揪”了出来。这样一来，史玉柱不得不与这些昂贵的计算机说“拜拜”了。
也许一切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由于在深圳大学三年的学习期间所结识的一个朋友留校任教，他通过这个人找到了配置有计算机的学校办公室。不过情况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乐观，因为计算机的使用依然不那么自由，因为史玉柱只有等别人下班了他才能上班，等别人不用计算机的时候他才能接着使用，而且有时他还要等别人玩完电脑游戏，才能用上计算机，才能用一种“久违了的亲切”去触摸属于别人的计算机。那一段时间里，史玉柱的作息表是和别人相反的：“日落而作，日出而息。”史玉柱的黎明从黄昏开始，而办公室里那盏不算明亮的日光灯，成为照耀他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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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首战告捷（2）
3．“君子协定”：先使用再付款
经过反复的实验和可行性论证，史玉柱的汉卡终于在无数个夜晚的不断“修炼”中得以修成正果。于是，在史玉柱开发的已经趋于完美的M－6401桌面文字系统问世的基础上，他便和当时只有十九岁的另一位年轻伙伴蔡玮一起，用手中仅有的创业资金——也就是那一直舍不得花掉的4000元人民币，大胆承包了天津大学深圳科技工贸发展公司电脑服务部。史玉柱想以这个电脑部为大本营，向中国的计算机市场发出有史以来最为猛烈的冲击。
原来，史玉柱找到了原来在深圳大学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同时也在天津大学深圳科贸发展公司挂职。史玉柱就把自己的产品向科贸公司的人介绍了一下，人家很感兴趣。“因为我没有营业执照，就专门给我成立一个电脑部，等于我来承包这个电脑部，赚了钱都是我的，但是我每个月要上缴固定的管理费，当时也不多，大概一个月交一两千快钱，就这样开始有这么一个摊位卖软件。”
史玉柱的M－6401桌面文字系统解决了所见即所得的界面问题，集录入、排版、编辑、打印于一体，并以中文窗口菜单提示，打印出来，大字无锯齿，小字笔画均匀。史玉柱确信它已经是个成熟的产品。
但是卖软件得有电脑来演示。史玉柱在报纸上找到有一家专门卖计算机的，就上门去找到他们谈，当时那个经理也懂计算机，史玉柱就把自己的软件演示给他，说“我就卖这个产品，但我现在没钱，你让我先把电脑拿回去，我估计半个月内会有钱，等我软件卖了钱，给你多加1000元。”当时那台电脑售价是8500元，史玉柱是想用延期付款的方法，支付9500元来买这台电脑。
没想到，卖电脑的老板居然同意了，而且派他的副经理将电脑抱给史玉柱。这名副经理后来加入了史玉柱的公司，现在是征途公司副董事长。
史玉柱的这招“空手套白狼”，颇有些类似现在房地产开发商们惯用的为人所不齿的伎俩，或者有如当年的朱新礼，这个至今仍行事低调，不为人知的汇源老总：
朱新礼原是山东省沂源县一名国家干部，官不大不小——位置是县外经委主任。1992年改革的浪潮吹得朱新礼心里直痒痒。不甘于现实的朱新礼放弃了原来在老百姓眼里看来好端端的铁饭碗，非要“拿青春赌明天”——毅然地辞职下海，买下了当地一家亏损超过千万元的罐头厂。
所谓的买下，其实打的无外乎一张永不过期又似乎永不到期的船票——当时朱新礼可谓是身无分文，朱新礼以答应用项目救活罐头工厂，养活原厂数百号工人，外加承担原厂450万元债务等条件将这个亏损严重的罐头厂“据为己有”。在罐头厂顺利完成交接工作，被朱新礼拿到手后，当时手头正缺钱的他想到的办法是做补偿贸易。
所谓的补偿贸易，是国际贸易的一种常用做法，但在当时的国内却鲜为人知。具体做法是，朱新礼通过以产品作抵押的方式不花分文或者花少量的资金引进外国的设备，在国内生产产品。当然这种不花分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无偿”，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进行“补偿”，也就是所谓的“补偿贸易”。根据朱新礼所签订的协议，罐头厂在一定期限内将产品返销外方，以部分或全部收入分期或一次抵还合作项目的款项，这样一来，罐头厂既不愁设备问题，连销售问题也顺带一起解决了，真可谓是“两全其美，一箭双雕”。就是靠着这种“补偿贸易”的方式，朱新礼竟一口气签下800多万美元的单子。
在签下国外的订单后，朱新礼当时允诺协议方分5年返销产品，并以部分付款的方式还清设备款。1993年初，在20多个德国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朱新礼的工厂开始正式投入生产。也许是朱新礼鸿运当头，正在这时，听闻德国将连续举办两次国际性食品博览会消息的朱新礼立即购买机票，来了一个漂亮的“单刀赴会”。据说之所以朱新礼没有带随行的翻译并非因为他精通世界语言，而是因为当时困窘的他买不起2张机票。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当地华侨的热情帮助下，朱新礼先后在德国摩尼黑和瑞士洛桑签下第一批业务：3000吨苹果汁，合约额500多万美元。朱新礼由此掘得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并从此一帆风顺。1994年，见工厂发展势头良好的朱新礼便将总部从山东北迁至北京。如今，汇源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果汁生产厂家。而朱新礼的身家，据估计超过9亿元。在坊间流传的一些趣谈中更是将朱新礼视为“当之无愧的《福布斯》漏网富豪”。
之所以要提到朱新礼，是为了说明其实“空手套白狼”并非只是一种常人眼里的“原罪”。“原罪”一词来自基督教的传说，它是指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空手套白狼其实也有境界高下之分。类似朱新礼“空手套白狼”的手法，作为有条件的创业者恐怕不能不学。
说回到史玉柱，他的第二项大胆决策便是在报纸上做广告。没有宣传，再好的产品也没有市场，这种思路在早年的史玉柱身上就可见一斑，而到后来，对于脑白金广告铺天盖地、经久不息，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