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周恩来都跟李德拍桌子，向来傲岸固执、目空一切的李德也不得不叹道：“兵败言微！”“无可奈何花落去。”李德已经无法再主宰红军。尽管他吵、他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照样以电报发往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们手中。翌日——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六时，中革军委发出关于贯彻黎平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决议。同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署了总政治部关于执行决议的训令。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中革军委的决议和总政治部训令这三个文件的发布、下达，表明毛泽东得到了党和红军的支持，完全占了上风。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李德终于“靠边站”了
顺理成章，在三个文件发布之后，李德丧失了军权。用周恩来的话来说，那就是“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当然，体面的理由，则是李德“生病”了。一位原先受李德“排除”的人物，重新参与指挥作战。此人便是李德的校友刘伯承！刘伯承，红军的一员名将。他是四川开县人，出身于贫苦农家，比毛泽东还年长一岁。他二十多岁就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一九一四年他在《出益州》一诗中便写道：“手执青锋卫共和”。一九一六年，他在讨彭战争的四川丰都之役中，冲锋陷阵，头部连中两弹，失去了右眼，从此以“独目将军”著称，在他戎马一生中，负伤多达九处。
一九二六年，三十四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参与领导南昌起义。这年冬天，他赴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成为李德的校友。在中共“六大”，刘伯承曾在大会上作《对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一九三○年夏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他在一九三一年进入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一九三二年十月，刘伯承成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李德刚来时，刘伯承对这位老校友曾十分热情。但是刘伯承很快就发觉，李德在那里瞎指挥。毕竟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向来稳重的刘伯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没有轻易说出口。在广昌大败之后，红军步步被动，根据地日渐缩小，刘伯承忍无可忍，建议李德一定要改变硬打死拼战术，不然会“变成千古罪人”！
李德闻言勃然大怒，训斥刘伯承道：“你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参谋长？！”
刘伯承面对老校友如此无理训斥，针锋相对地与他争论。此事传进博古的耳朵，便以“触犯军事顾问”为名，撤掉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长征开始后，刘伯承被调往最为艰巨的殿后的五军团担任参谋长。直至此时，李德“靠边站”，刘伯承复职，重新担任了总参谋长。毛泽东向来十分尊重刘伯承，当年，中共中央要朱毛离开红军时，毛泽东便曾提议中央派恽代英、刘伯承前来主持红军。看到毛泽东得到了拥护，看到刘伯承复职，受到周恩来的“顶撞”，“靠边站”遭冷遇的李德心中窝着一把火。博古深知李德心中的不快，便把萧月华从休养连里调来，安慰这位处境狼狈的顾问。本来，按照红军的行军纪律，女战士集中在休养连，在行军途中不能与丈夫生活在一起的。
李德一肚子的气，正无处发泄。萧月华的到来，成了他的“出气筒”。在黎平短暂的三天休整，狂怒的李德无端把萧月华揍了一顿……萧月华这名字，在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是见不到的。他只写及他在延安时的一段婚姻：
一九三八年，有一天我去找陈云，有一段时间他是主管中央组织部的中央书记，我请他把我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以便能参加党的生活，并请他同意我同一位名叫李丽莲的歌唱演员结婚，她是一九三七年底同演员江青一起从上海到延安的。这两项请求他都同意了，我就同李丽莲到延安办事处登记结婚。其实，李德跟李丽莲的婚姻，比与萧月华的要短暂，只是他不愿再提萧月华罢了。
李德在来华前结过婚，他的妻子便是奥尔加·贝纳里奥，两人曾一起被关入莫阿比监狱。一九三二年春，他来到中国。翌年春，他曾改名奥托·斯特恩从上海前往北平，跟美国记者斯诺见面。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在一九八二年接受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采访时，仍未忘当年对李德的极度反感：“在她眼里李德是个好色之徒（不少中国人有同感）。”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四十二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来到瑞金之后，离李德的“独立房子”不远处，是少共中央机关。李德对那里一位领导人的妻子献殷勤，不时给她送礼物。如此敏感的事，马上传到博古耳朵里。博古生怕这位洋顾问在红都惹出桃色新闻来，便决定通过组织，给他找一位中国姑娘作为妻子。
博古把这一特殊任务，交给了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李坚贞。李坚贞在妇女工作中，还是头一回遇上这样的为“洋大人”择妻的“任务”。左思右想，她的眼前闪过一位熟悉的广东姑娘，她憨厚、文化粗浅、不算漂亮，但是身体健壮，而且组织纪律性强。这位姑娘便是萧月华。萧月华比李德小九岁，一九一○年八月出生于广东大埔县侯北山村的贫苦农民家中，小名阿香、阿华。在兄弟姐妹九人之中，她排行第六。
她成了一朵苦菜花。小时候，父母迫于子女太多，负担不起，把她送给杨家当童养媳。十三岁那年，她成为广东海丰县南丰布厂织袜车间童工。在那里，她结识了彭湃夫人蔡素萍，受到了革命影响（据广东大埔县党史研究室，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何展琼、余敏、朱光梅的调查《忍辱负重一生革命的女红军萧月华》），一九二六年，十六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成为她的家乡大埔县的妇女部长。
李坚贞是在一九三○年认识她的。那时，萧月华担任广东饶和埔少共中心县巡视员。翌年，二十一岁的萧月华进入闽西，成为少共闽粤赣特委负责人。她差一点被作为“社会民主党”处死！一九三二年八月，萧月华被调到瑞金，在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一年之后，李德来到瑞金，住进离少共中央只有一箭之遥的“独立房子”。李坚贞找萧月华谈话。这样的“特殊任务”使萧月华难以接受，但这是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萧月华不得不去“完成”。这样，萧月华只得在夜里遵命前往“独立房子”，而白天照样做她本来的工作。李德的特殊的伙食，“外宾”的待遇，与她无缘。后来，调她去照料李德的生活。不懂一句外语的她，好不容易才学会怎样烤面包。李德却常常怀疑她偷吃他的食品，动不动便是打骂。红军开始长征，使萧月华如释重负，从此她可以在休养连里跟女红军们高高兴兴生活在一起，再也用不着为那恼人的“涉外婚姻”而痛苦。可是，在黎平的逗留，李德的打骂又在她的皮肉上留下青紫块。
李德的脾气本来就乖戾暴躁，此刻没有萧劲光、周子昆、刘伯承可以训斥，只有萧月华这“无罪的羔羊”不得不受苦受难。她找博古诉苦，要求离婚，博古只能以“服从组织”来要求她忍气吞声（到延安后，萧月华终于和李德离婚。新中国成立后，她被授予大校军衔，正师长级待遇。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一日因癌症病逝于广州）……幸好在黎平的逗留是短暂的。因为战事急。十二月二十日，中央红军离开黎平，分两路西进。新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被任命为先遣司令，一路斩关夺隘，成为全军开路先锋。出了黎平，红军便直扑乌江，进军遵义了……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心慌意乱的王家烈
红军入黔的消息，如同一颗原子弹在贵州省会贵阳市爆炸。首当其冲的是身材魁梧、四十一岁的贵州军阀王家烈。他集贵州国民党省党部指导委员会主任、贵州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于一身，握党、政、军大权于一手。贵州这地方，“山高皇帝远”。自从一九一二年唐继尧入黔、督黔以来，军阀割据，自成一统。
此后，虽然贵州军阀内斗颇烈，派系倾轧，但是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一九三二年四月，王家烈在用武力征服了前任军阀毛光翔之后，成为“黔霸天”。王家烈乃贵州桐梓人氏，家贫，背盐出身，人称“王家烈背盐巴，气力大”。背盐巴是很苦的气力活，背着沉重的盐巴，拄着木棍走远路，据云青石铺的路上常有一个个凹坑，便是苦力们半途拄棍休息，久而久之，棍子在青石上凿出凹坑来的。
二十一岁那年，王家烈入贵州陆军步兵团，从一名小兵逐步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至一九二六年，三十三岁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二师师长。三年后成为副军长。王家烈总是一身戎装，系宽皮带，挂手枪。吃饭爱吃碗中米饭冒尖的“冒儿头”，爱吃麻辣豆腐。
王家烈能够成为贵州之主，得力于他的内助万氏夫人。万氏名淑芬，贵州铜仁人，名门之女。相传万宅门口，刻一副对联：“一门贰令尹，三代五公侯。”万淑芬自幼饱读诗书，虽是女流，却爱读兵书。王家烈驻铜仁时，不过是连长，托人向万家求婚。一九二六年，他终于与二十三岁的万淑芬结为伉俪。从此，万淑芬成为他的“军师”，屡屡给他设计妙策。万淑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文章，皆出于万氏之手。万淑芬还有着“外交夫人”的美誉，善言辞，擅交际，常代表王家烈赴南京、去上海，拜谒蒋介石、宋美龄，八面玲珑，富有外交手腕，为王家烈上上下下打点。每当王家烈行军作战，万氏夫人总是乘轿随行，在军中为王家烈出谋划策。这时，她把头发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但不结领带，外人不知，会以为是一位男士。其实，她是一位小脚女人，平素穿着宽大而塞了棉絮的皮鞋。王家烈常说，西南六省之中，川、滇、湘、粤、桂五省构成一朵莲花，黔在中心，乃是莲花之蕊。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他要成为西南群龙之首。
蒋介石对于贵州军阀，是不给一文军饷的。但贵州军阀自有财源——鸦片税。贵州军阀主张，有土必种，无烟不富”，“只准吸烟，不准嫖赌”。那年月，鸦片遍布贵州，甚至鸦片成了通用的货币！红军进贵州，买东西时，要么付银元，要么付鸦片！深咖啡色，像山东阿胶模样的鸦片块，成了银元、金条的代用品。种鸦片要付“种植税”，运鸦片过关卡要收“通关税”，吸鸦片要收“烟灯税”，开烟馆每灯收税三枚银元，在家吸鸦片每灯收税一枚银元……贵州兵以“双枪”出名，个个面黄肌瘦，如同张贞那“战无不败的豆腐兵”。得知红军入黔，王家烈心慌意乱，不仅手下的“双枪兵”不经打，而且还分为四派：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副军长犹国才盘踞盘江八属；副军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一带。虽说三位副军长口头上都称服从军长，实际上王家烈能直接调动的，只有他的嫡系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
蒋介石发来电报，要王家烈“严防赣匪入黔”，“黔军除巩固原防外……先择重要城镇，构筑碉堡，以防匪之突窜”。王家烈只得带着夫人万氏，驱车到贵阳东面平越县的马场坪，举行军事会议。王家烈手下的两员大将何知重、柏辉章，事先经万淑芬授计，对于委员长的命令反应冷淡。何知重冷笑道：“我还差士兵们一年多的军饷。如果蒋委员长给钱，我就打！”柏辉章则来软的，他说：“红军早已声言北上抗日，此次不过路过贵州而已，并没有直取贵阳的意思，何必跟他们硬拼？保住贵阳即可。”副军长侯之担的一席话，使满座皆惊。他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次红军由江西、湖南入黔，委员长早有明令，要我们阻击狠打，配合中央军消灭红军于黔中。我侯之担有四个旅共八团人，定当扼守黔北，决不许红军越过乌江、进入乌江以北一步！我愿立下军令状，与诸公共存亡！”王同星：《我所知道的王家烈》，《遵义文史资料》，第十四辑。既然侯之担如此表示效忠蒋委员长，王家烈也就顺水推舟，让侯之担去乌江抵挡红军。乌江，贵州最大的河流，又称黔江，流急浪高，一泻千里，比湘江要险峻得多。江宽约二百五十米，流速达每秒一米八，冰凉的水温在十摄氏度以下，两岸悬崖绝壁，侯之担声言：“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至于冒险来攻乌江，可能另走其他路线。”侯汉佑：《侯之担部防守乌江的溃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飞渡天险乌江
不料，红军行动神速，入黔之后势如破竹，连取剑河、黄平、台拱、余庆等十多座县城。一九三四年岁末之日，已到达乌江不远的瓮安县小镇猴场。猴场林木繁茂，乃猴子出没之地，故名猴场。在猴场，毛泽东被安排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和三间朝南的屋子。这是长征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似乎在表明，毛泽东的地位已经明显上升，虽说他的职务依旧，未曾调整。当中央纵队抵达猴场时，先头部队在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已经急行军前往乌江江边，着手抢渡乌江天险。
就在这节骨眼上，又发生新的风波：博古、李德对湘江之败，犹心有余悸。听说乌江比湘江险峻得多，主张不过乌江，再度提出与二、六军团会合。为了解决这番新的波动，一九三五年元旦，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开会，史称“猴场会议”。这一回，不费太多气力，就驳回了博古、李德的意见。会议通过了重要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的精神——《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一开头，就写得很明确：
由于我野战军即将通过乌江，跨进我们十二月十八日政治局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遵义地带，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因此，政治局关于在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特有以下新的决定……
新的决定共七条。内中有一条：“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条，实际上就是宣告了“三人团”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结束。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使毛泽东有了过问军事的机会和权力，虽说这时的军权尚未完全掌握在他手中。不过，红军已经在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行动：渡乌江，取遵义，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红军前锋一到乌江边，就传来敌情报告：在三个渡口，即江界河渡口、袁家渡、孙家渡，都有侯之担部队驻守，而且还筑了碉堡。前两个渡口各有两团兵马，孙家渡则驻了一个团和一个机炮营。看来，侯之担摆开阵势，确实要跟红军干一仗！那时，渡乌江要靠“蜈蚣筏”。那是用竹木编成的长筏，在湍急的江水中似蜈蚣般游动，得了“蜈蚣筏”之名。“侯家军”早已把“蜈蚣筏”全都拴在北岸。侯之担十分得意，以为“官兵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