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家军”早已把“蜈蚣筏”全都拴在北岸。侯之担十分得意，以为“官兵勤劳不懈，扼险固守，可保无虞”。红军抵达江边，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布置红军上山砍竹，又向老乡借门板、木头，自己动手扎“蜈蚣筏”。
元旦凌晨四时，十八名红军战士在江边喝下烧酒，跃入江中。这时，“侯家军”尚在睡梦之中。红军战士如水中蛟龙，只用了十多分钟，便泅过凉入骨髓的乌江，攀上对岸的峭壁。泅渡成功之后，“蜈蚣筏”开始强渡。“侯家军”发觉了，江面上响起哒哒的机枪声。
这时，泅渡过江的十八名战士发起了攻势。红军的迫击炮又隔江而轰。“蜈蚣筏”载着一连战士，顺利过了江。“双枪兵”实在不经打，才一个多小时，便留下几十具尸体，溃逃了！红军利用“蜈蚣筏”渡江，渡过了一团人，在对岸站稳了脚跟。
刘伯承急调工兵营来到江边，下达了架浮桥的命令。因为没有浮桥，大军难以迅速过江。“架桥的全部器材只有黄竹、门板、木材、绳索。我们用三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上两根枕木。枕木上连接三四个桥桁，桥桁上铺门板，门板上又系横木，组成一节一节的门桥。”黄朝天：《乌江架桥》，《伟大的转折》，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就用这样的土办法，花费三十六个小时，浩浩乌江上便架起一座崭新的浮桥。天险乌江，被踩在红军脚下。
蒋介石接到王家烈的电报，知道红军已经突破乌江，大骂侯之担“剿共不力”，命他“戴罪立功”！蒋介石也深为自己白白布置了“口袋”，红军不来钻，感到惋惜。不过，蒋介石毕竟诡计多端，他命令薛岳率中央军星夜兼程，奔赴贵阳——其理由是为了“保卫贵阳”，实际上想借此一举夺取贵阳，端掉王家烈的老巢！这时，“小诸葛”白崇禧也不甘落后，同样觊觎贵阳，借口“追剿”红军，命桂军入黔，直奔贵阳。
蒋介石急了，发了电报给白崇禧，“制止桂军前进！”于是，薛岳的中央军，加速了前进步伐，沿贵龙大道直取贵阳。薛岳部队在道旁张贴大字标语：“不问匪窜方向如何，本军总以入贵阳为目的！”也就是说，不论红军朝什么地方打，中央军“总以入贵阳为目的”！王家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眼睁睁看着中央军开进了贵阳城，做了贵州的“太主席”。王家烈变得颇为狼狈：中央军反客为主，我出城进城均受他们盘查，处境异常难堪……王家烈：《阻截中央红军长征过黔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卷，第六十二辑。
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王家烈被迫下台，从此贵州落入蒋介石之手，贵州军阀统治时代结束了。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诈开城门智取遵义
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突破乌江天险之后，下一步就是直取遵义了。一月四日，当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的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刚刚率全团渡过水急浪高的乌江时，总参谋长刘伯承便命令他们作为前锋，向遵义急行军。
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红六团就推进到团溪镇。这个镇，离遵义只有九十里路。一月五日夜，红六团在团溪镇宿营。六日清早，红六团在一片黧黑中起床。就在这时，刘伯承一夜骑马躜行，赶抵红六团团部。刘伯承作了战前动员。他说：“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要求仗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他的这番话，开导了红六团指挥员们的脑筋，在“智取”上下工夫。在红六团中，担任前锋的是第一营。营长曾保堂和团参谋长唐振旁走在最前头。他们的身边，走着一位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家住团溪镇。昨夜，唐振旁在镇上找老百姓打听情况，找到了这位小伙子。小伙子原先在“侯家军”里当过兵，知道沿途情形。他说，离遵义城三十里路有个山口，“九响团”驻守在那里，只有过了这一关，才能进遵义。什么是“九响团”呢？原来，侯之担的这个团，上上下下都有一枝能够一梭九发的“九连珠”毛瑟枪，声称那山口“连鸟也飞不过去”！唐振旁请小伙子当向导，小伙子犹豫再三，总算答应了。贵州果真“天无三日晴”，一路走，一路下起冷雨来了。红六团在泥泞的山道上疾行。下午三时光景，来到那“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山口。一看，两面的山头各蹲着一座碉堡，形势的确险恶。红六团悄然包围了“九响团”。“九响团”还以为红军远在乌江呢！一阵枪响，慌作一团，
三下五除二，就被红军解除了武装。除了死的以外，二百多名俘虏畏缩在寒风细雨之中。第一营换上了“侯家军”的军装，带着十几个愿加入红军的俘虏，准备去遵义诈取城门。这时，刘伯承又冒雨骑马赶到。刘伯承对第一营作了战前讲话：“遵义城里有敌人一个师，听说我们过了乌江，军心在动摇。你们以一个营打敌人一个师，力量悬殊。但敌人是惊弓之鸟，一轰就跑。你们一定要有胜利的信心！同时，要多动脑筋，多用一点智慧。”曾保堂：《智取遵义城》，《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雨，越下越大。生怕打“九响团”时的枪声会走漏消息，红六团第一营马不停蹄，直奔遵义南门。雨夜，比往日更加昏黑。远远地望见一星灯光，知是南门已近在眼前。在南门附近布好掩护的机枪，曾保堂、唐振旁便带着穿了“九响团”的服装的一部分战士和俘虏，来到南门城墙之下。俘虏们用贵州土话喊开门。“哪一部分的？”城门上传来问话。“‘九响团’的！”被俘的“九响团”营长按照曾保堂的吩咐答道。“‘九响团’不去守山口，干什么？”“共军打过来啦！”“共军？共军不是还在乌江吗？”城门上传来惊讶的声音。那哨兵叫来了他的上司马排长。马排长拧开明亮的手电筒往下照，见一群水湿的穿“九响团”服装、挎“九连珠”的士兵，盘问了一通。那位被俘的营长，答得滴水不漏。于是，马排长下令打开城门。
城门开了，红军一拥而入。
开门的士兵问：“共军来了？”
红军用“九连珠”指着他的胸口：“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红军攻进了遵义城，一下子抓了几百名“侯家军”。
红军冲进了“侯家军”的军部，不见侯之担。一问，才知道侯之担在一月四日夜里，带着家眷往老家桐梓逃了。连“城防司令”侯汉佑，也从北门逃掉了。眼看着红六团已经占领了遵义，忽地又响起枪声。原来，遵义分新城和老城。红六团所占领的只是新城，枪声从老城响起。老城还驻守一个团的“侯家军”。再接再厉，红六团攻入老城，依然如入无人之境。“侯家军”不经打，举手投降了。这样，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凌晨，遵义全城都落入红军之手。侯之担先失乌江，又丢遵义，几天之内把黔北都丢了。一万多“侯家军”，损失了五六千人。蒋介石发电报，痛斥侯之担。原先想效忠于蒋委员长的他，此刻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在百般无奈之中，他只能丢下“侯家军”，只身逃往重庆。一月十八日，蒋介石命令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在重庆将侯之担“先行看管，听候查办”！王家烈既为侯之担的崩溃感到庆幸，从此贵州境内少一异己，但也未免兔死狐悲，震惊于侯之担前车之鉴。侯之担在重庆被拘当日，王家烈给黔军发出如下通电：奉电前因，查侯副军长，前此贻误戎机，经委座电令申斥，勉以戴罪立功，殊值匪患方殷之日，不图奋勉，竟自私赴渝城，乖方失职，看管允宜。务望我袍泽，因之惕励，奋勇努力，以复我黔军过去之光荣声誉，勿稍瞻误，致蹈覆辙为要。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国民党得到“毛泽东当主席”的情报
一夜之间，遵义变成了红色。
遵义，贵州的第二大城，黔北的中心。当年的遵义不过三四万人，在穷乡僻壤的贵州已算是很繁华的了。进遵义时，毛泽东笑谓“进夜郎国”了！“夜郎国”以成语“夜郎自大”而为人所知。相传在汉朝时派使者来到夜郎，夜郎侯问：“汉同夜郎比，谁大？”这位夜郎侯居然不知汉有多大，后人遂以“夜郎自大”嘲讽妄自尊大者。其实，汉代时便有夜郎郡，不是指遵义，而是指王家烈、侯之担的老家桐梓。桐梓在遵义之北，过了娄山关便是。相传大诗人李白被流放到“夜郎县”，即桐梓县，只是他走到半途遇上大赦，未曾真正到达夜郎县。
遵义是座古城，唐朝时设遵义县，明朝时设遵义府，那时属四川。直至清朝才属贵州。遵义有城墙、城门，用红砂石砌成的，城墙不高，倒是几座城门楼飞牙出檐，看上去有点气派。遵义也有条湘江，只是此湘江跟湘江之战的湘江无关。这条湘江发源于娄山山脉的主峰金顶山，经遵义流入乌江。遵义城原本在湘江西岸，清朝咸丰年间在东岸另建新街，新街组成新城。于是，老街、老城与新街、新城隔江相对。新城也建城墙、城门。红六团最先攻下的是遵义新城。待到老城响起枪声，才知湘江西岸还有遵义老城！
红军进遵义城的那天夜里，发生一桩趣事：城里原有一名更夫，夜夜敲锣沿街巡逻。那天夜里，上半夜他边敲锣边喊：“城防司令命令，死守遵义城！”到了下半夜，他改口了，边敲锣边喊：“大家大开四门，欢迎红军进城！”红军刚进城，便有一个二十七岁的男青年，书生气质，操四川口音，前来握手，声称自己是此地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接待了他。经查问，此人本名周司和，到遵义后化名周皱群。
那是一九三四年春，遵义忽地来了个卖煤的人。按照遵义的习惯，卖了煤，顺便要把买主家的煤渣挑走。当他来到李筑三家卖了煤，进灶间铲煤渣时，见到桌上放着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小说《屠场》，便向李筑三的女儿李小侠说道：“密斯，你能把书借给我看一夜吗？”李小侠把书借给了他，却好生奇怪，一个穿得破破烂烂、干力气活的人，怎么会讲英语，会对外国小说感兴趣呢？趁还书时跟他交谈，才知他是四川来的“落难人”，原本是读书人。李筑三叫他写几个字看看，果真，此人写得一手好字。李筑三是老城衙门口的代诉（土律师），正需要人抄写诉状，因此就把此人留了下来。此人就是周司和，四川大足县人（著名的大足石刻就在该县），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有人叛变，无法在当地立足，所以逃来遵义。
周司和落脚李筑三家，在遵义发展了中共地下组织。红军尚未来到遵义，周司和就组织了“红军之友协会”。这时，跟邓发取得了联系，按照邓发的意见改名“红军之友社”，在城里挂起牌子，公开组织欢迎红军的活动。有了周司和这样的“内应”，红军在遵义城里开展工作方便多了。红军逐批进入遵义。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头一次打下的比较大的城市。一月八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布了《进遵义城八项注意》：
（一）整齐武装服装。
（二）不掉队落伍。
（三）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
（四）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
（五）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
（六）不乱买东西吃。
（七）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
（八）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
一月九日下午，在“红军之友社”的组织、鼓动下，遵义城里许多青年学生、老百姓涌出新城南门关，站在丰乐桥头夹道欢迎中央纵队进城。丰乐桥是进入南门关后的第一座横跨在湘江之上的石砌拱桥，建于清朝咸丰五年，桥头有“接官亭”，向来是迎送贵宾之处。如今桥头响起了锣鼓声、鞭炮声。周司和领呼口号：“欢迎红军！”“欢迎共产党！”“欢迎毛主席！”“欢迎朱总司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一起走过来，不断跟欢迎的群众握手。毛泽东的脸上挂着笑容。这是他两年零三个月以来，第一次舒心地笑了！在“接官亭”前，毛泽东向欢迎的人群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就在这一天，红军总司令部移驻遵义。就在这一天，刘伯承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陈云为政委。大抵是毛泽东在丰乐桥头公开露面，大抵是“欢迎毛主席”的口号声，惊动了夹杂在人群中的密探。
两天之后——一月十一日，黔军总指挥蒋在珍在遵义之北的正安所发出关于遵义动态的电报中，便冒出了一句“毛泽东当主席”：“遵义设匪军总机关，毛泽东当主席。天主堂设银行，滥发纸币，强迫人民使用……”《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虽说蒋在珍用词不准确，因为毛泽东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非进遵义才“当主席”，但蒋在珍的电报是“毛泽东当领袖”之意，因为“毛泽东是政府主席”这在国民党报纸上早已披露过的，蒋在珍也早已知道。蒋在珍的电报中表明，进入遵义之后，毛泽东已是红军“总机关”的“主席”。连国民党的密探都已得到这样的情报了！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毛、张、王”同住古寺巷
湘江东岸，过了遵义新城最繁华的丁字口，那里有一条僻静的用青石板铺成的小巷，名叫古寺巷。小巷深处，一堵青砖砌的高围墙，一座颇有气派的门楼，一扇宽大的门。推门进去，草坪、花坛簇拥着一幢两层洋楼。这幢楼用特制的大块青砖砌成，四周有宽大的回廊。楼内，红漆地板，彩色玻璃窗，宽大的楼梯，黄铜架子大床。这样的洋楼，在当年的遵义，是数一数二的豪华型住宅。屋主是“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全（亦作“易少荃”），他风闻红军欲取遵义，早已携眷逃之夭夭。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向来负责安排首长的住处。每到一地，他总是先把可供住宿的地方作一番巡视，然后按首长地位的高低，相应地分配房子。长征以来，宿营地最好的房子向来安排给李德，而毛泽东总是住很差的房子。到了黎平，周恩来被安排住入最好的房子，毛泽东的住房也不错。在猴场，毛泽东住的房子最有气派。这一回，邓发领着毛泽东来到古寺巷，让他睡那张黄铜大床。显而易见，这是最好的住宿待遇。毛泽东素来爱干净，一路长征，他不睡老百姓家的床，每到一地，他要警卫员借门板，他要睡在门板上。这一回破例，他没有任何犹豫，就睡在那张富丽堂皇的黄铜大床上了。
毛泽东未进遵义，就已关照邓发，在遵义他要跟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邓发遵命，把张、王都安排在易宅楼上如今易宅已辟为纪念馆，张闻天的住室布置在楼下。据该馆工作人员告知，张当时是与毛、王一起住在楼上。他们讲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理由，即毛、张、王三人倘有一人住楼下，则势必是王，因为王腹伤未愈，进出要坐担架，住楼下更方便。然而，史料表明，王住楼上，张亦住楼上。，而楼下则住着他们三人的随行人员——秘书、警卫员、卫生员、炊事员。
长征开始之后，李德就发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常在一起，先是称他们“三人核心”，后来干脆攻击他们是“新的三人团”以至“地下三人团”。此时，毛泽东完全不必置理李德的风言风语，跟张、王同住一楼，以便于共商大事——在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