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明他事先作了充分准备，写好了发言提纲。如杨尚昆所忆：
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人民日报》，一九八五年八月九日。毛泽东在长征开始时提议毛、张、王在一起行军，入遵义后三人又同住古寺巷，长时间切磋，其结果便是张闻天手中的这份发言提纲。写过长篇小说的张闻天，思路清晰，擅长表达，他的发言一下子就震动了会议。他的发言，大体上也就是后来由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
张闻天的第一句话，就使博古和李德吃了一惊。他说：听了博古同志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报告，打乱了博古的会议程序。他一口气也讲了一个来小时，完全持与博古相反的
观点，人称“反报告”。张闻天指出：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第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张闻天把博古的正报告称为“机会主义”，把博古一下子镇住了。李德大口大口地抽烟。张闻天照着提纲发言，指名道姓地批判博古、批判李德。以下的这些非常尖锐的话，均摘自后来由张闻天写成的遵义会议决议之中：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即李德——引者注）的“短促突击”的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
张闻天的一席“反报告”，使会场群情激愤。积压多日的对于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怒火迸发了。幸亏进了遵义，香烟有了充足的供应，使李德可以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李德板着面孔，硬着头皮听着张闻天对他的当面的尖锐批判。博古则埋头记笔记，张闻天的“反报告”，完全超出他的意料。虽说他想同志们可能会对他的报告提出一些意见，但他绝未想到是这样彻底地否定他的报告……“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这三个报告构成了遵义会议不寻常的旋律。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毛泽东发射重磅炮弹
毛泽东也在大口大口地抽烟。平日，他在各种会议上，如同他指挥作战一样，喜欢“后发制人”，总是等大家都讲得差不多了才发言。这一回，却一反常态。当张闻天刚刚结束了“反报告”，毛泽东就开腔了。
毛泽东手里也拿着几张纸。不过，那不是发言提纲。他的意见早已烂熟于胸，用不着写发言提纲。那纸上的字，是博古作“正报告”时，他随手写下的一些需要加以批驳博古的观点。在与会者的印象中，毛泽东的发言时间最长，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他的发言，要比张闻天幽默、辛辣，不时使会场爆发揶揄的笑声——唯有博古和李德不笑。很遗憾，迄今未曾查找到毛泽东发言的原始记录，不过，周恩来回忆，毛泽东的发言用了三个“主义”概括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
毛泽东概括的这三个“主义”，颇为深刻：“先是冒险主义”——指的是打赣州，“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继而是保守主义”——指的是广昌之役，阵地战，堡垒对堡垒；“然后是逃跑主义”——仓促突围，实行逃跑。
周恩来回忆，毛泽东说这次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陈云则回忆：“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陈云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接见遵义会议纪念馆同志的讲话。据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他的话形象而又生动：“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
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毛泽东用了这样一段话回顾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依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毛泽东的一席宏论，层层剖析，把博古和李德推上了被告席。实际上，他的长篇讲话，才是遵义会议的真正的“正报告”、“主报告”。在毛泽东讲毕之后，王稼祥从躺椅上欠起，站了起来，激动地发言。周恩来劝他坐下，他就坐着讲。遵义会议是王稼祥提议召开的。前些天，有人劝他：“你正生病，会议不必参加了。”他答道：“这是头等大事，比我的病更重要，我要坐担架去开会！”王稼祥的发言很干脆，直截了当地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
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王稼祥的发言，是对毛泽东的有力支持。后来，直至在“文革”中，毛泽东提及王稼祥时，仍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毛、张、王接连放了三炮，使博古和李德自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已经动摇了的地位，彻底动摇了。就连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也写及，毛泽东的报告在会上得到“以掌声和欢呼声”所表达的支持。然而，在这“掌声和欢呼声”中，忽地冒出冷冷的反问声。这声音是在王稼祥提议红军应由毛泽东指挥时发出的：“老毛懂个啥？他懂马列主义？他懂军事？他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水浒传》、《三国演义》！”说这话的，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他强烈地支持着博古和李德。
据黄允生查证《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二年第二期，毛泽东当时“翻翻《水浒传》、《三国演义》”倒确有其事，而《孙子兵法》却未曾看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这样谈及：“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当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凯丰接着又谈起了马克思主义，他开始不断地引用马克思的话、列宁的话，以证明博古、李德是完完全全的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反驳了凯丰，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博古、李德、凯丰为一方，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为一方，三比三。夜已深。博古宣告“暂停”。第一次会议结束。
警卫们提着马灯，护送毛、张、王回新城。虽说骤然走出那炭火颇旺的会议室，朔风迎面扑来，是够冷的，但是毛、张、王心中却一片火热，因为从今天会场上的反应看来胜券在握了……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博古和李德陷入四面楚歌
会上白热化，会下也很热闹。
聂荣臻回忆凯丰在会下向他游说的情景：“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二百四十六至二百四十七页，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凯丰之所以前来游说聂荣臻，是因为他发觉，聂荣臻倒向毛泽东。聂荣臻在湘江之战以后，脚化脓，因此也坐担架，在担架队跟毛、张、王一起经常交谈。聂荣臻赞同毛、张、王的见解，难怪凯丰向他游说不悦而归。
一月十六日，刘少奇和李卓然从桐梓过娄山关，赶到了遵义。他们也住进了柏公馆楼下，隔壁的一间屋子便是彭德怀、杨尚昆住。这时，彭德怀才第一次结识刘少奇。
李卓然这人，平日不显山露水，其实他能武能文。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举行文艺演出时，他居然写出了剧本《庐山之雪》，剧中写红军大败坐镇庐山的蒋介石。那蒋介石由罗瑞卿扮演，红军将领则由林彪扮演。最初，戏顺利地演着，林彪照着李卓然写的台词表演。最后一幕是林彪审问蒋介石，林彪问了两句之后，自由“发挥”起来。幸亏罗瑞卿机灵，总算临时编词，把林彪对付过去——红军将领（林）：
“你是蒋介石吗？”
蒋介石（罗）：“是！”
红军将领（林）：“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蒋介石（罗）：“我的飞机坏了。”
红军将领（林）（从这一句开始，林彪“离谱”了）：“你怎么长得那么瘦？”
蒋介石（罗）：“我成天算计着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红军将领（林）：“怎么不吃补药？”
蒋介石（罗）：“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坏了，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脓水！”
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李卓然也笑出了眼泪。
从那以后，林彪和罗瑞卿作为“演员”的名声大振，李卓然这位“编剧”也广为人知。李卓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调去当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跟他当年“编剧”也有点瓜葛。李卓然和刘少奇到了遵义，就赶往新城，去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头天夜里，从炭火盆旁走上冷风飕飕的大街，受了风寒，感冒了。李卓然在一九八四年曾回忆：“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正患感冒，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尽管在病中，但他仍然专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他笑笑说：‘怨声载道，对领导不满意啦？’我说：‘是的。’他又说：‘那你在会议上讲一讲，好不好？’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李卓然：《难忘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光芒》，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由于大部分与会者军务在身，白天忙于处理军务，会议总在夜间举行。十六日、十七日又接连开了两个晚上的会。彭德怀和杨尚昆在出席了十六日晚的会议之后，未等会议结束，就匆匆赶赴前线——那是因为柏公馆的那位柏辉章率师在遵义以南的刀靶水进攻红三军团第六师，战事紧迫，彭、杨出征。
第二、第三个晚上的会议，仍然在柏公馆楼上客厅里举行。据伍修权回忆：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厉害。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伍修权的回忆》，《遵义会议资料选编》，贵州大学编印，一九八五年版。
作为李德的“老校友”，刘伯承被李德撤过职，他指出：中国的国情和苏联不同，把苏联军事院校那一套正规战、阵地战的打法搬到中央苏区来，势必会惨败。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李卓然作了发言，说部队对博古、李德那一套打法“怨声载道”。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明确地表示支持毛泽东。向来稳健的朱德总司令，当面谴责了李德：“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朱德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举足轻重，在博古、李德受到批判时，他实际上是党内、军内最高领导人。他是遵义会议的组织者，正因为这样，给李卓然、刘少奇的电报是以“恩来”署名发出的。周恩来在通道会议上已经支持毛泽东，黎平会议时更与李德当面“顶撞”，此时他在发言中说“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第二百八十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其实，周恩来的支持，才是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至于林彪，聂荣臻和伍修权回忆说他“一言不发”。但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则回忆说林彪“竭力操着粗暴声调”批判他。尽管不同人的回忆有着不同的印象，不过，有两件史实，可以很生动勾画林彪的形象：一九三四年春末，李德在红一军团视察时，曾与林彪作了一次深谈，建议他写一篇论述“短促突击”战术的文章。林彪果真在这年六月十七日发表《论短促突击》一文，赞同李德的战略战术。可是，在遵义会议之后，被削去军权的李德“下放”到林彪的红一军团。据李德回忆，“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毫不过问”。与会者一个个发言，支持毛泽东，毛泽东赢得了明显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