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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完传达，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完全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凯丰对遵义会议的错误态度。我发言后，凯丰自己站起来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五十三至三百五十四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这时，坐在院子里的潘汉年，捣了捣坐在他一旁的刘英。消息灵通的潘汉年，知道刘英正与张闻天热恋。刘英颇为爽快，走上了台，指名道姓批评了凯丰。凯丰曾是她的上级。她批评了凯丰在共青团中央“总是宣传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如何如何正确”，并“强调客观困难，总是说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亲自指挥，又有德国顾问，又有一百万大军，好像反‘围剿’失败不是战略方向和军事指挥的错误”。刘英回忆道：我批评之后，凯丰接着上台讲话，说：“刘英同志批评正确，我接受。我用那样的思想去影响同志，是不对的。”态度很诚恳。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四十一期。这样的传达进行了好多次。不光是张闻天进行传达，毛泽东、周恩来、陈云也作传达报告，这使遵义会议决议贯彻到全党、全军。
历经烽火弹雨而被保存下来的红军日记，成了珍贵的原始文献。当时任少共国际师师长的彭绍辉，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记道：晚上军团直属队开排以上干部会，由毛主席报告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即遵义会议决议——引者注）。毛主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单纯防御路线，短促突击，分兵把口，不让敌人进占苏区一寸土地等，都是错误的。而“反攻”以来（指长征以来——引者注）这个错误还在发展，变成了退却逃跑，叫做“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跑”，也是错误的。我听了这个报告非常高兴，许多过去有怀疑、不清楚的问题，得到了明确的答案。
彭绍辉：《长征日记》，《遵义会议纪念馆馆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萧锋在他的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则写道：听完传达后，分组讨论了两天。广大干部对机会主义者错误指挥造成的损失很不满，有的气得直冒火。上级指出，主要是总结经验，不要过多责备个人。我们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苏维埃的红旗，克服困难，搞好创建黔滇川边苏区的工作，执行北上抗日方针。
萧锋：《长征日记》，第四十八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红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中写及，常委分工，毛泽东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虽然规定了“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只是“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是这意味着毛泽东恢复了对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尽管在名义上还不是最高指挥权。虽然“朱周”为“最高军事首长”，由于朱德是毛泽东的老搭档，周恩来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尤其是周恩来很赏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因此居于“帮助者”地位的毛泽东，实际上已成为红军主帅。世上没有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而毛泽东恰恰在他“复出”后的第一仗中指挥失误，使得对他甚高的呼声顿时跌落下来！
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行军。被压抑了两年零三个月的激情，此刻爆发了。他期望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一半是由于求胜心切，一半是由于情报错误，因此毛泽东首战失利。一月下旬，毛泽东坐镇离土城不远处的青杠陂村指挥。他的两侧，站着周恩来和朱德。土城是贵州西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小镇。据侦察，驻守那里的是“双枪”黔军，不过两千多人。谁知一交手，对方的火力甚强，人马众多。毛泽东这时才得知准确的情报：对方是川军，是总指挥潘文华麾下的一万兵马！土城一战，红军到底死伤多少，未见于红军文献。不过，从川军总指挥潘文华一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的三份电报中，可以略知一些战况，只是照国民党当时的惯例总把红军称为“匪”，而且往往对死伤数字加以夸大：
“缴获步枪二千余支”，“俘匪参谋长一员”，“毙匪团长欧阳君一员”（二十八日电）。
“往复冲锋数十次，匪我伤亡甚大”，“激战至晚，匪受创颇巨”（二十九日电）。
“追击至土城河，匪隔河向我发射，并将浮桥拆毁。现仍相持中。此役计毙匪二千余，当夺获山炮一门，迫击炮二门，步枪无算”（二十九日电）。
事隔二十一年后，毛泽东对土城之败，仍记忆犹新。一九五六年九月，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历数他的“真错”时，提及“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当时，毛泽东曾试图打入四川，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土城战役，使毛泽东尝到川军的“辣味”，于是改为向西进入云南扎西，举行扎西会议。首战失败，影响了毛泽东在军队内的威信。不过，毛泽东毕竟是高明的战略家。他在扎西会议上提出了“回兵黔北”的方针，认为还是黔军易打，黔北空虚，这一意见为大家所接受。“吃一堑，长一智。”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于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渡赤水，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八个团，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接着，又痛击敌吴奇伟增援部队。这一仗，总共歼敌二十个团，成为长征以来的最大胜仗。
遵义战役的大胜利，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毛泽东在军内的威信迅速“回升”。蒋介石深为震惊，并于三月二日由南昌飞往重庆“督剿”，大骂王家烈无能。遵义大胜，使毛泽东改变了原来“帮助者”的地位，正儿八经地得到重要的军职。那是三月四日，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电报原文如下：
（火急）林聂彭杨董李罗蔡：
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
朱周王
四日十八时
电报抬头所写的是各军团长及政委，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
末尾的“朱周王”，即朱德、周恩来、王稼祥。
这个电报，正式恢复了宁都会议所撤销的毛泽东的军职，表明了毛泽东从此重掌军权。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翌日，前敌司令部报务员们发电报时，末尾署“朱毛”或“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新的“三人团”—毛泽东 周恩来 王稼祥
几天之后，从前敌司令部发出的电报，末尾忽地只署“朱”，没有“毛”了！
这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不是刚刚被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委吗？
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毛泽东“掼纱帽”了！
事情发生在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后的第六日——三月十日。导火线是来自一军团的一份电报。三月十日凌晨一时，一军团给在贵州苟坝的前敌司令部发来电报，抬头写着“（万急）朱主席”，末尾署“林聂”。那时，朱德发给各军团的命令，总是写军团长和政委两人名字，因此各军团给朱德的电报也总署军团长、政委的名字。“林聂”，即林彪、聂荣臻。那份电报，主要是林彪的意思。
林彪在凌晨一时给朱德发来“万急”的电报，是因为他提出重要的新建议：“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林彪在电报中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五个行动方案。打鼓新场，简称“新场”，今日贵州金沙县的县城，当年是一个大镇。进攻打鼓新场，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因此朱德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看，召开紧急会议加以讨论。
屋子里坐了近二十个人，讨论林彪的电报。自从遵义会议上批判了李德“独断专横”之后，张闻天很注意“发扬民主”，事事要找一堆人开会讨论，依据多数意见行事。这一回开会讨论，大家都觉得林彪的电报可行，赞成他的建议，唯独毛泽东一人反对。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理由：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费侃如：《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党史通讯》，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于是，张闻天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采用林彪的建议——张闻天曾再三讲自己不懂军事，他只能按多数意见去办。
毛泽东深知打鼓新场不可打。他急了，抛出了“杀手锏”：“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张闻天一见毛泽东撂挑子，也急了，说道：“你不干，就不干吧！”“好，我不干！”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
毛泽东原以为他一走，众人会改变主意。不料，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众人竟通过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另外，拟出了给林彪的电报，同意他的方案。
周恩来是当事人，曾很详尽地描述了后来的故事：
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某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周恩来又一次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遵义会议决议，“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所以由他最后拍板。周恩来“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也就扭转了乾坤！既然周恩来在三月十一日一早的会议上“把大家说服了”，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取消了，毛泽东也就复职了——从他“掼纱帽”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未超过二十四小时！“打鼓新场风波”引起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二十来人讨论来讨论去。毛泽东以为，批判李德、博古，不能把“三人团”也否定掉。“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还是需要的。过去的毛病在于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错误，不是“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错了。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张闻天也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理，因为这些天把他折腾得够呛。他不懂军事，可是却要不断地主持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按多数人意见去办。天天要打仗，天天这么讨论，怎么行呢？于是，在三月十一日，先是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不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
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指黔军犹国材旅——引者注）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指鲁道源旅——引者注）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指安恩溥、龚顺璧两旅——引者注）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十二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指周浑元的第二纵队及川军——引者注）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
朱德的电报，申明了毛泽东所阐述的不可攻打打鼓新场的理由，而且事实很快证明了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发出了朱德的电报之后，下一个议题就是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重组“三人团”的建议。讨论时，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陈云、博古五常委均在场。虽然不过事隔一天，情况却截然不同，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三月十二日，新的“三人团”在贵州苟坝宣告成立，即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新的“三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从此，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首长。虽然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但朱德受新的“三人团”领导。历史学家为了区别于原“三人团”，把新成立的“三人团”称为“新三人团”。在长征时期，打仗就是一切，军事压倒一切。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
不过，人们通常把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说成是遵义会议。其实，这里所说的遵义会议是广义的，即前有发展过程，后有完善过程：遵义会议前的发展过程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后的完善过程是“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直至苟坝成立“新三人团”。正因为这样，关于毛泽东和遵义会议的关系，有着各种评价：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一九九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上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九九六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中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些提法大同小异。这里所提到的遵义会议，实际上是指广义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历史的进展，日益受到注目——因为它是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起点，随着毛泽东的声望的不断提高，人们这才逐渐意识到这一起点的重要性，这一历史的选择的重要性。尤其是毛泽东从遵义会议起，直至一九七六年去世，这漫长的四十一年间他一直是中共最高领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这一起点也就益发显示了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诚如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晚，那十三位来自天南地北的人物聚首上海望志路李公馆所举行的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历史上红色的起点，也是随着中共的日渐壮大以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益发显示了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从以下权威性的著作中，可以大致看出对于遵义会议的认识的演变过程——一九三六年夏，当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没有提到遵义会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只提到这么一句话：“红军攻占了王家烈省主席的司令部，占领了他在遵义的洋房”。实际上，他把柏辉章误以为王家烈了。毛泽东提到了“遵义的洋房”——柏公馆，没有提到在那“洋房”里开的会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么提及遵义会议：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