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面包啊！一大箱的面包啊！〃
真的吗？那时候的师范生能有一箱面包做奖品一定很快乐了吧！
刚进北师的时候，女孩子受不了苦，常有跑回家去的，也有不肯去饭厅吃饭的；其实，第一次离家的我们，伙食不好不过是一种藉口，最受不了的是团体生活里的种种限制，晚上更常常躲在被窝里流泪，恨不得也能跑回家去，而且一去再也不回来。
〃我最记得刚开学才一个礼拜，大家还不太熟，有一天上午，阿丽拿了一个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包袱，走进教室里来，向大家一鞠躬，然后说，
'各位同学再见。'
说完了就神神气气地走出教室，回家去了。我当时好羡慕这个女生的勇气，可是，不到一个礼拜，她又乖乖地回来了……〃
阿义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大家都凑了过来，坐在桌子另一端，穿着件很细致的灰色衬衫的阿丽不知道我们正在说她，还安静地对我们微笑，我们就越加嚣张地哄笑了起来。
此刻，在回程的路上，在越来越浓的雾里，我把车速减慢，把警示灯打开、在一闪一闪的灯光里，一段又一段地回味着刚才相聚时那种近乎疯狂的快乐。
想到十几岁时的阿丽提着包袱向大家郑重道别时的那种模样，我一个人在夜雾里也不禁又大声地笑了出来。
可是，有些什么开始不对了，心里忽然开始紧紧地抽痛起来。
阿丽，二十多年来的你，在生活上经历了那样多的波折，每一次的波折你都坚强地面对着，坚强地应付过来了，阿丽，我亲爱的朋友啊！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是不是已经明白？在真实的人生里，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让你从容地提着包袱去投奔了的呢？
而我和你又有什么不一样呢？长大成人了以后，唯一学会的只是，只是知道无论遭逢到什么样的命运，也只有硬着头皮迎上前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也早已经没有一个可以让我提着包袱去投奔的地方了。
在这个春天的夜晚，在大雾弥漫的高速公路上，我一个人开始静静地流下泪来。
前面的路，越来越模糊。
姊姊的歌声
记得那年，我刚进师大艺术系的时候，德姊在音乐系三年级。由于我们两个人长得太相像，常常让老师和同学们发生误会。有时候是她的老师质问她：
〃你今天早上的头发不是剪短了吗？〃
有时候是我的同学问我：
〃你为什么去选音乐系的课？〃
当然另外还会有为什么不敬礼？或者为什么不打招呼等等缠夹不清的问题，差不多要过了一个多学期，大家才对我们两个人习惯了一点。偶尔还会有人从后面猛拍我一下，等我回过头时，又红着脸笑了起来：〃啊！不对，你是那个妹妹。〃
对于这种错认，我并不会生气，反而常会有一种很甜蜜又很得意的感觉。是啊！我是那个妹妹，我是席慕德的妹妹。
从小到大，姊姊都是我崇拜的对象。我们姐妹间年龄相差都很近，可是德姊的一切表现，总是远远地超过了我们这些妹妹。从小，她就是名列前茅的模范生，在师大音乐系，八个学期都是第一名。毕业后留校做助教一年，然后到西德慕尼黑国家音乐学院学声乐，毕业成绩又是第一名。在西德雷根斯堡歌剧院演唱时，在那样多好评，而一年一年地过去，她在西欧各国，在东南亚各地，都举行了很多场非常成功的独唱会，现在，每当有不太相熟的朋友问我：
〃席慕德是你的什么人？〃
我都会微笑地回答：
〃她是我的姊姊。〃
而在那个时候，那种感觉就会重新来到我心中，就好象当年在师大的校园里，站在金急雨的花树下，微笑地面对着姊姊的同学们时一样，心里觉得很甜蜜又很得意。
我们家是四个女孩，一个男孩。德姊是长姊，因此，爸妈要决定什么事情的时候，通常都会征求一下她的意见，我们如果有些什么要求，经由她转达的话也通常比较容易被批准。所以，她一直是我们崇拜和依赖的好姊姊。
不过，我现在慢慢地发现，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对她的崇拜和依赖，使得她不得不努力地为我们作榜样，因而吃了不少的苦吧？
前几天，朋友从纽约为我带回来德姊的唱片，是她刚录制好的个人演唱专辑。孩子们都睡了以后，我在灯下打开唱片片套，看着那唱片上一圈又一圈细密的纹路时，心里就有一点紧紧的了。等到唱针落下，歌声响起，姊姊圆润、宽宏而又美丽的声音在静夜里回荡，想着她为这一刹那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不禁流下泪来。我的姊姊为了少年时就坚持着的一个理想，付出去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
真的，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地了解一个演唱者的心呢？在台前的人只知道她有着显赫的学历和声乐家的头衔，只看见她华贵的长裙和雍容的台风，只听见她一首又一首地唱过去，然后在满场的〃安可〃声中一再地鞠躬答谢，在辉煌的灯光、缤纷的鲜花之中，她是那样快乐、兴奋和满足。
可是，在辉煌的灯光照不到的后台，照不到的那些长长的年月里，他们却不能想像，为了一场音乐会，为了一首歌，为了短短的一句歌词，甚至，为了一个音符；为了追求那一刹那里绝对的完美，一个艺术家，一个歌者所付出去的代价有多大啊！
我想，我也许知道一点。做为〃席慕德的妹妹〃，我也许知道一点。知道她在十五、六岁时就开始为了音乐而放弃了很多东西：原来可以拿去买新衣服新裙子的钱，拿去缴了学声乐的学费。原来可以去爬山游泳的时间，拿去在炎阳下走长长的路去声乐老师的家。原来可以去交往的很多朋友，却因为她必须长时间地待在琴房和声乐教室里，而终于慢慢地疏远。十几、二十年间不断地努力，那样多的清晨和夜晚就那样过去，那样多的付出，那样多的舍弃，一切的最后，却只是为了能在台上，唱好一首只有一分钟或者两分钟的短歌。要从第一个音到最后一个音都是完美而没有瑕疵，她才释怀，才满足，才俯首在掌声之中微微展露了她的笑容。
我是不能想像这样的生活的。就像我不能明白，她那时在雷根斯堡歌剧院好好地唱了一年，却为什么不肯再续约时一样。当时我苦苦地追问她，甚至哀求她，要她答应人家的聘约，再唱下去，我知道那是很不容易争取，并且别人也极为羡慕的一个位置，放弃掉了实在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可是，姊姊却说：
〃开始时候是很兴奋的，可是慢慢地觉得，日复一日，在别人的安排之下，每个月拿着薪水唱着同样的歌时，心里面的感觉就不对了，我学音乐的目的原来并不是这样的。〃
那个在十五、六岁就开始学声乐学演唱的少女，心里面原来憧憬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极端的自由吗？就好像天空里的飞鸟在欢喜时所唱出的歌声一样，是那种没有羁绊也没有负担的欢唱吗？
而在现实的社会里，要达到这种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我的姊姊却一直在这样试着去做。用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来准备一场通常不会超过九十分钟的演唱会，从选曲、选伴奏、选场地、选时间到种种想也想不到的烦琐事情都要由她一个人来决定，当然，有的时候会有经纪人来帮她筹划，可是，不管别人可以替她做多少事，有一件事却是任何人也不能帮助她的：整个音乐会的成功与失败都完完全全是她一个人的责任。唱好，并且要唱到最好的那种境界是她的责任，万一生病影响了声音，因而唱不理想也是她的责任，一点也无法推卸或者逃避。
我是不能想像这样的生活的。学画的我，虽然也有画展的压力，可是，我总是要在准备好以后才拿出来的，也许也要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可是，画一挂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安心地搜集朋友对我的批评和建议了。而无论什么时候，作品都在那里，画好的可以一看再看，画坏的也可以从头再来，因此，无论如何，在发表的时候，我是比较从容的。
可是，没有一个演唱者可以站在台上向听众说：
〃我刚才唱的不理想，让我再重来一次吧。〃
也没有一个演唱者能说：
〃听啊！我刚才那句唱得多好啊！让我再多重复几次吧。〃
当然，他也许可以在〃安可〃的时候再重复一次、两次甚至三次，但是，再长的歌也总有唱完了的时候，即或能〃绕梁三日〃也只是听众心里的一个假象罢了，所有的精致与完美只在一刹那之间，而一个歌者为了一个不可能停留的一刹那，却必须要全力以赴。
要投入的必须是一颗怎样坚强和固执的心呢？这是我们所无法想像的了，而也许是因为这样，所以，一个歌者在这上面能得到回报的那种快乐，必然也是我们一般人所无法想像的了。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的姊姊才会和那些艺术家一样，在那么多年里，走着一条相同的路吧。所有的辛酸与跋涉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请让我为你唱一首美丽的歌。〃
而今夜，在灯下，听着姊姊那似熟悉又似陌生的歌声，当年在校园里，在金急雨的花树下，我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在姊姊的歌声里，仿佛一切的沧桑都获得了一种甜蜜而又美丽的补偿。
我想，我也许知道一点了，做为一个声乐家的妹妹，我也许终于能够知道一点了吧。
说 梦
从小就是个爱做白日梦的人。
想不到，在成长的路上，走着走着，竟然就真会遇到一些和梦中相同的境遇。
有时候，在真实生活里的那种幸福甚至会远远超过了我梦中所能冀求，所能想像的。
在那种时刻里，心中就会不自禁地悲喜交集，觉得苍天待我太厚。
不过，当然，苍天也有待我太薄的时刻，也有我永远得不到的幸福，和永远要继续做下去的白日梦。
不过，现在来说一说总是可以的吧？譬如我一直想要的那面锦旗。
我一直想要那样的一面锦旗。
鲜绿的，或者鲜蓝的，缀着光辉耀目的流苏，一面从运动场上得来的锦旗。
我一直盼望着那样的一个时刻，在热闹和紧张的一天过去之后，所有的运动员都聚集在司令台前，听着麦克风里传出来的一项一项的成绩报告：
〃四百公尺第一名、第二名……〃
〃一千公尺第一名、第二名……〃
〃女子标枪第一名……〃
不管是什么种类的竟赛，不管是什么名次，只要是我竭尽全身的力气在运动场上拚斗来的，就值得有那样的一面锦旗。
鲜绿的，或者鲜蓝的，上面写着一些使人意气风发的句子，缀着一些金黄或者金红色发亮的穗子和流苏。听到麦克风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以后，在全班同学的欢呼与掌声之中跳上司令台，接受那一面锦旗，然后转身和另外两名选手会合，一起立正向台下的群众致意。
总是黄昏的天色，碧蓝的天空上满是金红的彩霞，风从运动场上吹拂过来，把锦旗吹得啪啪作响，一波一波地打在身上。锦旗很大，双手举着，遮住了大半个仍在流汗的身子，遮住了一颗仍在雀跃的心，流苏随风起伏，不断地碰触着我裸露的双膝，又麻又痒，有一种如触电般的狂欢。
那该是多么浪漫的少年时啊！
我多想要那样的一面锦旗。在跳下了司令台后，在同学问艳羡的眼色之中，可以故意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把它交到体育股长的手里，然后，第二天，一走进教室后就可以看见，那一面鲜绿或者鲜蓝的锦旗，那一面用我全身气力拚斗得来的锦旗已经被端端正正地挂在教室后面的墙上了。从此以后，在两年或者三年里面，它都会占着那个位置，上课下课，走出走进的时候，它都会在那里，随着风微微地起伏着，流苏微微晃动，发出一种细致尖锐的光芒，不断地来提醒我，提醒我在那一场竞争里的浪漫与豪情，和那一整个下午的喧哗与快乐，所有的一切都记在那一面光辉耀目的的锦旗上了，那该有多好！该有多好！
可是，在现实生活里，从小在体育课堂上连一个筋斗都翻不过去的我，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在运动场上得到任何名次的，我永远只不过是一个在场边和在台下摇旗呐喊的观众罢了。
而从来没有人知道，在我的心里，我曾经多么渴望能得到那样的一面锦旗。
我也一直想拥有一把吉他，在点着烛光的窗前，一面弹、一面唱，拥有整个安静而又自足的世界。
我自己觉得我的嗓子还不错，可是，因为有一个专修声乐的姊姊，因为她有着一副珠圆玉润得天独厚的歌喉，所以，从小在家里，我们这些其他的儿女就都养成了小声唱歌的习惯，偶尔忘形了，大声地唱了几句，母亲就会从隔壁屋子里问过来：
〃怎么？又牙疼了吗？〃我们就只好噤声了。
终于，离开家到欧洲读书去了。一个人住在女生宿舍里，放假的日子，同学们都出去的时候，我在窗前对着后院里的花花草草，着实痛痛快快地唱过好几次，心里陶醉极了，那时候，就好想能有一把吉他。
有一天，就真的发狠买了一把好漂亮的西班牙吉他！
那是在一个白雪纷飞的午后买的。
那天其实已经是四月底了，在布鲁塞尔已经到处都盛开着黄水仙和郁金香，春天的风已经很柔和很温暖了，却忽然下起雪来。
我被绵绵密密的雪花挡在街头，站在人行道上，百无聊赖，只好转过身来测览身后的橱窗。
我正好停在一家乐器店前，那一把吉他就挂在古雅洁净的橱窗里，浅棕色的木质细致而又光滑，映着玻璃窗外不断落下的雪花，好像在那几根透明的弦上，已经有人在铮铮琮琮地弹奏起来了。
多么美丽的一把吉他啊！我在窗外都看呆了，我想，假如我能在晚春的窗前，抱着一把吉他，一面弹奏，一面唱些轻柔的歌，让雪花就那样地飘落下来，那该有多好！该有多好！
我就真的推门进去买下了它，还向那个白发有礼的女店员买了几本初学者的乐谱。她帮我把吉他放进套子里，套子是我挑选出来的，有着细小的蓝色格子花样，正好配我身上穿的那件深蓝色的大衣。
走出乐器店的门外，雪势已经稍稍和缓了，满天飞舞的雪花干爽而又轻柔，抱着吉他，我走在石砖铺砌的街道上，想着马上就要来临的美好时刻，不禁欢喜得一路微笑着走了回去。
但是，我所能拥有的，也不过就只是这样小小的一场欢喜而已。
吉他确实是好吉他，乐谱也确实是清楚明白的初学乐谱，晚春的窗前也确实是有着很多美好的时刻，可是，我终于发现，我没有办法学会弹吉他。
在现实生活里，我终于明白，我只不过是一个笨得无可救药的女子，被判定要终身与这么一种美丽的乐器绝缘。
而我是多么的不甘心啊！
不甘心的事情还有很多，譬如我梦里的那一头长发。
或者是乌黑光光亮如瀑布奔泻那样的长发，或者是卷曲蓬松如云雾般难在双肩上，一低头一转身就会轻柔地涌动起来的那种长发。
我想，如果能拥有那样的一头长发，再平凡的女子，也会变得很不平凡，也会在顾盼之间让人目眩神迷起来的吧？
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让自己变得不平凡。没上学之前，总是被大人打扮成男孩子的模样，平头，飞机头，穿着西装，穿着带有吊带的短裤。在儿时的相片簿里，我永远是家庭里那个假想的男孩，甚至在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