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夫洗完澡，走了出来。
他说：“我刚才和你父亲谈论你母亲的病。我想突然使她一震惊，也许能治好她的病，一震惊之下，会使她突然喊叫出声来。不过必须是使人愉快的震惊，不然会更坏。”
莫愁不相信，她说：“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好”
立夫拿起一本《新青年》。
他说：“我在日本每一期都看。”
莫愁说：“这个杂志在全国，简直如同狂风暴雨一样。看这杂志上的文字，听教授在自己教室里攻击对方，真有趣！”
当时北京大学是文学革命风潮的中心，文学革命的主张是在写作上要用白话，废止文言文。过去是用典雅的文言作文章，现在改用白话，最初似乎像乡下新郎闯进了贵妇之家的客厅去抢亲。旁观者看来，这个新郎真是粗俗，无礼，吓人，也许是简捷有趣，适用而实际。这个乡下新郎把带泥的靴子在地毯上践踏了一番之后，把地毯卷了起来，富贵之家的新娘滑倒而惊呼。在这几个村野的新郎之中，有一个叫陈独秀，他是这入侵的一帮人中的魁首，而且他对那些千金小姐的举止，粗鲁而蛮横；另外一个则满嘴脏话，从旁相助，革命的群众围聚起来，看着笑不可支。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斯文有礼，前辈君子，菩萨心肠，举步常看蝼蚁，因为在办学政策上主张宽容，主张自由主义，于是北京大学成为两个敌对派的大本营，双方自由攻击。当时北京大学真是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只因为有真正的自由。翻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案》与斯哥德《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的林琴南，是旧派的领袖。老哲学家智者辜鸿铭，全心全力拥护东方文化，也是旧派中的健将。林琴南写了一封长信，骂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之言”，把文学革命比做洪水猛兽，为害社会，流毒士林。新文学运动中四个领袖是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戴着大眼镜，既怕女人又怕狗，把一群旧派称为“孽种”，称为“文妓”。胡适青春年少，刚自美国留学归来，说话写文章，完全一副学究教授态度，有高尚的英国绅士风度。他声称那不是革命，而是自然演化的一步而已，他用西方最新的学术思想来加强新文学运动的声势。陈独秀和钱玄同教授，因为在日本留学，态度较差，给新文学运动添上不少火药气味的攻击与辱骂性的言词，使旧派大惊，使少壮派感到有趣，也使新文学运动增加了混乱。
古老的中国受到了震动。革命自然要使人民受惊的。语言文字上的打击还不足，因为随之还有对诗的韵律，诗的形式上的攻击，对贞操的攻击，对寡妇守节的攻击，对家庭制度的攻击，以及对“两重道德标准”、祖先崇拜，以及对孔教的攻击。这就引起了人心的动摇。一个激进派首领在寡妇的婚礼宴席上讲演，拥护她再嫁，把孔子学说称之为“吃人的礼教”。激进派的青年，听之大喜。混在些颇为有用的进口货之中，也有不少附带而来的东西，西洋归来的留学生极力鼓吹。少年的新中国不但有权利怀抱希望，而且确是大有希望。文化革命分子把阿妹·楼薇（amy lowell）的无韵白话诗当做他们的新福音。他们醉心自由诗，那种自由诗真自由到空洞无物，他们提倡无韵诗，那无韵诗真无韵到一无所有。他们还介绍山额夫人的节育理论，介绍“民主”和“平民”文学，以及易卜生、王尔德的戏剧，杜威的哲学，自由恋爱，男女同校，离婚，提倡已经过时的天足运动，攻击纳妾制度，以及扶乩等事。
立夫概括起来说：“新派争辩得并不高明，旧派则根本不能开口对抗。”
在姚家，大家的思想也是有点儿分歧不一。因为当时偶像受到破坏者太多，涉及的问题也太广。姚先生赞成改用白话写文章，赞成寡妇再婚，但反对破坏家庭制度。珊瑚已经守寡很久，于是开玩笑说：“只要有人娶我，我可以再嫁了。”莫愁赞成道德的“单一标准”，所以她赞成《温少奶奶的扇子》，反对《傀儡家庭》，断然反对白话诗，至少反对当时胡适等人做的那些鬼东西。红玉则对新派提倡的东西一律反对，最反对的是男女同校制。木兰赞成改用白话写文章，但是她所赞成的是已经在《红楼梦》里用过的文雅的白话，而不是“引车卖浆者”口中的白话，因为她崇拜林琴南，也喜爱中国旧文学。她服膺孔子的学说，反对易卜生的理论，赞成男女同校，赞成娶妾制度，赞成祖先崇拜，但反对缠足。
阿非崇拜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这和当时新中国的青年一样。他反对孔教，赞成自由恋爱，赞成节制生育，也喜爱打网球。
曾文璞先生把所有那些革命派称之为野蛮人，“无耻忘八”，莫明其妙的假学者，信口谈论自己并不懂的理论，尤其是孔子思想更不懂（这话大概是对的），当时政治上的革命分子说话时，口头上时常带外国字，他也觉得令人厌恶。他对那些鼓吹文化革命的人，深恶痛绝，恨之入骨。他甚至恭请林琴南到他家一叙，木兰大为欢喜。
曾先生不许曼娘看《新青年》。曼娘在花园儿听见他们讨论的各种问题，十分吃惊，尤其是节育问题。
陈独秀把小册子作者犀利的笔锋，和急进派革命分子的热情，合而为一。他有一套直线的进步理论，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来。大意是：时间的前进是无法挽回的。每十年，每一代，都是稳定的向前进展。在光绪二十四年，哪些人才是思想上的先驱呢？不是康有为梁启超吗？康有为在他那时代是维新派，可是现在却是个名声狼藉的保皇党，他的名字和民国六年的张勋复辟，是密结而不可分的。在民国七年，谁是伟大的翻译家和西洋思想文学的输入者呢？不是林琴南和严复吗？可是严复现在是个吸食鸦片的人，而林琴南只是一个引人兴趣的老古董了。下一代，一定在上一代的维新派与那一代的先驱仆倒的身上，踏过前进。康梁林严，虽然对他们的时代确有贡献，可是他们的时代过去了。总结一句，他写出：“同样，我们今天这批时代先驱，也会过时的，同样也会被十年后前进的那一代抛弃于道旁的。但是我们很乐于为后来者让路。”
若说那么极端急进派的领袖也会变成陈旧过时，那十年期间的青年是无法相信的。当时人无法相信人还能更为激进。可是，不到十年，更新的思想深入了当时青年的心中，易卜生，自由诗，自由改革，听来就犹如他们蔑弃的“知识分子”一样陈旧，一样过时了。只有陈独秀教授成了托洛斯基派，在狱中憔悴孤独，苦度时光。
立夫生性就是激进的性格，自日本回国后，看到在激进状态之下的中国，和他离国时的情形根本上大有不同了。但是他并没投身于此项战斗之中，一则是，他天生是个人主义者，不愿完全加入哪一派。他的本性是，若逢大家都异口同声附合一个意见时，他偏要表示异议。他头脑清楚，有真知灼见，所以不愿接受钱玄同对中国旧文学的诋毁。并不是他个人不喜欢钱玄同，因为钱玄同天真自然，像孩子一样害羞，这就表明他有接受新的现代思想、事物的无限希望。因为有一个归国的留学生告诉他，说俄国作家杜思退益夫斯基比《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更伟大，钱玄同就立即信而不疑。钱玄同有一点儿精神病——这种精神病往往使病患者升华而成天才。钱玄同住在大学的宿舍，虽然没有和太太分居，却单独居住，说话时常常脸红，老是爱嘻嘻的笑。立夫并不崇拜他，但是喜欢他。
立夫的激进的精神常受木兰和莫愁的抑制。夫妇二人常常在灯光之下谈论这些紧急的问题。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唯一实际的结果就是，他们必须多学一点儿英文，英文可以说是了解这个新世界的一把钥匙。立夫在日本学的英文太糟。他能读英文书，但不能用英文会话，用英文说起话来，他的表达能力还不如他妹妹环儿的一半，环儿可从没到外国去过。
莫愁的普通见识，一直不断的影响立夫。
立夫问：“为什么你反对男女合校？”
莫愁回答说：“因为女孩子不应当受男孩子那样的教育。
她们生活的目的不相同。“
莫愁愿意举出具体的例子，而不愿推论出理由来。立夫问到她令人烦恼的自由恋爱这个问题时（当时的意思是男女自由选择意中人结婚），莫愁只是回答说：“你看看素丹吧！”
于是这个问题对莫愁来说，就算有答案了。
可是立夫，在感情上，是受木兰热恋的影响而喜爱中国旧的一切，就犹如受莫愁的日常的见识的影响而批评一切新的东西一样。木兰还是喜爱林琴南，这是她少女时期就崇拜的老作家。因为忠于林琴南，木兰易于对革命派挑剔严酷。木兰对中国旧东西有感情上的热恋，立夫因为知道文学上美的真义，他也有木兰的想法。林琴南当时已是一个胡须稀疏的老人，他说的北京话是带福州口音的，听来非常要命，声音软而低。在曾家时，他不辩论这些问题。他只是觉得在曾家愉快而舒适。曾家好像是个失败主张者最后的一个城堡据点，在此无须争辩，只有了解体会。在这方面有安静中的尊严，这就可以影响人的判断。木兰和立夫觉得，即使在内心对此稍有相异的想法，也是亵渎不敬。
只有姚思安先生一个人，依然持有异议，在他的谈话里，立夫觉得他仍然持革新之论。
立夫问：“他们现在提倡那些幼稚的东西，您认为有道理吗？他们甚至连祖先崇拜都攻击。他们要把所有旧的一扫而空。他们甚至把‘贤妻良母’都骂做是阻碍妇女发展独立的低落观念！”
姚先生说：“让他们去做。他们主张的若是对，自然会有好处；若是错，对正道也没有什么害处。实际上，他们错的偏多，就犹如在个人主义上一样。不用焦虑，让他们干到底吧。事情若是错，他们过一阵子也就腻了。你忘记《庄子》了吗？没有谁对，也没有谁错。只有一件事是对的，那就是真理，那就是至道，但是却没有人了解至道为何物。至道之为物也，无时不变，但又终归于原物而未曾有所改变。”
这位老人的眼睛在眉毛下闪亮，他犹如一个精灵，深知长生不朽之秘一样。甚至在大学的课堂上，立夫也未曾听到这套理论。他觉得其中大有真理。
姚老先生继续说：“就拿这次的文学革命来说，很多人以为有道理。为什么？因为其中总有点儿对的地方。不管什么运动，时机不成熟，就不会发展，而那项运动的主张，很多人一定能切实感觉得到才行。很多人觉得中国的旧的非扫荡消除不可，不然我们永远没法子进步。人心思变。你不能去助长，也不能去阻止。是有过分的地方，但是人不会老是看不出来，不会一直保持下去。荒唐无理的主张，是不辩自明的。就像坏油漆，自己总会剥落的。现在你们希望这个老中国要改变！看看这些个政府，军阀，政客！”
提到当时的军阀政客，又燃起立夫激进的怒火。他那时不再想他的近亲骨肉，也不再想使他如今生活如此舒服的人生关系。他头脑想象出一幅奇形怪状的军阀政客的嘴脸图——又想象出集新旧文化中之至恶所构成之最丑最怪的人物图形。大地上的怪物再没有比穿梭平津途中钻门路求差事而自命为中国统治阶级的官僚，更为古怪的了。若是说年轻一代急躁的青年之中，有些古怪的家伙，老一代的则更为古怪。民国一代的暴发户，不管是文是武，正在利用清朝帝国的瓦解，忙于混水摸鱼，做自私自利的勾当。看看他们的嘴脸吧！一大块一大块的畜生肉上，浮出贪婪肉欲的浊气，昏昏欲睡的眼睛，阴沉的面容，小日本胡子，妄图装出一副摩登庄严的样子。可以这么说吧，他们那种形象，在正直忠正的清朝遗老如曾文璞先生看来，固然痛心，在现代青年如孔立夫者看来，也是难过。看看他们的脚，那西洋皮鞋多么夹他们的脚，使他们不能自然迈步，而是跛足而行，可是不舒服固然不舒服，但是摩登啊！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拿手杖，却小心翼翼的捏在手指头上，好像是带着一串鱼回家，保持一段距离，莫让那一串鱼弄脏了丝绸长袍儿一样。在公开的场合，做官的人要凑在一处照个团体相之时，看那副样子！看那副德性吧！总是戴着礼帽，戴着单硬领儿！一个军阀出现时，总是穿着光辉灿烂的军服，其实他穿不惯，因为不能手伸到胳膊上部去挠痒，就发脾气骂人，所以刚一照完相，就解开领扣儿，摘下帽子，露出一个硕大无比的大光头。也有几个衣冠楚楚漂亮潇洒的年轻人，是亲日的安福系，都是日本留学生，看来非常有希望，看来他们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万分坚决，头发整齐平滑，从中间分开。日本回国的留学生，百分之九十是学政治的。老军阀则什么都未曾学过。其中有些还不能亲笔下手令！他们都尊孔，感情上都孝顺母亲，都爱吃鱼翅席。他们大部分抽鸦片烟，也可以说应当是曾经抽过的。他们的精神思想都残缺败坏，手提西洋手杖，往地狱的路上走去，旧文化一无所知，现代的社会意识，也一无所有，在民国的幼稚年代，兴高采烈的混水摸鱼。
有一个狗肉将军张宗昌，嘴里叼着黑雪茄，怀里坐着白俄情妇，这个样子之下，接待外国驻华领事。他身高六尺六寸，裤袋里放着成卷的钞票。在不同的两天，曾派了两个不同的人到山东某一县去做县长，结果，见到这两个县长时，告诉他们自己去“解决这件小事”。不过他做事情很讲公道，若是要了人家的太太，一定赏给人家官做。
还有一位姓杨的将军，夜里进省城，在城门口儿不向站岗的士兵说口令，却骂了一声：“他妈的！”军官开始模仿遵循，所以在那个城市里，这句骂人的话，竟然成了口令。
不错，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是对的。旧中国的那一套必须铲除。在尊孔的军阀和反孔的新领袖之间，立夫同情于后一派。孔子何幸而有这一批拥护他的人，他老人家也很为难了。
立夫回到中国时，中国已经扰攘不安，内战频仍。袁世凯的突然败亡，反倒清理出广大的地盘儿，使低小的军人从事更多的内战。巨大的民国不胜自己的重荷而倾跌，把大好的河山送入割据各省的军阀手中，于是战争连年，人民涂炭，而人民却茫然不解战争的原因。大军阀在稍长的一段时期之后，大战一场；在偏远的四川，小军阀在稍短的一段时期之后，小战一场。捐税繁重，名目繁多，用以维持日益增多的军队，好像苍天震怒，旱涝为灾。在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都有战争，军阀政客，朝为密友，夕为仇敌，分散联合，联合分散，老百姓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北京政府的措施，若不合自己的口味，各省军阀便宣布独立。在北方，北洋军阀分裂成为两派：一派是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当时段正做国务总理；一派是以曹锟为首的直隶系，两派系争夺政权，段的皖系似乎占上风。
自从民国六年辫子将军张勋的复辟之举，才首次使北京城内发生了战事。张勋的失败，段的皖系军队开入了北京，北京南城的天桥平民娱乐场，各派各系的大兵蜂拥而至。这种动荡不安的余波，便影响到立夫的家。
在立夫到家的那一天，他们都已忘记了陈妈。
第二天早晨，立夫问：“为什么那个怪人陈妈不伺候咱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