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列强国家在亚洲的所谓力量均势。英国的利己政策使它在对待中国出兵缅甸问题上踌躇不决、出尔反尔，不敢正面否认中国出兵的重要性，只是强调时机未到，不同意中国军队先行入缅。直到去年2月仰光告急，我们远征军才开始陆续入缅。第5军先遣师第200师一部于3月8日到达同古时，该军主力尚在滇缅路运输途中，炮兵及战车部队亦正从昆明向缅境赶运中。而当天日军第33师团已攻占仰光。远征军还未能迅速集中优势兵力于战场，就面对从勃固北进的强敌，以致作战一开始就陷于被动。以后兵力逐次投入使用，无法发挥全力，从而影响整个战役。”
“这一点是我们大家都公认的。英国人在这方面做的的确不怎么样。”郑将军说道。
“他们本来就是想利用我们，根本就是不拿我们当盟友看待。”廖师长说。
“第二，联军缺乏协同，致贻误战机。远征军入缅之初受英军总司令胡敦指挥，但联军对缅境作战并无完整计划，亦无明确目的，仅有地境划分与部署的建议：将缅甸大部正面划给远征军，英军则集中在伊洛瓦底江地区，以印度为后方（便于在战况不利时向印度境内转移），而以第5军在仰曼路方面掩护其撤退。在联军协同联络方面，英国人为便于其单方行动的方便，一再拒绝我们要求派遣联络员到英军师、旅的要求。在作战进程中，英军不顾第5军右侧的安全，节节败退，甚至放弃阿兰谬，向仁安羌转进的重要行动亦不通知第5军。为了右侧翼的安全，我们远征军被迫放弃曼德勒会战，坐失击破当面日军的良机。”
“我早就说过，英国人不可靠，结果大家也是看到了，他们在倭国人面前根本就是一触即溃，连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廖师长说。
“的确是这样。他们自己擅自放弃阵地撤退，从来就连招呼都不打，简直就是自私到了极点。”蒋上尉也说道。
“第三，联军指挥系统紊乱，层次多，不统一，影响全面作战。中国远征军初受英军司令胡敦、后改亚历山大指挥，他们都未实施其统一指挥责任。远征军长官部成立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全权指挥在缅远征军。1942年4月蒋介石第二次赴缅督战时，对在缅将领明确宣布了五个指挥关系。其中三个是：对英一切问题，由史迪威接头。此外，军事委员会选派驻滇参谋团入缅就近协调作战。名谓协调，实际亦参与指挥。此种指挥系统，层次繁多，指挥失灵。在保卫缅甸的大前提下，中、英各方均对缅甸的战事有各自的战略目的：英方以保卫缅甸为次，以利用我们远征军掩护其撤入印境为主；我们则既要协同英军击退入缅敌人，又要尽可能减少伤亡，保存部队，所以，校长在战略上着重严密防守、部队纵深配置，也不是积极协助英方。这样，在全役作战过程中中、英两军各自行动，情况通报失时，史迪威与参谋团并未起到协调中、英两方的作用。在指挥层次本已复杂的情况下，国内还不时亲自遥控指挥，迭次电、函指示驻滇参谋团。参谋团负调协责任，但亦参与直接指挥，造成前线指挥员无所适从。如4月24日，第200师将攻克东枝时，远征军长官部电令第5军攻克东枝后，即返曼德勒，准备会战。同时，驻腊戍参谋团又电令第5军督率所部于攻克东枝后，继向雷列姆北进之敌尾击。两电相左。经向双方请示，最终还是由校长出面授意，命长官部采取折中办法，令第200师继向雷列姆，令军主力返回曼德勒，同时令参谋团指示按长官部命令行事，以维持双方的面子。这种指挥方式既难适应作战需要，又复造成兵力分散，且又枉费宝贵时间，哪里能不影响作战呢？”
“拿破仑讲过两个出色的指挥官不如一个平庸的指挥官，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廖师长说道。
“令出多门，让我们无所适从。谁都有权力管，到头来谁都没有办法管。我简直不知道这是谁想出来的办法，搞得这样一个指挥系统，像一个怪物一样。”孙师长说道。
“有些话，我们大家心里明白就行了，就不用说出来了。”郑将军说道。
“对，有些话，大家明白就行了。”蒋上尉也说道。他何尝不明白，大家指的是谁。
“第四，作战指导失误，忽视翼侧、后方安全，影响全局。缅甸东境本已完全暴露在侵占泰、越日军的威胁之下，而且此地地形复杂，仅有垒（垒固）、腊（腊戍）公路贯通纵深。整个东境原先仅有1个军的兵力。该军既要拒止泰方来攻之敌，又要扼守垒固要点、配合正面作战，显然力不胜任。如此部署，使我们远征军的左翼十分薄弱。当正面放弃曼德勒会战时，本应调整部署，加强东境防务，确保远征军后方通路的安全，阻击日军第56师团的东进。可是指挥部对此仍未引起重视，未能阻止日军沿垒腊公路长驱直入、深入滇西边境、切断所有主要退路，造成远征军的迅速失败。当垒固失守、腊戍告急，第5军东进增援、攻克东枝，有可能挽回不利局势时，又因长官部与参谋团的指导思想各异，造成兵力分散使用，以致第200师既未能起到阻止日军、稳定战局的作用，反而陷入困境；第5军主力亦徒劳往返、浪费时间，未能发挥战力，且从此转入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至此，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败局已无可挽回。”
“说得很对，整个作战期间，我们几乎一直都忽视了后防和侧翼的安全，直接导致了后面的大溃败。”郑将军说道。
“我在和史迪威将军一起经过缅甸丛林撤往印度的时候，曾经在休息的时候听他说过，你不只一次的提醒过他，不要总想着尽快反攻仰光，也不要对英国人抱有太高的希望，要做好英国人单方面撒手的准备，还要注意部队的后防和侧翼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稳固控制缅北，然后再考虑从曼德勒南下。可惜他当时没有听取你的意见，否则，即使战事失利，也不至于输得这么干净，至少我们还能够在缅北站的住脚。”孙师长说道。
“现在说这些都晚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吸取经验教训，然后再发起反攻的时候，避免再犯下以前犯过的这些错误。”郑将军说。
“桂庭大哥说的对，我们还是应该先着眼未来发动的反攻，想想怎样才能打好反攻。我们可没有本钱再输上一次了。”刘建业说道。
“你既然这样说，肯定也是有所考虑的，说说吧。”廖师长问道。
“那我就献丑了。我们首先应该明确，我们的反攻作战，作战的目的是什么？是夺回缅北，打通国际交通线，还是和倭国人争夺整个缅甸？如果是夺回缅北，重新打通国际交通线，那么这一仗还是很有可能获胜的。要是想要争夺整个缅甸，恐怕我们还没有那个实力。”
“我听史迪威讲过他的那个反攻缅甸的计划，由我们出兵收复缅北，前面作战部队进攻，后面工兵部队修筑公路，抢修起一条连通印度和云南的公路，用来运输物资。由英国人出动9个师的兵力南下，收复整个缅甸。”孙师长说道。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要出动部队反攻缅北的。至于英国人，出动九个师？这一点，我可不会相信。对英国人来说，他们现在首先想着收拾在突尼斯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北非集团军，尽管这个集团军已经是奄奄一息，行将就木了。北非战场的事情一了结，他们的注意力也不会转到缅甸这里来。他们会选择对意大利实行打击，向轴心国的软腹部狠狠地来上一刀子。即使收拾完了意大利，他们也会试图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配合苏俄打击德国人。缅甸这里，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无足轻重。”刘建业说道。
“我从来就对英国人没有多少好感。他们信口雌黄的本事，我是早就领教过了。”廖师长愤愤不平的说道。
“以我的看法，很可能事情到最后，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英国人是不能相信的。”蒋上尉说道。
“我们就先不深入讲这个了，这个问题一时半会也讲不完，先讲其它的吧。”郑将军说道。
“我们还要确定指挥权的归属，到底是由谁来统一执行指挥权。不管是由辞公还是由史迪威来行使，指挥权必须要统一，不能再出现令出多门，无所适从的事情了。”
“这一点很对，谁都下命令，命令还都不一样，我们到底听谁的，不听谁的？”廖师长赞同地说。
“我们还要联系缅甸的内部势力，让他们配合我们作战，他们是当地的地头蛇，如果他们能帮助我们，我们就好办多了。”刘建业继续说道。
“我知道这个你做过这个方面的工作，这下你正好可以利用过去的关系。”郑将军说。
“这种事情，我不方便出面，还是由罗家湾那位戴老板手下的沈处长出面好了。他们干这个在行。”刘建业说道。
“要是能再时不时的骚扰一下倭国人，顺便搞一些情报就好了。可惜，我们都是正规军，干不了这个。”廖师长说道。
“我们是干不了，可是不代表没有人干不了。我们可以找那些缅甸当地的山地民族嘛。掸人，克钦人，他们都是在大山里长大的，干这个最擅长了。”刘建业说道。
“史迪威的手下好像有这么一个特遣队，有几十个人，任务就是进入缅甸丛林，采用各种方法袭击日军。用他的话讲，我想听到的一切就是从密林里传来的隆隆声。”孙师长说道。
“他们美国人可以这么做，我们也照样可以这么做。我们不还可以从果敢那里招人吗？那些果敢人，都是我们的同胞，他们在缅北地区，可是哪个民族都不敢来招惹的。”刘建业说。
“对，他们美国人找的是外人，我们是找我们的同胞，比他们还放心。”廖师长说道。
众人又聊了好一阵，才各自散去。
晚上，刘建业一早就在床上睡觉补充体力。蒋上尉则在台灯下面写着什么，然后装进了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收信人的地址是重庆曾家岩德安里101号——
抗站中台儿庄战役的敢死队队长仵德厚老人，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与他的战友们在天国里相会了。在祈祷他灵魂永安的同时，我们很难不会发出感慨，时间如流水，当年的那些生命，那些热血澎湃的场景，随着时间的流逝，离我们越来越远，也许，不用多久以后，就不会再有多少人记得，曾经发生过的抗战，曾经有那么多得人，为了保住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甘洒热血，无怨无悔。也许在他们的记忆里，他们会觉得，抗日会是一件荒唐的事情。倭国那么好，我们抗什么日呢？
让我们为仵德厚老人的离去默哀吧。
第二百六十二章卧薪尝胆（六）
史迪威奉召离开重庆，于1943年4月28日回到华盛顿。陆军部考虑得很周到，他们已经把史迪威的夫人威妮从西海岸卡梅尔的家中接到首都，以迎接远方归来的战将。
史迪威一贯恪守美国新英格兰一带的清教徒式的传统道德观，对家庭保持着一种神圣的感情。他从不放纵自己，甚至拒绝接受陆军部向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遣女军人。正因为如此，他对陈纳德开办妓院感到非常愤慨，把这看成是极为堕落和无耻的行为。
在中国期间，他和夫人保持着频繁的书信联系，时常在信中倾吐对妻子威妮和孩子们的思念和爱恋。1942年底，他的大儿子约瑟夫·史迪威中校和女婿伊斯特布鲁克上校也调到中国战区任职，这多少排解了一些他远离家人的孤独。
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史迪威拜访了马歇尔。马歇尔向他通报了此次回国的任务和目前面临的问题。他告诉史迪威，5月中旬将在华盛顿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以研究同盟国的作战计划，其中包括中缅印战区的任务，会议的代号为“三叉戟”。目前中国方面已通过宋部长提出了最高统帅的要求，即要求首先集中力量对日军进行空中打击，并要求将5月至7月运到中国的租借物资全部提供给陈纳德，而根本不提整编军队和包括反攻缅甸在内的地面作战问题。陆军部认为，这一计划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果不尽快改善中国地面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日军将会很轻松地摧毁中国机场，并可能进攻昆明、桂林和重庆，以及阿萨姆的空运基地，就像去年上半年的浙赣会战里一样。这样，不仅空战计划会落空，而且中国战区也将面临更加危险的形势。但是，最高统帅却向罗斯福保证：“现有的中国军队能够阻止日军对地面机场发动的进攻。”马歇尔要求史迪威在第二天会见罗斯福总统时，详细说明中国战区的情况和他的观点。
4月30日，史度迪威会见了罗斯福，向他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中国战区的首要问题应当是整训和装备陆军部队，并通过反攻缅甸打通地面交通线。这样才能向中国运送充足的物资，挫败日军的地面进攻，从而保证空战的实施。但是，军事上并不内行的罗斯福已经决心要支持最高统帅和陈纳德的“空战第一”理论，他根本听不进史迪威的任何意见和解释，反而认为史迪威妨碍和拖延了陈纳德的空战计划。
当天晚上，史迪威应邀到陆军部长史汀生家赴晚宴。史汀生明确表示支持史迪威的观点，并很同情他的艰难处境。他马上打电话对罗斯福说：“我很钦佩史迪威，愿意就总统对史迪威的明显怀疑向总统作出解释。”后来，他又写信给罗斯福，表示了对史迪威的信任和支持。他在信中写道：“我非常了解史迪威，才把这场战争中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我相信，他是我所了解的唯一能够顺利完成这项任务的人。”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围绕着中国战区“空战第一”还是“陆军优先”的问题，也分成了两种意见。不过，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兼罗斯福的私人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支持陈纳德，而陆军的马歇尔上将、陆军航空兵的阿诺德上将和海军的欧内斯特·金上将都支持史迪威。尽管如此，作为美国军队最高统帅的罗斯福总统还是拒绝了多数人的意见，坚持把陈纳德的空战计划放在第一位。
5月2日，罗斯福对马歇尔明确表示，他决不允许以任何理由再延误陈纳德的空战计划。他认为：“中国最高统帅的处境非常危急，他的政府有彻底垮台的可能。这是我们美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必须在政治上支持最高统帅”，而“空战计划”对提高中国的士气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虽然同意向云南的中国军队提供整编计划所“必要的物资”，并表示由他来就这个问题与最高统帅交涉，但同时又提出要修改“安纳吉姆”计划，缩小反攻缅甸的规模，把战役限制在缅甸北部，放弃进攻南部和夺取仰光的目标。而且，即使是这个缩小了规模的反攻战役，也必须放在陈纳德的空战之后。
史迪威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他认为，由于宋女士在美国住了半年，并且两次住进白宫，“已经弄得罗斯福分不清是非了”。因此，罗斯福“对最高统帅的品质、企图、权威和能力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史迪威怀着郁闷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亨利·史汀生和乔治·马歇尔是通情达理的。陆军部也不错。甚至航空兵部队对陈纳德也有些厌烦。但是，当世界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不赞成你的时候，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
5月12日，有美英两国首脑和三军参谋长参加的“三叉戟”会议在华盛顿开幕。史迪威在卡梅尔的自己家里度过短短5天假期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