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统帅放开胃口，全面接受了侵华日军的武器装备，计有步骑枪685000多支，手枪600000多支，轻重机枪29000多挺，主要火炮12000多门，枪炮子弹180000000多万发；战车380多辆，装甲车l50多辆，卡车15000多辆，军马74000多匹；各种飞机10060多架（可用者290多架），炸药60000吨，飞机汽油l0000多吨；舰艇船舶共l400多艘。此外还有大批的服装、粮食、营房及各种军用器材等。
最高统帅用这些东西补充和强化了自己由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加上收编的68万多伪军，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国军的实力空前强大。
敌伪财产本系沦陷区人民的膏血，国民政府的不少高级官员早就对这些垂涎已久，必欲攫为己有。9月5日，陆军总司令部即成立了接收计划委员会，总司令何上将自我委任为主任委员。与最高统帅有关的各家族当仁不让，行政院宋院长10月报请最高统帅批准，除有关军事系统的接收仍由陆总主持外，一切“逆产”的接收与处理大权，统归行政院独揽。这是千载难逢的捞肥发横财的机遇。“河里漂来的不如地里*来的，地里*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地下钻出来的不如坐着不动的”。一时问京、沪、平、汉等各大城市忽地出现了四五十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构，接收大员成了3云人物，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见到什么都像饿疯的野狗猛扑过去，不惜相互倾轧。真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黑暗过去后出现的光芒，只是沦陷区人民群众想象中的一瞬。当光明像流星一样从夜空划过，他们苦难的眼中又噙满了痛苦和绝望的泪水。贫困的人民群众愤怒而又无奈。重庆的晚报上刊登了这样的讽刺诗：
赎水残山殊不恶，断歌零舞倍关情；
百官耗尽陈仓粟，又办归舟向二陵。其实，发国难财的争夺由上到下，一开始就趋向白热化，有的后来竟发展为动刀动枪的流血冲突。
在芷江的一次会议上，交通部同军政部就争咬起来。
交通部一个姓项的代表说：“抗战八年中，我们交通部的汽车已损失殆尽：希望接收日军车辆能与军政部平分。”
军政部的代表杨继曾立即反驳：“凡军用车辆统统都归军政部接收，地方的民用车辆则归交通部接收。二者不能混淆，否则我们无法向上锋交待。”
双方争执不下，路军总参谋长萧中将便出来和稀泥，实际上是胳膊肘子向里拐：“樵峰对我说，他希望交通部能接收到l500辆车子。将来我设法满足这个数字就是了。”樵峰是交通部长俞飞鹏的别号。他们挑着旗号明里争夺，是为了暗地里私自多瞒多贪。此后双方各得多少均未见诸公报，被私下吞没的不知有多少。陈辞修的嫡系军长胡连不无炫耀地对人说，他私自接收无帐可查的有一千多辆，还说他亲眼看到何上将送给亲友20多辆新型轿车。何上将不狂嫖滥赌，不吸食烟毒，也没纳过妾，以当时国内军阀官僚的作派来对照，绝对可算得上是“廉洁正派”的。在接收中他依然“廉洁正派”。他只公布了武器弹药、飞机、舰艇、马匹、汽油的数目；而大量的军粮、罐头食品、布匹呢绒、服装、医药器材、小轿车等等均未公布，全被以他为首的大小硕鼠私吞了。他在劫收中到底聚了多少财呢？当时南京某报搞了一个《国府要人财产比较表》，把他列在仅次于行政院宋院长的第二位，称他的豪华别墅遍布于南京、上海、无锡、贵阳、重庆等各地。
这给了一向与何上将互相看不顺眼，一找到机会就互相攻击的军政部长陈辞修抓住了把柄，大力攻讦何上将贪污腐败。但是，何上将反过来又攻击陈部长的贪污行径更其旺烈，且不说他本人揽入私囊的财富无以计数，单是他手下几个亲信的丑行便十分惊人。
一是陈部长的参谋处长，被委任武汉前进指挥所主任的谢士炎。他一到任，日军驻武汉兵团司令就在日租界设盛宴隆重款待。席间有12位日籍少女陪酒，谢一晕再晕，灌得死去活来，被12少女拥入卧室。谢被少女迷住，成了这里的暗客。伪武汉警备司令见其已入圈套，暗中贿送租界的洋房三座，别克牌轿车三辆，金条200余根和伪储备券两汽车。二是陈部长一手提拔的战车总队长石祖黄。他在接收中私占了北平和天津两座日军高级将领的大公馆，又在南京湖南路盖了一座大公馆。这三个公馆皆有花园和假山，装璜得富丽堂皇。这还仅只是不动产。三是其亲信莫与硕到广州接收盗卖军火，事不精细被舆论逮住，陈部长恐引火烧身一枪把他崩了遮丑。
南京的日伪官员多如牛毛，到处是肥得流油的大肉。接收大员到达后，即与日伪合流，整天忙于抢占公馆，征调汽车，封存物资。莫干山路、山西路、中央路、斗鸡闸一带众多的公馆别墅，最阔绰的被何总司令、萧中将等总部高级将领霸占，余下的处长科长各得其所，各色高档家什尽其享用，用不完的就变卖为金钱。陆军第三方面军汤总司令手下有一个贺鸿棠，在接收中捞到大批金条，他以此为资本在南京太平商场开设庚源地下钱庄，专门以高利贷吸收官僚和军棍的黄金存款，生意极盛，黄金存款疾增到万条以上。变卖敌产的有之，倒腾黄金的有之，强占人妻的有之。一时间全没了秩序，到处都是野山恶水，山上站着*头王，抡巴掌拍着毛乎乎的胸脯叫嚷：什么王法，老子就是王法！有的甚至给汉定下价码：小汉出法币30万元，巨大恶拿出大堆的金块，即可免罪赎身。
上海集中了东南地区半数以上的敌伪产业。军方派员、潜伏特务、地痞流氓及被策反的伪军，像一场蝗灾铺天盖地地压下来，满世界地漫溢。大量的现金、物资、汽车、住宅、机器被一批批来路不明的人劫掠走；对房产、仓库、货栈、商号的接收，无明确的管辖范围，往往是数十个互不买帐的帮伙峙力争抢。汤总司令的第三方面军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争夺一处日军俱乐部展开枪战，死伤多人。宣铁吾的上海市警察局也与毛森的军统特务多次火并。为争夺伪考试院长陈群在宝应路的大公馆，忠义救国军先遣总队与第三战区某战地宣导组大打出手，后发现陈群在宝乐安路和蒲石路另有两处小公馆，双方才坐下来嚼舌头分赃。
最富于戏剧性的要数对邵式军住宅的争夺，它不仅直接向外界暴露了国民政府内部派系之争，“天上”与“地下”之争，而且“上海闻人”杜老板也参与密谋，假手此事杀鸡儆猴整顿帮规，直到惊动了尚在陪都的最高统帅。
邵式军祖父为清代台湾巡抚，父亲亦为招商局大股东，邵式军本人任伪税务总局局长，因此家财无数，素有“财神爷”之称。住于爱棠路一座富丽堂皇的花园宅邸里。身兼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和军事特派员等要职的吴绍澍一到上海，便没收了邵宅。此事原本也寻常。但吴绍澍权势薰天，年方40就因“吴”、“雨”谐音，被人“雨公”、“雨公”地满世界叫，弄得他竟然连与自己素有深交的戴老板、杜老板、吴开先、周佛海等人都不放在眼里。
这帮人哪能吞得下这口鸟气，于是联手整吴绍澍。先是在吴夜里乘车回家时打了三记黑枪。吴的骄盈之气并不收敛。而后戴老板又把邵式军的老婆召来，又像教唆又像审问地盘诘了一番，就把她安排去见宋院长。宋院长此时正以“行政院长”的身分在上海劫收，这爿银行那家纱厂正忙得热乎。见到宋院长，戴老板先把事情绘声绘色地渲染一气，邵式军的老婆再以女人的复仇之心递上状子。她说住宅被占，除了家具和所有衣物外，她还丢失了大量珠宝、黄金和美钞，假如这些东西能够清查出来，她心甘情愿“输财报国”，但任其隐没肥私，她会死不瞑目的。见钱眼开的宋院长被说得垂涎欲滴，俨然以一幅公家面孔在呈文上批道：交戴局长彻查。
戴局长捧着这位九干岁的谕旨，马上调动十来个手下人，换上警服，闯进邵宅，直奔邵家的保险箱。保险箱当然是空的。戴局长也不多说什么，掉头就走人。吴绍澍手心里捏着一把汗：有一只装满古玩和摆设的皮箱就在办公桌下藏着。戴局长走后，吴绍澍在他的办公室徘徊到深夜，感到只有亲自去重庆跑一趟。
吴绍澍到重庆后，先是每位菩萨一炷香，逐个拜见了中央党部吴秘书长、陈氏兄弟、“大太子”等人，初步得到的印象是，接收的本身不是大事，关键在于他必须从他的一大堆乌纱帽中拣出几顶扔掉，避开3头消消灾。这么着再一疏通，事情果然就解决了。吴绍澍最后见到最高统帅时，他说自己年轻资历浅，各方照应得不周到，应引咎自责，着实自我贬损了一番。最高统帅半是教训半是安抚地讲了一遍话，满天星斗就化为晓3残月了。
戴局长借此事在上海强有力地摆显了权威，出了一口闷气；杜老板借戴局长的手整顿了帮规；而吴绍澍则演了一出“割须弃袍”的戏。后来吴绍澍办的《正言报》伪装进步，在什么事情上说滑了口，被人密告最高统帅，最高统帅还重提起这件事，说：“吴绍澍拜杜先生做他的学生，背叛了杜先生。又同戴局长弄翻了，戴局长要杀他，我觉得他还年轻，救了他。现在他居然要背叛我了！”算是邵式军住宅接收纠葛的余响。
邵式军住宅只是数以千计的劫收资产之一，劫收大员一夜暴富者见多不怪。军统局长戴雨农胃口极大，手段又阴狠，在劫收中也属一个显赫的角儿，就是在向最高统帅和宋院长吐血孝敬之后，仍有大批房产、汽车和日本人办的东方渔业公司及40艘机轮渔船，一家大型锯木厂和一家三合板工厂，德国人办的宝隆医院和东方图书馆等。戴局长在北平也抢了几座装满物资的仓库，一家无线电器材厂，一家中型旅馆和许多金银珠宝古玩。在戴局长的带领下，大小特务个个欲焰熊熊，使出浑身的解数聚敛逆财，洋房、汽车、金条和汉的小老婆、日本女人什么都要。他们还走黑道搞绑票勒索，上海最有钱的棉纱商人荣氏家族的掌门人荣德生便被绑去30万美元。有一个特务强占的房产达20多幢。一次戴局长在杜美路召集500多军统骨干开会，这些军统的骨干们自带的进口派克、别克、雪佛来等各种豪华轿车就停满四条马路，连戴局长本人也不免吃惊，不得已下了一道命令：凡赴集会乘坐的汽车，一律不准停在附近。
北平、天津、广州、武汉等各大城市到处是昏天黑地，接收大员们无所顾忌地你争我夺，到处是物欲横流。仅取几个小样，便可管中窥豹。
负责平津接收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上将让他的胞侄孙敬亭任天津市政府参事，到天津劫收。有一个叫戚文平的，自称是国君敌后游击队的头子，劫夺了一二十斤重的大块白银几十箱密藏在一个地下室里，孙敬亭侦知后，即以十一战区名义予以封存塞入自己腰包。武清县伪县长柳世平是块肥肉，孙敬亭就一面说他罪大恶极要法办，一面暗示链自己有办法帮他解脱，于是掷世平的金条、房产、汽车、买卖、布匹及其它存货，大都归到孙敬亭的名下，而柳的罪名也一笔勾销。有一个海军上校刘乃沂，被派往天津接收仅半年就成了巨富，拥有大小别墅五六处，姨太太半打，汽车数辆，金条和珍珠用桶装。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向华主管广州，他先霸住了各金融机构，自告禁止汪伪中储券流通，并用重庆的法币以不合理比价强行兑换，从中牟得暴利。有人在中华路欢迎“中央”派员的牌楼上挂起一只吊钵，意示“中央”回来了，老百姓就没米下锅了。“中美合作所”的小头目蔡春元、谢大傻等人窜进广州后，第一步就是劫走伪禁烟局所存的七万多两鸦片烟，跟着就有计划地绑架有钱的台湾籍商人，勒索钱财。平时他们进金饰店拿首饰，进茶楼酒馆大吃大喝，从不付帐，谁如果向他们要钱，他们立马拍着腰上的手枪恶眼骂道：“老子出生入死抗战多年，你这点东西值个屁！再不识趣，老子就锥你几个洞！”
第六战区成立了一个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负责接收武汉及湖北境内所有的敌伪物资。该战区郭副长官利用他担任的主任委员的职权，收受了大批日伪贿赂的现金、鸦片、军粮、食盐、轮船、汽车等计在500亿元以上。这些东西除大部变卖外，曾用轮船将l0辆汽车和其它物资运往南京，打点各路官长。在行政系统的接收改由行政院主持后，郭副长官从他的私库里拿出价值40亿元的绸缎布匹和日用品，赠给第六战区长官部、六战区兵站总监部和武汉警备总司令部的官兵家眷，以买好部属。有人检举他受贿之巨并庇护汉，因他是陈部长和最高统帅的亲信，不但安然无虑，而且还平步青云，步步升官。还有一个报痞子徐怨予，因与中统挂上了钩，担任了“中央通信社”武汉分社社长，到武汉后即乘机大肆窃掠。江汉路50号千代洋行的四层大楼储放着各种商品，二层和四层有四个库房存满了照相器材，徐怨予将这些器材全部偷运出来攫为己有，计有30多吨，价值三、四十亿元。此外，他还窃掠了投敌的军阀方本仁和伪汉口市市长石星川的大批财物。方本仁住宅所存50多只皮箱、几百件家具用品及货物，徐怨予连搬三天，将其洗劫一空。石星川的家也被徐搜劫，汽车和大量什物都被徐占有。
接收中贪污受贿抢劫偷盗浊浪**，弄得民怨载道，举国愤怒，但是，此时的最高统帅却一手遮天，一手捂地，硬是把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庇护在自己的卵翼下。其实这也是最大的劫夺者对自己的庇护。
宋院长从陆总手里争到接收大权之后，把权力统统捏在自己的手心里，以便于择肥而噬。他除了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包办之外，还借口敌伪产业大都不适宜于国营，由行政院颁布了一个转让民营的条例，规定凡顶承敌伪工商企业者，如一次交清价款，可按估值七折付款；由国家银行担保者，可先缴价款三分之一，一年内缴清。于是，握有银行资本的豪门利用压低估价、借款、抵押以及贬值法币等手段，劫取了几乎所有大的工商企业。上海、天津、青岛等地的纺织工业发达，“棉纱大王”荣德生等资本家纷纷伸手抢夺。宋部长初时不动声色，等到节骨眼上，成立了“经济部纺织事业委员会”，亲自指挥他的爪牙四处出击，挤掉民族资本家，将全国的纺织工业一把夺尽，实现了他官僚资本的垄断。
战后，几大国府豪门仅从天津、上海、青岛和广州四个区域，即劫得了六万亿元，这相当于当时国家预算支出的四至五倍。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野蛮劫夺，大发横财，再加上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军费急剧增加，财政赤字猛升，国统区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商业大量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农村闹灾荒，大量青壮年劳力被抓兵拉夫，加上沉重的捐税和田赋，国统区的人民被推上绝境。城市里不要说穷苦的工人，连公教人员也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成都的小学教师每小时授课收入四千元，而一碗茶水就要八干元。广大农民以*根、树皮和“观音土”充饥，竟至易子而食。国统区饥民遍野，饿殍载道，成了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地火熔岩突破了地表，人民站立起来为生存而斗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