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给忽悠了去。
卢沟桥事变总算按照这拨的意图弄大了，这边朝鲜军1938年8月又弄了一个“张鼓峰事件”。别看他田中隆吉穿了那么多年军装，还没打过正经仗，可算等到了这一天了。说着话拉着他那几门木头轱辘的山炮就去和俄国人干了。
人老毛子这次就让田中大佐彻底开了眼，一出手就是200多门大炮，里面居然还有不少150毫米口径的。再加上遍地的坦克飞机，一下子就把隶属日本朝鲜军的第19师团给打残了。这顿打不白挨，田中算长了学问，知道了白鬼子打仗是玩钢铁，大大地吓人吓人。以后没事还是不要去惹白鬼子。
人跟人不一样。辻政信输了诺门坎老是想报仇，这田中隆吉呢，算被钢铁给吓破了胆。以后田中这一辈子的所作所为都和这次在张鼓峰痛挨了扁有关。
痛定思痛，吸取教训。田中大佐想来想去觉得自己不是在第一线干的人，还是该去干特务情报老本行。正好可能上峰也觉得让这位去放炮有点屈才，屈才不说，这不一炮没放出去还差点让老毛子给放没了，就让田中去陆军省干兵务局兵务课长。
兵务局是陆军省最年轻的一个局。干什么的呢？主管“军容风纪”。1936年“2。26事件”以后，军部觉得要抓一下“军内思想工作”，这才在8月成立了这个兵务局。其实就是主管宪兵，宪兵在当时的日本不仅仅是军事警察，同时还是秘密政治警察，那时候的东条英机就是关东军宪兵司令。
干宪兵了不到一年，成绩斐然，官升少将。去了第一军当参谋长。第一军司令部在山西太原，怎么会要这么位不会打仗的将军去当参谋长呢？主要是当时日军想招降山西土皇帝阎百川，所以就派了这位“支那通”去了山西。他手下的作战参谋大家都知道了，就是那位后来在香港喊“毛ZD万岁”，在天津做对虾贩子的辻政信的秘书朝枝繁春少佐。
忙了半天，没忙出名堂。不管你能指出别人多少不是出来，阎老西在大是大非上还是分得很清楚：当汉奸，没门。大半年后田中又回了陆军省，还升了官，这次是兵务局长。
会不会有人觉得奇怪，这位田中上哪儿都干不成事怎么还能官运亨通呢？因为那时候东条正顺着。东条是宪兵出身，靠宪兵吃饭、觉得让田中管宪兵他放心。田中和东条英机在满洲就是旧交，37年他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东条兵团”（也叫东京兵团）的参谋。
现在中国人知道的昭和军阀在中国大陆的大屠杀一般就是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东条兵团”在晋察，内蒙进行的大屠杀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在性质上都远远超过了南京大屠杀。那个“东条兵团”的编成也是日军历史上几乎没有过的：参谋任主将，所以有这么个匪号。
其实单单就中日战争来说，东条倒不一定是甲级战犯，但确实是货真价实的乙级战犯。遗憾的是无论是国府还是ZG都没有加以追究，“阳高惨案”，“宁武惨案”等大量大屠杀行为根本就没有在历史上的东京审判上提起，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上也根本就没有“东条兵团”这个名词。还是秦郁彦教授在1987年才向世界揭露了这件事。说句闲话，这位秦郁彦教授也是被中国愤青们封为“右翼文人”的。
田中隆吉当了陆军省兵务局长，后来还兼了一个时期的陆军中野学校校长。这个中野学校是专门培养间谍的学校，特别变态，创办者是那位后来开战前夕和美国秘密谈判的岩畔豪雄。
这就到了1942年日美开战。应该公平地说田中隆吉是反对开战的，田中隆吉是支那通，并不太知道美国的事儿，但是张鼓峰的苏军炮火他这辈子忘不了。都是白鬼子，炮火应该都差不多，这辈子他可不愿意再挨那炮火。你要是说他田中在中央机关，“英美鬼畜”炮火再猛又轰不到他身上，他这是害的哪门子怕呢？人家又没有打算当一辈子少将局长，还想在肩上再添几颗星呢。怎么看怎么觉得武藤章坐的那个位子——军务局长爽。可是想升官就得到现场去锻炼锻炼，和蒋介石玩人家田中倒是不怕，可是要和山姆大叔开练，哎哟我的妈诶，听说那比俄国人还阔，打起炮来不论个，论时间，这打到本将头上来怎么办？所以反对。
那不行，那叫“失败主义”，这么一来田中就被轰出了陆军省。和石原莞尔不一样，石原莞尔反对扩大事态有一套一套的说法，所以被轰出了军队还能到陆军大学去当教授；这位是真的怕死，说不出什么道道，把东条惹急了说他有神经病，干脆关到国府台的陆军医院去了。
杀人不过头点地，怎么转预备役还捎带着给披了一件“疯子”的马甲？这下田中隆吉对一点不给面子的东条英机，竞争对手的武藤章，身为陆军次官装聋作哑不说还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的的木村兵太郎是恨之入骨。
但是田中隆吉是不是精神有毛病一直还真是个问题。理由是后来在1945年3月当时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起用了他做罗津要塞司令官，但成天神神叨叨，还是用不了，最后不得不解除召集，让他回家养病。不过这话得这么说：到底田中是原来就被老毛子吓成了神经病还是被东条英机给治成了神经病没人知道。
战争结束了，田中隆吉的病也好了。其实大概本来也没有什么病，就胆小一点，怕大炮。这次是想在政界混一下，想抬出宇垣一成大将组阁。但是麦克阿瑟大帅爷说宇垣一成就算不是战犯也不能担任公职，这下田中又抓了瞎。
田中思前想后，越想越恨东条英机们。1946年写了一本叫做《分析败因》的书，批判东条英机对美开战的冒傻气。这本书因为里面有很多外人所不知道的日本陆军内情，立即成了热门。
原本刘建业还没有想起这个人，田中隆吉的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引起了刘建业的高度注意。刘建业立即通过以向哲浚为首的中国检察组以国际检察局的名义发出了一个要求田中隆吉投案的命令。
出于田中的意外，这个命令不是逮捕令而仅仅是找他这个人。找他不是要逮捕他，而是找他证实他那本书的细节。所以田中隆吉没有被关在巢鸭监狱，而是被关在所谓“服部HOUOSE”，就是“服部时计”（就是那个现在做精工牌手表的）老板的私宅，被中国占领军征用的。这座房子挺有名，田中在里面住过，从巢鸭监狱里被放出来的里见甫也在里面住过，后来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也是在那座房子里面起*的。田中隆吉在里面住的不寂寞，中国占领军容许他带着小老婆和儿子田中稔三个人住在里面。除了不让出来以外，里面好吃好喝得挺舒服，还有田中最喜欢的威士忌。
刘建业为什么如此厚待田中隆吉呢？田中隆吉是个宝库，从一开始田中隆吉的记忆力就给了国际检察局极深的印象。田中的记忆力原来就是有名的，现在在国际检察局的审讯官面前，更是大放异彩。对于重大事件，能够很清楚地回忆出日期和参与人，几乎没有错误。
国际检察局的审讯官们是FBI专门搞帮会调查的那拨，本来总检察长季南就是因为砸芝加哥的黑手党而出名的。他们的审讯哲学是：日本的军部也好，芝加哥的黑手党也好，都只不过是普通的犯罪集团；既然是普通的犯罪集团，只要许以不加起诉的好处，就肯定会有人出来和警方合作。而警方需要的是一个深知内情的原高层人物，田中隆吉少将正好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而田中呢，有了占领军开出来的免死牌，当然是很欣然地答应这个司法交易。对他来说捎带着还可以报一下东条英机，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的仇，不干才傻呢。
刘建业肯不惜以不让他受到起诉为代价换取他的合作，也是很清楚地意识到田中隆吉的记忆力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宝库，只要他肯出庭作证来指证那些战犯，在法庭上的证言将是非常关键和具有杀伤力。
为了达到大的目标，必要时候和嫌疑人达成司法交易，这是英美法系常见的。刘建业现在为了能够尽快加速法庭的审讯进展，也只能暂时放下对田中隆吉战争罪行的追究。大不了就先让他多活一阵，刘建业相信只要自己的部队还在日本执行占领任务，田中隆吉就能逃得出自己的手心。
田中隆吉之所以一出场就能引起法庭的骚动，并不是大家见惯了穿军装或者是穿长袍马褂的田中，而今天田中穿着西装，也不是因为田中是前陆军省兵务局长，陆军少将。因为东京审判的被告们几乎全是大臣将军，所以出庭作证的各国将军多如牛毛，光日本就有米内光政，冈田启介这两位当过首相的海军大将加上宇垣一成陆军大将出庭，其余中国，美国，苏联，英国，蒙古哪国的将军都有。到后来连将军们的老板皇上都坐到了证人席上，就那个满清宣统废帝，“满洲国”的“康德皇上”溥仪。
也不是因为田中是作为控方证人的身份，控方证人中也有日本将军、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就排在田中的前面。大家惊讶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会吃窝窝头的人都知道田中和这场战争的关系，这号本应该坐在被告席上的人物，怎么成了证人？他会做出怎样的证词？
被告席上的各位甲级战犯们也一样地从本能反应就知道这主儿出来必没好事，所以诸位战犯们不是躲避着目光对视，就是怒目以视。
当然事情也有例外的。被告席上就一位对田中笑了笑，点了点头。
谁？桥本欣五郎退役大佐，田中隆吉的老朋友。
桥本大佐马上就要为他的乐观后悔了。两小时以后桥本就公开宣扬：“这是一辈子做过的最后悔的事”。
本来的惯例是证人先提出证词，然后检察官再根据这份证词提出问题，被告律师的盘问等等。大概是在询问期间对田中的记忆力有了充分的自信，首席检察官季南向卫勃大法官提出直接提问的请求。
卫勃有点意外，但随即就同意了。马上卫勃就会知道季南的理由了。
田中坐到证人席上以后，立即很轻松地就回答了季南对其身份的盘问：“1914年12月任陆军少尉，1921年11月陆军大学校毕业，1922年12月1日就职参谋本部，……1940年12月1日陆军省兵务局局长，1942年9月退职”，全部18项，没打一个顿，而且不是用的日本年号，什么“明治”“大正”“昭和”的，全部用的是西元纪年法。
这一下就把审判场给镇住了。
那场审判的主题是9。18，也就是所谓“满洲事变”——
第三百三十一章 … 正义（十）
秋季的夜晚，美丽的港城旅顺被清爽的寒气笼罩，港Vl闪烁的3G文学网汇入夜空的星光，在深深的寂静中微微颤悸。
一阵尖利的电话铃声撕碎了这深深的寂静，惊醒了醉梦中的关东军司令部参谋片仓大尉。他敏捷地跳下床，一把抓起电话听筒。电话里传来惊天动地的消息：“今晚10点半钟左右，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奉天（沈阳）北大营西侧破坏了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同赶赴现场的独立守备第二营发生激战。”
事关重大，片仓立即通知石原、竹下、新井、中野等参谋到关东军三宅光治参谋长官邸集合。他顾不上还穿着和服，匆忙扎上一条裤裙便跑向三宅官邸。
三宅光治少将急急地看了电报，立即给本庄繁司令官挂电话，接电话的副官并不惊讶，不紧不慢地说：“本庄司令官巡视辽阳刚刚，回来，正在洗澡。”三宅参谋长请求本庄司令官速往司令部，令参谋们也速往。
参谋们走出三宅参谋长的官邸。片仓和武元在官邸前的柳树下停住脚步，并叫住了走在前面的中野和新井。
“喂！”新井首先挑起了话题：“我认为这件事有些可疑，你们怎么看？”四个参谋都是刚出茅庐的年轻人，数新井少佐的资格老一点。他一挑起话题，几个人就议论开了。
“前几天花谷喝醉了酒，曾向我夸口说：”如果发生什么事件，可以在两天内占领南满洲让你们看看‘。莫非就是指的这件事？“片仓所指的花谷，名叫花谷正，是在奉天的日本特务机关成员。
“板垣和石原很可疑。板垣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少将来满为理由，昨天急忙从辽阳返回奉天。石原呢，刚才那样紧张的时刻，我们几个都穿着和服，只有他一个人严严整整地穿着军装。”
中野和武田谈了对疑问的感触，认为“他们是想背着我们抢头功。”
“要打就打嘛，为什么事前不告诉我们？上回炸死张作霖，板垣和石原也是这样偷偷摸摸的！”
他们陷入了沉默，向漆黑山峦前的一栋砖瓦结构的两层楼房走去。
事隔十五年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头发梳得干净整洁，戴着眼镜，看上去年轻精干的中国检察官倪征燠，用高亢的英G向坐在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发问：“你可承认爆发”九；一八‘事变之前曾持有作战计划“
板垣征四郎：“所谓的作战计划，有必要向您说明一下。”中国检察官倪征燠：“我不想听说明，我只要你回答”是‘，或“不是’作战计划由作战主任负责，是根据参谋本部的指令制定的，就是说在理解上级意图的情况下编制的。我没有直接参与。”
中国检察官：“但是你的供词中说在没有中央的承诺下编制成了这一作战计划，而现在却说是根据中央的训令制成。难道你不感到矛盾的吗？”
板垣：“我想熟读供词就会明白了。在此再说明一下，在供词中提到关东军尽管多次向中央要求增加兵力、提供新式武器，但都没有被采纳，于是关东军方面只好以现有的兵力和装备制定出自己的计划。这就是供词的正确理解。”
板垣不能自圆其说，便以蛮横的态度反驳中国检察官的质问。倪征燠怒火中烧，当场出示了当时日本内阁的币原外相于1931年9月发给日本驻满洲总领事的电报：
“最近关东军板垣大佐等，在贵地拥有相当可观的资金、操纵”国粹会‘和其他中国浪人进行种种策动，据言“发本月中旬为期限，断然实行具体行动’云云。需部署取缔其一伙浪人的策动。”
读完电文，问其有无此事，板垣只好使出耍横拨赖的无招之招：“其电报内容实属无稽之谈。据我回忆那是在沈阳事件之后的事情，参谋长三宅少将给我看过了，按他的话来说不值得一提，只是去总领事处开开玩笑而已……”身材矮小的板垣站在被告席上不断地搓手，托眼镜，青白的脸微微胀红，显得烦躁不安。
事情正如片仓参谋们在那天晚上猜测的那样，法庭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表明板垣一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28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阴谋炸死了东北奉军大帅张作霖，企图先唆使东北奉军宣布独立，然后再借机吞并东北，但心怀杀父之仇的张少帅却在稳固了个人地位以后挂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旗，使日本的图谋受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便开始了新的阴谋。1929年7月至l931年7月，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伙同另一个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先后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秘密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山海关和锦州等地侦察地形。刺探军事情报，暗中研究制定侵占东北的作战方案。板垣估计，当时张少帅约有25万东北军，其中约有2万精锐在沈阳附近，并拥有飞机、战车和军工厂。而关东军仅有1万零9百人在沈阳附近。板垣与石原等人于是密谋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先占领沈阳，进而占领“满蒙”。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