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内，提前赶到临沂。因此59军在敌方完全没有预备的状况下，就有如从天而降般地猛攻日军第5师团背侧。在庞炳勋和张自忠的内外夹攻下，第五师团淬不及防，原本占领的第40军阵地又被夺回！第59军和第40军就这样胜利会师！
庞炳勋开城迎接，当先一将乃59军中将军长张自忠。庞炳勋悲喜交加，纳头便拜，老泪横流地说：“尽忱兄弟，当初老哥我对不住你啊！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在生死关头救我一把，你要是迟来一步，就要替我收尸了。你不知道，连我的警卫都拉上去了，下一步就是我自己上阵了。”张自忠拉起庞炳勋：“更陈大哥，以前的事别提了，打鬼子要紧！”此时，庞炳勋说：“咱哥俩虽有不对劲的地方，你的为人我是最清楚的，人家说你在北平当了汉奸，我独不信。我再三对部下说，张将军是山东汉子，肠子一直是笔直的，他是在替长官受过啊，他骨头砸成灰，也不会当汉奸做亏心事的。”
庞炳勋提起的这件事，说的是张自忠一段被人误解的往事。那是在“七…；七”卢沟桥事件以后，张自忠率部在喜峰口抗战，打了许多胜仗。后来，日军大批开进关内，连连向我挑衅。7月27日，日军又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他和三十七师于28日午前撤离北平，作为和平谈判条件，否则将采取断然措施。28日拂晓，日军开始向南苑进攻，我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和南苑驻军指挥官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相继阵亡，南苑失守，华北局势异常危急。
为了保存力量并争取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宋哲元于当日下午3时召集在北平的军政首脑，举行特别紧急会议，决定把部队撤到保定，委托张自忠暂代自己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一职，留在北平与敌谈判，以作缓冲。当时，是抗战还是妥协，国内斗争十分激烈，留下来与日本人打交道，是要背“汉奸”罪名的。但张自忠毅然接受了任务，他说：“现在战与和都成了问题，看情形事情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我们二十九军能安全脱离险境，我愿担当这个重任，个人毁誉在所不计！”
在接受任务的第二天，他给所部团以上军官写了一封信，嘱咐他们“团结一致，在副师长率领下听从军长的命令，坚决抗战”。
二十九军于当晚撤走后，张自忠便孤处危城，在世人的误解之中，默然忍辱负重，继续与日寇周旋。
但是，那段时间里，报纸舆论都说张自忠是汉奸，军内外传说种种，有的说日本人把他送到日本做官去了，也有的说他留在北平当了伪市长。
张自忠很感激庞炳勋对自己的信任，他激动地说：“我今天到临沂来，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向人们解释，我张自忠的心是红的，不是黑的。”
李宗仁考虑到张自忠与庞炳勋在军事素质上毕竟有所区别，而且，他们又是同级高级军官，有些事需要上面派人协调。于是，特派参谋长徐祖贻去临沂，召开张部、庞部以上军官讨论作战方案。庞建议布兵在临沂四周，固守城防。张则主张以五十九军在城外采取野战，主动向攻城之敌的侧背袭击，以解临沂之围。
他俩的意见不一致，这时，徐祖贻做出评点裁决，他说出庞、张作战方案均有利弊。他认为，庞的方案平稳周全，缺点却是战术呆板。而张的方案是积极防御的方案，既能固守城防，又能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
于是，在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贻的协调下，两人商定，庞军固守，张率59军反攻。59军是西北军的老班底，冯玉祥、宋哲元的基干部队。能征惯战，所向披糜。1932年长城抗战，在冷口、喜烽口、潘家口一带，用大刀片砍得日军鬼哭狼嚎。这次仇人相见，分外眼红。3月15日凌晨4时，天地之间一片漆黑，张自忠指挥第五十九军的三十八师为左翼，一八○师为右翼，一一四旅为预备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渡沂河，向日军第五师团的右侧背发起攻击。几乎同时，庞炳勋指挥的第五十九军分左右两路，在亭子头、大太平、申家太平、徐家太平、沙岭子等处，向第五师团的正面攻击。第五师团被两面夹击，坂垣毕竟是战术上的内行，他很快就发现了庞军东南方向阵地上兵力不足的弱点，便集中大炮，猛轰东南方向。不久，日军便打开了缺口，步兵接着冲入了临沂城。临沂危在旦夕！庞炳勋命令邵恩三率预备队上来，发起反击，两军白刃格斗。
徐祖贻发现预备队兵力不足，日军有可能占领临沂，便打电话询问庞炳勋：“你手中还有多少预备队？能不能全部调上去，迅速挡住敌人！”
“我一共只有两个师，补充团一部在九曲抗敌，另一部在城内与敌搏斗，连我身边的警卫都上去了，再有就是我这把老骨头了！”庞炳勋心急火燎地说。
关键时刻，又是张自忠主动派了一个团，前来增援庞炳勋。他们与庞军共同战斗，一下子把第五师团推出城外，坂垣见自己的部队三次被推出城外，命令预备队再次攻城。16日晚，徐祖贻见整个临沂城成了一堆废墟，认为现在守城的意义已不大，况且，庞军、张军伤亡较大，为了保存力量，他电话征求庞、张二人意见，是否暂时撤出战斗，向郯城方向转移。张自忠认为此时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就看谁有韧劲再坚持一下，他觉得只要再打一天一夜，敌人就可能会撤出战斗。徐祖贻听了张自忠的建议，反复推敲还是拿不定主意，便电话向李宗仁报告，请求李宗仁指示。李宗仁分析后，同意张自忠的建议，并要徐祖贻认真组织讨论反击方案。反击的任务主要由张自忠部队担负。张自忠在团以上军官作战会议上，传达了反击方案。他紧握着拳头，坚定地说：“弟兄们，敌人欺软怕硬，我们朝敌人的薄弱点坚决地打，部队要插进去，要多箭头向纵深发展。只要我们猛插进去后，敌人就会乱了方寸。我们把敌人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地吃掉，动作要猛要狠。尤其要指定神枪手，对准敌人的机枪手、迫击炮手打！”他又指着地图上的刘家湖说，“这里的敌人阵地有炮工事，你们要在夜间用炸药把这些炮工事炸掉！”最后，他下令所有师长、团长、营长都要到第一线指挥战斗。
3月16日夜晚，天气晴好，月光融融。第五十九军官兵全体上阵，先以大炮朝敌阵地炮轰，轰隆隆的炮声中夹杂着隐约的炸药包的爆炸声。敌人阵地上顿时火光闪闪，人影晃动。张自忠估计，敌阵地被大炮炸得差不多了，便下令冲锋。官兵们如狂涛般向敌阵地冲过去，激战一昼夜，庞军占领尤家庄、傅家屯。张自忠发现另一支部队占领了东西水湖崖、沙岭一线，感到十分奇怪，他不知道这是一支什么部队。派人一打听，才知道庞炳勋指挥第三军团杀来了，敌人吓得逃跑了。庞、张两支部队奋起追杀，再次占领了汤头、三疃、傅家池、草坡一线战略要点。巩固了战略要点后，他们继续追杀日军，先后攻克了李家五湖、辇沂庄、辛庄、车庄、前湖崖等地。
坂垣对于中国军队夜间发起的全面反攻，猝不及防，而且由于先前的攻城作战里，已经动用了预备队，手里没有可供调用的机动力量，只能大败而逃。中国军队渡过沂河，追击数十里，临沂得以解围。是役杀敌5000余，击毙日酋十一联队长野裕一郎大佐以及年田中佐。缴获弹药、被服不计其数。沂河两岸遍布两军尸体，血水染红了冰冻的河水。
日军第5师团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造成日军部队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作战，只有先撤退回莒县以困守待援（当时日军虽以超过一百多辆的卡车，满载阵亡的日军尸首匆促地奔逃，但战场上仍然遗留了不少的死尸。日军一向非常重视同胞尸首的处理，不是危急到没有办法，通常都会设法带回焚化，将骨灰带回日本）。
临沂没有攻克，还损兵折将，伤亡大半，坂垣气得眼冒火星，发誓攻破临沂。这次，他不愧是以谋略闻名日军，玩弄了一出声东击西的把戏。18日那天，他命令2000余兵力攻打费县。李宗仁不知是计，命令张自忠率部增援费县。当张自忠率部赶到费县时，坂垣指挥另一支部队再次进犯临沂。庞部告急，李宗仁才知上当。急令张自忠于25日返回临沂。为了加大临沂的攻击力量，李宗仁命令汤恩伯部骑兵团增援临沂。守卫临沂的兵力大增，官兵们精神振奋，张自忠统一指挥全线出击。
坂垣见中国军队以扇形态势猛扑过来。意识到如不撤退就有可能被中国军队包饺子，慌忙下令撤退。大路上、田野上，溃不成军的日军向北爬行。路有多宽，溃逃的队伍就有多宽。坦克、汽车、摩托车、炮车等，东撞西碰，挤在一起无法撤退。狼狈的士兵倒扛着枪，一瘸一拐地后退着。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弹像长了眼睛似地直往敌人的队伍里钻，一声巨响便炸倒一片。官兵们随之冲入敌群，用手榴弹和刺刀消灭那些躲在坦克后面的敌人。坂垣也差一点当了俘虏。他的大衣、手杖和文件包都丢在了田野上。被天皇称为“铁军”的第五师团败在了中国军队的脚下，而且失败得很惨。回到莒县以后，深感颜面无光的坂垣羞愤之下，试图刨腹自杀，为副官所救，未能成功。当然，最后在1948年的12月，坂垣在东京的巢鸭监狱，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兵执行了绞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看到战报上面的情况介绍，刘建业立即召集所部的中级以上军官，向他们提出，自己的部队是中央军，而且是从在罗店打过血战的11师出来的，如果上峰要我们上前线，我们能不能向西北军弟兄们一样，守能守的象磐石，攻能攻的象猛虎？如果不能，回去以后，自己想办法解决。谁要是在战场上面真的犯了熊样，他刘建业手里的枪，可绝对不是烧火棍。
两次临沂阻击战的胜利，使得日军东西两路对徐州钳形合围的意图破灭。现在，李长官可以专心对付西线的日军矶谷谦介第十师团了。
第四十七章 … 浴血滕县
正当板垣败绩累累之际，日军西路第10师团长矶谷仍然武士道精神十足，带领着濑谷支队，不顾一切，拼命向南推进。不过，矶谷廉介这么做，也是有些资本的，不全是狂妄。他所率领的第10师团姬路师团，是一支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又拥有空军协同作战的能力，火力强度比一般的中国军队两个集团军加起来还要强。为了抵挡矶谷廉介的进攻，李宗仁调来川军邓锡侯第22集团军，孙震（孙震是老资格的川军将领，他的侄子比他还要有名，就是黄埔一期的孙元良。）的第41军赶往滕县，拒敌南下。
邓锡侯的第二十二集团军。这是一支川军队伍，原来驻扎在四川成都西北地区，是“四川王”刘湘的部队，所辖的两个军均系“乙种军”编制。即每军两个师，每师两个旅，从旅到营也是如此。整个集团军总共只有4万余人。而且装备陈旧，主要武器为四川造的七九步枪和为数极少的土造轻、重机枪及土迫击炮；重武器如山炮、野炮等都还没有。士兵们身上的装备也很简陋，除了一枝步枪、两颗手榴弹外，背后还插着一把大刀。
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川之前，邓锡侯听说日军有飞机、大炮、坦克。觉得自己部队装备那么土，怎么上前线和日本鬼子打呢？于是，他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要求换武器。蒋介石很快回电说，前方紧急，时间紧迫，可先出发，途经西安，准予补发。
邓锡侯手持电报，兴奋地对部队动员说：“弟兄们，蒋委员长来电报了，他要我们先到西安，到了那里，就给我们换发新武器了。蒋委员长是一国之主，说话算话。弟兄们，我们从明天起出川作战。一路上要拿出精神来，要走出我们川军的威风来！”
9月5日，他们沿着当年诸葛亮兵出祁山伐魏的路线，一路疾驰。10月上旬，先头部队抵达西安。可是，当他们向西安当局要新武器补充部队时，西安当局回答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事。邓锡侯急了，再次发电报向蒋介石要新武器。蒋介石回电说，当速东进，过潼关，渡黄河，到达太原加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武器也由第二战区发放。
第二十二集团军向山西开进，途中在汾西、灵石、介休遭遇日军，因缺乏思想准备，同日军打了七八天，损失很大。他们艰辛地走到太原，阎锡山却不拿正眼看他们，说他们是叫花子军。邓锡侯气得嗷嗷怪叫，跺脚骂蒋介石和阎锡山是骗子。其实，邓锡侯早就应该料想得到，阎锡山这个山西老土财主，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太原兵工厂的新武器装备给不是自己嫡系的川军？留着给自己的晋绥军还差不多。骂了几天，阎锡山躲着不见，邓锡侯找不到人，火气更大了，他对官兵们说：“现在我们是没娘的孩子，蒋介石骗我们，阎锡山躲着不见我们，从今天起，你们自己找米下锅，找武器仓库，能者多得，谁找得多就归谁！”
邓锡侯这番话等于是下了抢劫令，顿时，太原城内城外，处处是川军抢东西的士兵，一天下来，既找到了粮食，又抢到了弹药。但却把阎锡山气得胡子翘上了天。他连发三份急电，向蒋介石告邓锡侯的状，说川军抗日不足，扰民有余。他强烈要求蒋介石将川军速速调走。蒋介石很难理解阎锡山的心情，如今抗战急需兵力，部队多多益善，阎锡山为何给他部队他不要？蒋介石拿着阎锡山的电报，心下想到，你阎锡山不知好歹，你不要，还会没有人要吗？他当即发电报给河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问他要不要川军。程潜接电，双眉微皱，心中诧异。作为长期以来的民国元老，军政两界的不倒翁，又是和蒋委员长长期不和，曾经被软禁过的程潜，自然要对蒋委员长的行动多长一个心眼。川军千里迢迢到达山西，阎锡山为何将他们拒之门外？他觉得蹊跷，怀疑里面大有文章。他决定别人不要的他也不能要，因此，给蒋介石复电：阎锡山不要的为何推给我？
蒋介石看着程潜的电报，雷霆大发，拍着桌子生气地说：“娘希皮，这里不要，那里不要，打起仗来天天跟我要兵，现在给他们他们却拒之门外，这阎锡山、程潜搞什么名堂？”也难怪蒋委员长生气，阎锡山长期以来把自己的山西和绥远，搞得像铁桶一样，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连铁路路轨的轨距都和外面不一样。要不是红军渡过黄河发动东征，晋绥军实在抵挡不住，中央军根本进不了山西。程潜是民国元老，做过大元帅府陆军部长的，当时，蒋委员长不过是大元帅府的一个参谋军官。程潜和蒋介石长期政见不和，虽然手上没有基本部队，但是，门生众多，名望甚高，蒋委员长虽然曾经把他软禁在汤山，可是在民国其他元老的一致压力下，没有多久又把他放了出来。
军令次长林蔚在一旁说：“这样吧，既然他们都不肯要，还不如让他们回四川算了。”
“对！”蒋介石觉得有理，不再发火，自语道，“就让他们回四川，我迟早都要到四川去的，让他们回四川为我打基础。”
蒋介石正准备下令，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走了进来，他听到了这两个人的对话，便对蒋介石说：“我看把川军调到五战区去，德邻常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只有没出息的将，没有没出息的兵。”
蒋介石顺水推舟，随口说道：“那你就打个电话问问德邻，看他要不要。”
接到白崇禧电话的李宗仁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