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也就是蒋介石离开武汉后的第二天，他在南岳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敌人计无复逞，乃不得不暴露其弱点，以发动华南之侵占，自兹抗战地区，扩及全国，战局形势，显有变迁，临此成败胜负转移之关键，特为我国同胞概述抗战经过之事实与将来之目标，重加阐明而申告之……”“我国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的抗战根据地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的交通地带，而在于更广大深长的内地，保卫武汉的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的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的建设。武汉外围已进行5个月的苦战恶斗，已给予敌人重大打击，因此，守卫武汉的任务已经完成，目的已达到。如今放弃武汉三镇核心，确保武汉外围的兵力，使我军作战转入主动有利地位。武汉虽已被敌人占领，然而其耗费时间5个月，死伤人数数十万，所得到的，虽然不是焦土，却是一座空城……”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代表政府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再也不见了1月16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那副骄横强硬劲，公开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诱降。12月22日，在中国方面尚未作出反应的情况下，近卫为显示诚意，又抛出了他的第三份声明，提出：“日满华三国应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打动蒋介石的心，甚至说出：“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童中国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而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意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战的战略转折点。从这一天起，日本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百端漏洞所带来的战争颓势，已提前敲响了侵略者战败的丧钟。武汉会战，终以其宽广的作战地域，空前庞大的作战兵力，惨烈无比的浴血厮杀和特殊的历史意义，在中国抗战史辉煌的画卷上，留下了壮丽的一笔。此役，战火燃遍豫、皖、鄂、赣四省，波及长江、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域。双方直接参战兵力高达150万，死伤逾50万。中国抗战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剧烈的大战！侵华日军从未付出过如此惨重的伤亡代价！中国军从未取得过如此巨大的战绩，也从未付出过如此巨大的牺牲！战后统计，大战期间，日军补充兵员达四五次之多，死伤20万人，另有15万人病倒而失去战斗力。日军军力受到空前消耗。而中国军装备寡劣，伤亡倍之于敌。其中，无数血性男儿血洒大别山麓，长江两岸，不留姓名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据日本华中派遣军战后统计，东久迩宫第2军掩埋中国军未及收回的尸体就达5。2万具，冈宁第11军掩埋的甚至高达14。35万余具。20万尸体足以染透青山，浸透江河，他们为保卫大武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真是“凯旋日不见英雄还，胜利时可见英雄泪”。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们的名姓，也没人知道他们的葬身之处。他们融入了青山，融入了江河，只有青山翠谷、滔滔江水，伴着他们长眠疆抄…中国人是不会忘记这些民族精英、国家英雄的0青山依旧，江水长流，恨不能为抗日死……这是他们生前最爱说的话。最爱唱的歌。
作为先后参与了田家镇要塞守卫战和万家岭血战的第6军，在这场空前激烈的大会战里，损失也是相当的惨重。全军离开武汉开赴战场时候，近2万2千余人，经过两次血战，等到全军奉命撤离战场，退往湖南平江的时候，全军已经不足万人了。
“全军为武汉会战的殉国将士披麻戴孝，再行入城。”11月初，平江城外。第6军即将入城之际，军长刘建业突然下令全军停下脚步，全部停在了城外，然后，又下了这样的一道命令。
军长的一声令下，第6军的军需官立即派出了大队人马，到处搜寻所需的白布和麻布。忙活了整整五天以后，全军所需的所有孝服，终于置办齐了。
11月11日，这个被后来人称为是“光棍节”的日子，平江城里的所有人，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一支从前线下来的部队，没有穿着常见的军服，而是全部穿着只有家里的至亲逝去时办白事的时候，才会有人穿着的重孝孝服，寂寞无声的从平江城的城门排成了队列，依次入城。一位戴着中将领章的年轻军人，步行走在队列的最前面，一只手里拿着白事上孝子才拿的哭丧棒，另一只手托着军帽，面色沉重的走着。后面，无数的军人，同样的一身重孝，无言的跟在年轻将军的身后，从少将到士兵，无一例外。有的人手里拿着招魂幡，有的人一路走，还一路向空中抛撒着白色的纸钱。
队伍无声的穿过了平江城，一直走到了城外的汨水河边。
“全军列队1带队的年轻中将，转过身来，向着身后的队伍大声地命令。
命令被一级级的传递了下去。随后，队列无声地整齐摆列在汨水河边。
站在临时设置起来的台子上，刘建业声音哏咽的对着面前的今晚身披重孝的部下，说道：“今天，我带着弟兄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给我们在武汉会战里的死难弟兄们招魂送行的。这一仗，我们是丢掉了武汉，我们败了。可是，我们没有丢掉我们作为中国军人的尊严！我们第6军的弟兄们，没有给头上的帽徽丢脸！我们让小鬼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让他们知道了，即使战斗到了最后一人，我们也绝对不会投降，绝对不会屈服。因为，我们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战！是为了生存而战！是为了尊严而战！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全军超过一半的弟兄，没有能够活着走下战常这是一万多条生命啊！可是，即使现在有人问我，如果，你知道会有这么大的损失，你还会把部队带上前线吗？我依然会毫不犹豫的对他说，我会。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的军人。当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军人不站出来，谁站出来？难道要老百姓站出来吗？那样，将是我们身为军人的耻辱！只要我还穿着这身军服一天，我就绝对不会玷污了这身军服！军人天生就是为了保卫国家，保护老百姓才存在的。为了国家民族而战，我们死得其所，虽死无憾。”
“我们为那些殉国的弟兄们招魂送行，是要告诉他们，他们的英灵将永远活在我们全体活来的人们的心里。这种纪念，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漠，它只会越来越深的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我记得有几个参加敢死队的弟兄，在出发之前的时候，提出过一个要求，希望能够在打败小鬼子以后，给他们立上一座碑，让后来的人能够知道，曾经有一群人为了保护这片土地，献出过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我在这里，向所有的弟兄们郑重的承诺，在打败小鬼子以后，我们第6军必定为了所有的殉国将士建立纪念碑，要让所有见过的人都能知道和记住这些将士们所付出的牺牲。只要在那个时候我还活着，我没有兑现这个承诺，在场的每一个将士都可以朝着我开枪1
“现在，全军跟我唱。”刘建业说到最后，站在台上起了调子。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们都会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进！
高亢而激愤的歌声，穿越云霄，如黄钟大吕，直撞人心。
第八十三章 … 汪精卫的事
武汉会战落幕以后，从南到北数千公里范围的广阔战场，暂时进入了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在经过这样一场双方动用兵力总和超过一百万人，历时数月之久的大规模会战之后，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日本方面，都不得不对刚刚经历血战的部队进行休整重编。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战线延长，兵力分散，财政经济困难。为了实现其早就确立的“以战养战”的作战指导原则，日军不得不改变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改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打击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并将重点置于华北，相继从华中、华南及日本国内抽调7个师团又5个旅团加强华北方面军。日军企图以此来确立起对华北地区的有效占领，从而获得更多的稳定的战略资源的供应，以满足其不断扩张的军事野心的需要。
国民政府在丢失武汉以后，正式迁往重庆，开始以中国西南地区为大本营，对日本的不断侵略进行持久抵抗。参加武汉会战的数十个师的部队，则分别撤退新驻地，进行休整和补充。军委会则对各部队的驻防和部署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阶段的正面战场作战形势。
就在这种抗战进入艰难时期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开始变得不那么安分起来了。
日本内阁的近卫首相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以后，向来以孙先生的忠实门徒自居，自认为是中山先生最适宜的继承者，国民党内的第二号人物，长期以来的国民政府内最大的亲日派，汪精卫从中嗅出了一些不一般的气味。不甘于长期居于蒋介石之下的汪精卫感到对自己来说可谓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要来临了。
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国民政府没有关闭调停之门，愿意与日议和。而这时日方也已经通过汪精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的梅思平向他转达了希望他出山，另立门户的意见。
入秋的上海。没有人留意到位于虹口区东体育会支路上的一座无人居住的洋房一时间热闹起来。在这幢日后被叫做重光堂的房子里，代表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密谋策划着。
11月20日，筋疲力尽的中方代表在《日华协议记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日华协议记录》包括三个文件，后来就简称为重光堂密约。这份密约是被梅思平缝在西装的马甲背心里带回重庆的。协议规定：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日汪双方共同承认上述解决时局的基本条件后，汪精卫等人应立即同中国的最高统帅断绝关系，并声明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实现日华合作和执行反共政策，在云南等西南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5个到10个师的军队。
1938年11月26日清晨，它出现在汪精卫的眼前。在招待梅思平的家宴上，汪夫人，当着梅思平的面对汪精卫说：“这次你可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连点头说是决定了。
为了实现自己登上中国最高政治宝座的夙愿，汪精卫最后还是选择了和日本人合作的道路。
汪精卫最初打算是出逃到昆明或其它地方实力派控制地区，建立与国民政府相对抗的亲日政权，促成对日妥协。早年受汪精卫提携和资助赴美留学的陈公博是汪精卫的忠实亲信。在得知汪精卫要出逃的消息之后，大吃一惊。他虽也倾向于和谈，但并不赞成分裂中央。几番犹豫之后，陈公博还是跟随汪精卫出走。12月7日，外出的最高统帅突然回到重庆。汪精卫原定12月8日的出逃行动推迟。12月9日，最高统帅召集重要人员会议。此时的汪精卫一边担心计划泄露，一边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最高统帅能忽然转变，接受和平，使自己不必冒着反党叛国的罪名出走。
12月16日，最高统帅应汪精卫之请，单独与他会谈半小时。这也是两个人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会面。这对十几年来不断打打闹闹、分分合合的政坛宿敌，异常平静的分道扬镳。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那天晚上，最高统帅在日记中只简短地写了一句：“上午，与汪谈党政问题……”
12月18日，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等人借口讲演，从重庆逃往昆明。跟随汪精卫出逃的有陈璧君，汪的死党曾仲鸣，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他的女婿何文杰，还有他的秘书陈昌焘。
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一行飞往越南河内。21日，陈公博从成都经昆明到河内。29日，身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最高统帅发出“艳电”，公然说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宣称愿以日本首相近卫提出的“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中国可以保全下来，那么抗战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近卫三原则声明（第三次近卫声明）”，强调要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要和“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这一声明意味着，日本方面要在中国内部寻找愿意与他们合作的高层人物，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作为维护日本在华所谓特殊利益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很显然非汪精卫莫属。在所有愿意和日本人合作的人物里，只有汪精卫的级别和政治声望最符合日本方面的需要。这个声明是根据重光堂密约而拟订的。但由于受到陆军方面的反对，声明中没有体现出汪精卫方面提出的两年内撤军的要求。
为了给抗战中的国人造成更大的困惑，以突显他的主和立场，第二天，汪精卫向日本提出四点希望。汪精卫还建议日本以摧毁中国战时首都为目的，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在他的提议之下，日军决定实施《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从1939年1月开始，以更大规模对重庆地区进行血腥轰炸。
刘建业是在自己的卧室里听着收音机的时候，听到汪精卫所发的“艳电”。
“这个汪兆铭，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刘建业听完了“艳电”，并没有任何的惊讶，只是随手关掉了收音机。
“小妹，我早就告诉过你，这个汪兆铭不是甘于寂寞的人，只要他找到他自认为有利的时机，他肯定会跳出来的。”刘建业对着自己的妻子说着。
趁着战事暂时趋于平静，刘建业也送信到宁波的老家，告诉家里人，最好收拾家里的重要资产，转移到澳门去居住。刘老爷子在接到信以后，也认为儿子的这个想法很有道理，于是自己带着家里的主要人员，南下前往澳门，只留下刘建业的大哥大嫂看管祖业。刘家一行人到了香港以后，刘建业的妻子王靖芸却不愿意在跟随大家一起到近在咫尺的澳门，一心要转向前往湖南，和丈夫团聚。刘老爷子认为这是女人应该的本分，所以，也就派了几个人护送着儿媳妇辗转到了位于湘北的小城平江。
“大哥好像预先就知道了一样。以前，你和我说的时候，我还不相信他这样的大人物，居然也会背叛国家民族。”王靖芸看着刘建业说着。
“这叫政治预见性。追逐利益是人的天性，这并不奇怪。只是追逐利益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一些是可以用的，有一些则是不可以用的。是所谓大丈夫有可为，又不可为。”刘建业可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