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能打败日本人，我不介意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在我看来，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最大限度的打击敌人，那就是好的方法。”
“以你的意思，如果再次面对当时的那种情况，你还会选择那么做？”
“如果情况需要的话，我还会那么做。”
“你就不怕再次被弹劾？你在南昌的所为，惹出来的动静可不小。”
“我只知道在战场上，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畏首畏尾，是很难打赢战争的。”
“好了，我就不再继续问你了。你就去后面的那座楼里。那里是长沙警备总司令部。这个部门刚刚组建，司令职务由我兼任，副司令职务空缺，所以，主要的事情由你这个军委会任命的代理参谋长负责处理，有决定不了的再拿到我这里来。”代理司令长官例行公事的作了指示。
“卑职遵命。”刘建业向代理司令长官立正敬礼，然后走出了这间并不很大的办公室。
“小心一些，最好不要象酆悌一样。”代理长官目送刘建业走了出去，小声地说道。
酆悌，黄埔一期生，陆军少将，前任的湖南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长沙警备司令。1938年底，长沙军警奉令在湖南省省会长沙全城纵火，实行所谓的“焦土抗战”。由于是仓促行事，并不知情的市民匆匆忙忙争相出逃，互相拥挤践踏，造成很多死伤，熊熊大火还烧掉了十几万间民房商店，损失极为惨重。惨剧发生后，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令国府当局极为被动。12月18日，最高统帅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的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崐和长沙市公安局长文重孚，借他们的人头以平息民愤。
同样是执行焦土抗战，酆悌丢了脑袋，刘建业却只是背了一个不疼不痒的处分，显然这让曾经是酆悌老上级的代理司令长官有所不满。不过，代理长官也很清楚，刘建业毕竟是预先就做好了准备，把城内的几十万居民先行疏散，否则，人员损失将巨大的多。而且，当时也很难有其他的好办法来打击城内已经占据了上风的敌人。所以，代理长官也没有更多的难为这位天子门生。
刘建业到了自己任职的新部门，开始履行其自己的职责。每天，刘建业都要批阅大量的文件，以做好长沙及其周边地区的整军经武，群众团体的宣传组织，各界抗日自卫组织的训练，保安部队的整训，战争物资的筹措等一大堆的事情。迫于无奈，刘建业只好又把自己在军部里的秘书班子搬到了长沙警总，帮助自己处理那些文牍。
1939年5月末，已经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的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一手安排下，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飞抵东京，先后与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以上即日本战时最高决策机构——五相会议成员）和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公爵举行会谈，和日本人商谈建立以其为首的伪政权等有关问题。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汪精卫最后接受了日本人提出的《中国新中央政权建立方针》。随后，汪精卫于6月中旬回到中国，并按照日方意图，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建傀儡政府。8月下旬，汪精卫召集了部分汉奸，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建立傀儡政权做好了准备。
然而日本人对汪精卫一伙人的能量及其影响力还是相当清楚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在给其国内的报告中称：现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败分子，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今后汪派的活动如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假若得不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因此，尽管手中已经有了汪精卫这张牌，但日本人心里清楚，要想解决中国事变，还必须得和中国的最高统帅打交道。不过，从当时的情形看，最高统帅对日本人抛来的“橄榄枝”似乎不太感兴趣。这令日本人有些恼火。虽然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是在最高统帅的手里仍握有约200个师的兵力，必须先打击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使那位最高统帅失去赖以支撑抗战的资本，惟有如此，那位最高统帅才能乖乖就范。这是日本侵略者经过研究后得出的共识。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都企图以军事打击结合政治谋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
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平沼内阁随之垮台，日本国内对德不信任气氛高涨。8月30日，退役的日本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奉命组阁，鼓吹“自主外交”。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4日，日本的阿部内阁发表声明：“帝国拟不参与这次欧洲战争，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
日军占领武汉后，将武汉周围作为其对中国正面战场继续施加压力的作战地区，以对武汉形成包围态势的中国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为主要对象，但因兵力有限，只能逐次转用兵力，轮流实施战役进攻。1939年，日军大本营将新编成的第33、第34师团调往武汉，编入第11军战斗序列。随枣会战（日军称“襄东会战”）以后，日军大本营又于6、7月间先后将第9师团和第16师团从第11军战斗序列中调出，让其返回国内。这样，到1939年夏秋，在日军第11军编成内，仍有7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旅团和直属炮兵、工兵、战车队等，仍为侵华日军编成规模最大的一个军。其中第3师团担任信阳、应山地区警备，第13师团、骑兵第4旅团在平汉铁路南段以西地区，第34师团在平汉路南段以东地区，第6师团在岳阳、蒲圻、新墙河以北地区，第33师团在咸宁、大冶、阳新地区，第101师团担任吴城到永修一线地区警备，第106师团在武宁、修水地区，独立混成第14旅团担任九江、瑞昌地区警备。武汉周围虽是侵华日军兵力密度最大的地区，但第11军面对着中国第一、第三、第五、第九战区的包围和威胁，仍感兵力单薄，每当需集中兵力发动局部攻势作战时，通常都只能使用一半兵力，因另一半兵力须担任其占领地区的警备任务；如果使用的兵力超过半数以上时，就必须临时放弃一些占领地，以免陷于被动。
随、枣会战以后，日军第11军认为已给中国第五战区以有力打击，随即着手进行长沙会战的准备，再给第九战区以有力打击。欧洲大战爆发以后，日本政府痛感国际局势正处于急剧变幻之际，更希望早日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抽出身来再腾出手来去抢夺英、法无暇顾及的远东殖民地。
美、英、法等国为了在西方与德、意法西斯对抗，在东方继续推行绥靖主义政策，极力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企图用牺牲中国利益的方式，换取同日本的妥协，以维护其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利益。
因此，日本侵略者一面与美、英、法等国进行谈判，迫使其在中国问题上做出让步，一面加快组建汪伪政权的步伐。同时，为了配合从政治上对重庆政府进行诱降的需要，日军决定对中国的正面战场发动有限的攻势作战。承担这一任务的便是驻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
日本侵略者准备将打击中国抗日军队作为献给汪伪傀儡政权的一份厚礼。同时，也将其作为借以对美、英、法等国进一步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的砝码。
这便是日本人的如意算盘！
于是“第11军决定乘加快在华中建立中央政权的势头，于9月下旬把敌第九战区军队消灭在湘赣北境地区，挫败敌军抗战企图”。
8月15日，日军第11军就已制订出《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其作战目的是：“为击败第九战区的粤汉路沿线敌中央直系军主力，乘中国政府军衰退之形势进一步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加强确保军作战地区内的安定。”其战役指导方针是：“一、军主力（约两个师团为基干）在隐蔽中作好准备，大概在9月下旬开始行动，将粤汉方面之敌军主力消灭在汨水河畔。在此期间，约以一个师团策应军主力，事先将高安附近之敌消灭后，转向修水河上游捕捉该方面敌军。二、实施本作战时以奇袭为主，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大概原来态势。”其兵力使用是：“湘北方面的主力为第6师团，第33、第3、第13师团各一部（2至3个大队），军直属队之独立机枪大队、战车队、山炮兵、迫击炮及独立工兵部队的主力。高安修水方面为第106师团主力，第101师团一部，军直属之野战重炮兵，迫击炮、独立工兵、独立轻战车、架桥与渡河部队各一部”。“为适应作战地区的地形与交通状况，各作战部队主要应使用轻火器和驮马”。并规定：“为了迷惑对方，当部队集中时，应对外宣传这次作战是以宜昌及福建为目标”。从其计划中可见日军发动此次战役（日军战史称此为“赣湘会战”）的企图只是在汨罗江沿岸、粤汉路两侧的丘陵地带打击中国第九战区主力，打完就走，并不想扩大占领区。
8月10日前后，日海军开始在洞庭湖东侧侦察袭扰、探测航道；日空军也在战区上空侦察，窥探重要目标。8月下旬，日军地面部队开始集结兵力，调动频繁。其中第6师团从通城、临湘一带向岳阳以南集结，第33师团从咸宁、崇阳向通城附近集结，第13师团奈良支队从钟祥地区向临湘以南集结，第3师团上村支队从应山经汉口向岳阳以南地区集结，第101师团的第102旅团、第106师团在修水、武宁一带附近集结。
9月1日，第11军发出进一步准备的命令，命右侧翼的上村支队在城陵矶附近进行登陆训练，准备战役打响后乘舰南下，在营田附近登陆，将第九战区主力割裂，阻止其后退和增援；正面右翼的第6师团于9月18日前向新开塘附近开进，准备强渡新墙河，向南突进；奈良支队于9月17日向桃林以南地区开进，准备协同第6师团向南突进；正面左翼的第33师团于9月19日在通城附近集结完毕，准备向通城东南进攻；左侧翼的第106师团及第102旅团于9月13日集结完毕，准备奇袭当面之敌，从奉新以西突破守军阵地的左翼，深入至守军防御正面之侧后，将守军歼灭于高安西北地区。第11军在检查各部队准备情况后，于9月10日确定：第106师团方面（赣北）于9月15日开始进攻，第6师团方面（湘北）和第33师团方面（鄂南）于3月23日开始进攻。第11军司令部战斗指挥所于9月13日从汉口前推至咸宁。
第九战区既是武汉会战后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主要方向之一，在战争全局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自然会引起军事当局的格外重视，不仅在此方向上部署了较其他战区更多的部队（约占全国野战部队的五分之一），而且对此方向作战的方针也早在4月份即已基本确定。4月15日，军委会委员长曾致电两位战区司令长官：“如敌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其致命打击之反攻。”4月21日，军事委员会又指示第九战区：“湘北方面之作战，应先立于不败之地，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之数线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敌如突入第二线阵地（平江亘汨罗江线）时，我应以幕阜山为根据地，猛袭敌之侧背。万一敌进逼长沙，我应乘其消耗既大、立足未稳之际，以预伏置于长沙附近及其以东地区之部队内外夹击，予敌以致命打击。”5月16日，军事委员会再次致电第九战区：“赣北方面，以游击战消耗牵制敌人，对该方面敌人予以反击，务希随时随地切实注意，妥为部署；高安方面，我军须纵深配备，并准备敌如进攻高安时，应自主的放弃高安，诱敌深入而侧击之。”
第九战区为使防御具有韧性，达成军事委员会所赋予的任务，在湘北方面，沿新墙河、汨罗河、浏阳河构筑数道阵地，于幕阜山和湘江西岸构筑侧面阵地；在赣北方面，也指示各集团军在各自防区内构筑至少三线阵地，将部队纵深梯次配备，准备逐次抵抗；消耗日军后，适时转入反击，予以歼灭。并指示各线作战要领为：“第一线大体为现占阵地线，我应于此线极力消耗敌人。但在整训未完了前，敌如向我进犯，以现有第一线部队打击敌人为原则……第二线为中间阵地线，仍以第一线部队转进此线，担任作战为原则……第三线为最后阵地线，应于此线利用整训部队之增加，断然采取攻势，并应长时确保该线。”
日军在湘北，赣北，鄂南地区的频繁大规模调动，突然增加的大量电讯通讯，也引起了第九战区的高度重视。经过不断的侦察和搜集情报，战区长官部发现，发现日军主力正向湘北方面集结。
第一百二十二章 … 薛长官的部署
9月4日，日军大本营为加强对侵华陆军（不含关东军）在战略上的统辖和指挥，颁布命令，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命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刚卸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西尾从10月1日开始行使统帅侵华日军的职权。日军大本营又下令撤消华中派遣军的番号，冈村的第十一军直接听命于西尾寿造。
9月15日，一年多以来，一直在试图通过给与军事援助的方式，利用我国的力量拖住日本军队力量的苏联在莫斯科和日本达成诺门坎战役的停战协议。第二天，苏联红军便大规模越出国境线，直扑波兰，准备瓜分波兰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地区。日军又专门致力于中日战争，在华日本陆军达到二十五个师团和二十个独立混成旅团，合计换算为三十五个师团，共计九十二万二千三百九十人，加上海空军和其他部队，在华日军大大超过了一百万。
诺门坎战争对日军的刺激和欧洲大战的爆发，不但没有牵制日军一兵一卒，反而加大了中国军队抗战的压力，加深了中日战争的残酷性。这不由得使中国方面的最高统帅，对于抗战的前途，对于国家民族的命运，忧心忡忡。
就在这个时候，冈村宁次率领第十一军开始进攻长沙。
“命令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长沙的战事，关乎国家民族的前途未来，务必取胜，否则，军法从事。”眼下国家所面临的不利的国际形势，使最高统帅无法再承受一次败仗的打击。只有前线的胜利消息，才能使外界对于中国的前途继续留有信心，中央政府也才能继续从外界获得援助以继续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
由于湖南地处亚热带，是南北冷暖空气交汇之区，季风现象显著，影响强烈；降雨量充足，而无霜期又长。这种自然物候，极有利于农事活动，具备多种作物所需的热量条件，特别是适宜于水稻的耕作。因此，湖南是全国富饶的水稻产区，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湖广不熟，天下不足”的说法。而长沙则是这一带物候之集大成者，是这一产区的总仓库。所以，在经济上长沙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在军事上长沙也有显著的战略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南成了国民政府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10月，华中重镇武汉便陷入敌手；11月，岳阳失陷。长沙成了捍卫西南各省的门户，其战略地位愈显突出。对于已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来说，守住长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也更为重要。
薛长官是在1938年11月13日，即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