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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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传- 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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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成立后,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因病由聂荣臻代理,军委的日常工作仍由周恩来主持。到1951年10月,中共中央确定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他上班仅3个多月,就病倒了,周恩来不得不继续把军委工作管起来,一直兼管到1952年7月。从1947年3月算起,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5年多时间,是军事工作极为繁重又卓有成效的时期。但在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身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际外交事务,已经够他操劳的了,把军委日常工作交给另一人来专管,确已成急需。
  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名彭德怀接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建议被批准后,即于7月9日向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写了一个报告,作为正式向彭德怀交卸工作。
  周恩来在报告中建议“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转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
  7月19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发出通知:“彭副主席已正式在军委办公,从即日起,凡有下列问题之文件、电报均抄送彭副主席”。接着在后边具体开列了18类文电的细目。
  从此,彭德怀又一次进了统帅部,肩负起新的军事使命。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的新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
  彭德怀到军委一上任,工作就高度紧张。每天推开饭碗,走进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晚上还继续批阅那些积案盈尺的文电,有时在夜间还去列席中央书记处的碰头会,往往一开一个通宵。好在他这个人在战斗环境里紧张惯了,现在这样生活也不觉得累。每到体息日,文电少了,他倒感觉不习惯了。
  彭德怀以前在延安兼任总参谋长的时候,也是既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又参加中央的各种会议。当时的军委机关业务简单,可说是一个战略统帅部。由于各个战区的交通被敌军隔绝,中央军委对各大战区只能用无线电报下达战略意图和重大战役的方针。在延安时,军委作战部长李涛曾诙谐地说,我们的统帅部是世界第一,任何国家的统帅部都要给下属部队发军饷、发枪炮、筹调物资、补充兵员,可我们的统帅部就只发一个东西—— 电报。现在彭德怀回到阔别5年的军委机关,情况大为改观。军委机关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经过3年多的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全面职能的国家军事统帅部。对于全军的指挥、管理、训练、供应,特别是对于边防、海防部队事务的管理,大至国际交往,小至战士饮食、着装问题,都已集中到最高统帅部来统一决策。为了在周恩来辛勤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军委机关,使之更好地发挥全军的首脑作用,彭德怀就职后针对当时情况陆续采取了下述措施:
  一、建立例会制度。为“便于及时解决问题、便于互通声气、便于互相统一协调”,彭德怀同朱德、聂荣臻等酝酿磋商后,在1952年10月15日举行会议。到会的有朱德,聂荣臻、粟裕、黄克诚、张宗逊、肖华、赖传珠、徐立清、杨立三、肖克、肖向荣。彭德怀在会上说:“我来军委已两个多月,许多情况还没有摸清楚,只是感觉工作异常复杂。目前我军正处在战略转换时期,我们大家对现代化军事工作又都缺乏知识,要想把工作做好,还是多采取集体研究办法较为有利。”他提议把原来不定期的办公会议改为军委例会。每周召开一次,会议内容主要是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重大方针政策,研究贯彻执行的措施;讨论军队工作中某些方针政策和亟待处理的重大问题,以及各总部需要解决的全军性问题;听取各种重要情况的汇报。与会者一致赞成彭德怀的建议。这一次会议,即作为第一次军委例会,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决定黄克诚、张宗逊任副总长,黄克诚兼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改任第一副部长等事项。随后,各总部也仿效军委,建立或健全了各部的例会办公制度。
  二、健全机构。1952年8月4日,毛泽东批示赞同刘少奇的建议:国家进入建设时期,由于工作繁重,需调各中央局书记来加强中央领导,同时增设某些中央机构。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考虑国防建设和业务上的急需,在人事和机构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从1952年9月起,军委先后从各大军区调进一些高级干部,加强机关领导力量。到1953年3月,彭德怀在军委例会上说:“工作忙乱的原因,是军委机关不健全,这是事实,由谁来加强呢?再从各大军区调人来,是没有希望了,现在是要用点时间,把军级、兵团级干部送军事学院学习一下,逐渐增加上来。大体上5年能解决就不算慢了。”他认为眼下要健全机构,主要是确定编制、明确职责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编制还没有完全合理的确定下来,军委各部门、各特种兵、各大军区的机构编制,还没有根据现在的情况搞出来,我们各机关部门,大部分是临时感到需要,就临时增加。因此有的事情还无人管,有的事情两个部门都管。”为解决军委和大军区两级机关的编制、职责,从1953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彭德怀请苏联顾问作了8次报告。每次他都同各单位领导人去听课。然后,在顾问的帮助下,制定出各级机关的编制和职责,上报中央。他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在某些问题上可以,但在军队编制上却不能以量代质。中国人多,要用在生产上,打仗还是要讲战术技术,避免枉死人。又说:“编制、职责定下来,就使检查工作有了依据。”
  然后,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从1954年起,军委和大军区实行了八总部体制。这对军队正规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机构庞大,分工过细,工作效率不高等缺点。通过总结经验,从1957年起到1958年又恢复为三总部(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体制,并一直延续下来。
  三、建立检查工作制度。彭德怀对那些工作不负责任、不深入了解实际情况的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他到军委后,在首次全军性的会议上,就提出各级领导人和领导机关要建立检查工作的制度,每年至少深入基层两次,及时了解情况、发现并解决问题;发现积极分子,推广好的经验,纠正缺点,提高部队战斗力;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
  1952年10月24日,彭德怀主持军委例会,审议海军提出的追加预算时,发现预算做得很粗糙,当年不能举办的事情做了预算,当年不能动工修建的工程,也预算购买许多材料。彭德怀说,这不仅积压了国家资金,而且材料可能放坏,造成浪费。这类现象,不光海军如此,也是各单位的共同问题。他认为这是官僚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一种表现。由此他还批评了军事领导机关检查工作差,有的是根本不检查;有的检查不深入、不及时;有的是检查的方法不细致、不彻底,满足于召开会议,或者满足于轰轰烈烈的群众揭发,而不去直接看看实际和具体情况。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于 1952年12月15日向毛泽东报告了海军党委反对官僚土义的部署。16日,毛泽东批给了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肖华和肖向荣,赞同海军党委的布置。批语说:“如彭认为有必要,请在军委例会上加以讨论。作出决定。”彭德怀于12月20日主持军委例会,决定从1953年3月到5月,在军委直属部门中普遍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检查。在这期间彭德怀利用各种机会,讲解深入基层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抓取典型事例把这项检查引向深入。到4月15日,他向毛泽东写报告说,军委机关对自身的工作检查之后,已经组织200多名干部分头下去检查工作,由军种、兵种和业务部门领导人带队。并说此项措施将要长期坚持下去,要成为制度。这次反对官僚主义的检查,明显地提高了军事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同时发扬了全军领导干部深入基层的优良作风。
  50年代军委机关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工作效率,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保证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直到30年以后,1982年军委研究领导体制改革时,还有些领导干部怀念说,30年来军委领导体制几经变动,还是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期办事比较顺当,效率较高。
  第26章 推进战略转变
  1953年7月,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8月中旬回到北京。战争的停止,使军事工作面临新课题。
  他到京的第二天,适值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结束。会议的议题之一,是解决上半年出现的二、三十万亿(旧币,相当于现币二、三十亿,以下类推)财政赤字。会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于8月28日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国压缩支出12。5万亿元,其中要求军费减少3万亿元。毛泽东还提出今后的军政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中不得超过30%。《通知》具体要求“军事系统(包括公安部队)应在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冗员、加强技术训练、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费开支。”
  可是在这之前,毛泽东曾提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
  这种情况,就是黄克诚所说的:“又要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军队,又要使国家机构费用(包括军费)不超过总支出的30%,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一个很大的难题。可这又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现在军队就得要从这种矛盾中找出最合理的方案。”彭德怀说:“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是军队工作的依据,中央在8月28日发出的《通知》,也是依据。”这两个依据都是军队建设必须达到的目标。如何达到呢?他考虑这需要根据国家财力和科学技术情况的发展,分作若干步骤来实施,才能完成。
  彭德怀认为,为此必须修改1952年制订的5年军事建设计划。那个计划是在周恩来主持下,由聂荣臻、粟裕具体研究编拟,彭德怀参加讨论,苏联顾问帮助制订的;也是在彭德怀到军委就职的前一天,由毛泽东批准要彭德怀来主持实施的。那是朝鲜战争仍在继续时的计划,技术军种、兵种的发展规模都很大。例如,空军要发展到150个飞行团,6229架飞机,建153个机场,这当然需要一笔巨款。但到1953年底只能完成72个团,其他军兵种也大致相似。要修改计划,就必须与各军兵种领导人统一认识。8月21日,彭德怀在扩大的军委例会上,向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首先传达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时说,毛主席认为,朝鲜战争重起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较大的可能是长期拖下去,停而不和,或久拖而后和。彭德怀也认为 “在目前(美国)要重新进行战争或扩大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不大”,接着,他告诉大家,根据这种看法,中央已经确定,全国的工作重点主要是集中到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上。而这一计划的重点,是要用一切办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他提出,全国的工作重点转换了,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必须转换过来,原来拟订的军队建设5年计划,虽然中央在去年7月已经批准,但是技术军种、兵种的发展计划,显然要求过高;原来准备向国外购买的武器装备,也显然过多,现在必须修改。全国的常备军员额过大,机关臃肿超编,非队列人员近60万人,必须加以精简才能把有限的军费用到军队基本建设土来。总之,朝鲜停战以后,军队的建设要巩固地前进。为使高级干部进一步了解全面经济情况,开阔视野,提高思想认识,他在一星期之后又召集了第炭次扩大的军委例会,请来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军委副主席高岗,向在京的各大单位军政首长作了一次报告,详细介绍当时国家财经状况。高岗说,1953年的财政赤字达25万亿元之多,占当年国家财政预算总收入195万亿元的12。8%。为此中央才下决心要发一个《紧急通知》。在这次例会上,彭德怀还传达了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一个建议,要求 “目前全部国家机构费用(包括军费、政费在内)最高不能超过国家总支出的30% ”。这就是说,军费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将要比1953年大大减少。即使国家财政收入逐年增长,军费的绝对数,也不会增加多少,因此,必须下最大决心来对军队实行精简整编。
  随后,彭德怀于9月4日召集了第三次扩大的军委例会,向大家提出准备采取的精简方针,让大家展开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聂荣臻介绍了军队的员额情况。他说,过去三年多,虽然前方一直在打仗,但是为着尽快争取国家财政情况基本好转,军委硬是把军队复员转业了260多万人。目前全军包括今年入伍的40多万新兵,总共还有480多万人,其中队列人员有422万多人,非队列人员(主要包括伤病员、待分配人员、家属、小孩、保姆等)有57万多人。继续保持这样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显然是非常不适宜的。
  在讨论中,有些人主张多减一些。认为,只要看准形势,就应抓紧时机,尽量减少常备军,腾出人力、物力、财力增强国家应付战争的潜在力量。例如苏联,在打败14个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从1920年到1924年,把原有的550万军队,减少为56万,裁减9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1945年到1948年底,把原有的1236万,减少为287万,裁减四分之三,军区机构由33个减少为21个。这说明,摸准国际气候以后,少保留一些常备军,不会有什么危险。
  另一些人认为,我国目前情况和苏联不同,不应减得太多。因为我军不仅需要继续保证有把握地打败帝国主义重新发动的侵略战争,而且还要准备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任务。大家各抒己见,议论纷纷,相互争执,气氛热烈。在大家发言中,彭德怀通过插话,着重阐明了几个观点,把争论引向一致。
  一、我军建设现在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既不是相当稳定的和平环境,也不是战争即将爆发的临战状态。因此,对军事工作的安排,不能象1950年春天那样,许多部队去搞农业生产,“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也不能象朝鲜战争爆发时那样,把一切工作集中于加强部队的现实战斗力,而不注意军队的基础建设。
  二、常备军的建设,只是国防力量建设的一部分。国家常备军加上国防科学技术工业能力和国家的动员潜力,才是国防力量的全部。考虑平时军队建设的时候,必须注意有利于国防工业的加强,有利于国家动员潜力的积蓄。
  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国家防御力量的物质基础。没有现代化工业,没有现代化交通、通讯等设施,就不会有现代化国防,也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化军队。即使有一支用现代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也不可能在现代战争中充分发挥作用。
  从这些观点出发,彭德怀提出了军队的精简原则:国家武装部队的总数应保持一个适当的数量,太少会削弱国家现实的防御力量;过多则增加财政负担,影响经济建设。为了在裁减人员的同时,能够保持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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