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28日的综合小组联席会议上，有人说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进行改编以后，一方面军改为陕甘支队，一、三两个军团编为两师。因一军团干部较多，就抽了两个人到三军团去参加领导工作。部队向陕北进军途中，有些意志薄弱的干部战士，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到了汉族居民地区，乘机开小差脱离了部队。当时，后有追兵前有敌军堵截，红军处境危急。为了迅速制止部队逃亡的恶劣倾向，三军团曾以叛变革命的名义处决了个别逃跑的干部。以致部队上下议论纷纷，怀疑这是一军团派到三军团的领导干部干的，刚经过整编的一、三军团关系变得很紧张，出现了不团结的倾向。
原二军团的黄克诚，当时是陕甘支队第二师政治部的裁判所长，处决人的事都是要经过他的。现在要清算破坏红军团结的“罪行”，当然算帐首先就算到他的头上。发言人指责黄克诚是破坏一、三军团团结搞宗派分裂活动的“罪魁祸首”。
就在揭发人慷慨激昂发言的时候，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突然站起来说道：“你瞎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红军离开哈达辅以后，是我带着一个营在后面担任收容任务。你所说的处决卫生部的那个杨兴仁，根本就不是黄克诚同志决定的，而是上边给我的命令，我敢不执行吗？这事××同志都知道嘛！”
钟伟这个发言，引起会场一阵议论，立即遭到“围攻”。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综合小组在追逼了上述几个问题之后，从9月5日开始，又被划分为5个小组。除第五小组外，其他4个小组都分别交代了任务：第一小组负责清查邓华的问题。因为开会期间有人给大会主席递了条子，说邓华与彭德怀关系密切。第二小组负责清查万毅的问题。因为7月22日在庐山开会时，他曾发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书。第三小组负责清查洪学智的问题。因为他与黄克诚个人关系较深，与彭德怀关系也很密切，会议期间对彭德怀、黄克诚的问题揭发又很少。第四小组就是负责清查钟伟的问题，要查他为什么为彭德怀、黄克诚打掩护、“解围”。9月9日，彭德怀得知军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违心地说，“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并且表示，“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立即与彭德怀通了电话，说是要把他的信转发全党，并且批示：“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会议各同志。”在下面写道：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9月12日，彭德怀向大会送去一份自己的书面检讨，检讨仍然是本着“只要不违背党和人民的利益，要什么给什么”的精神作出的。实际上是把别人强加给他的东西加以归纳整理，上送了事。
军委扩大会议宣告胜利结束。至此，彭德怀将近3个月来接受批判的日子告一段落。他决心结束他30多年的军事生涯。他决心去过一种名副其实的平民生活。
第35章 元帅挂甲
195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因庐山上书获罪被撤销了国防部长职务的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举家从中南海永福堂迁出。新的去处是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吴家花园。
从葱笼四百旋的庐山回到气象庄严的北京，开了一个月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军高级干部1000 余人对彭德怀的批判刚结束，彭德怀就让妻子浦安修去找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出他搬出中南海的要求。他对妻子说：“我没有工作了，中南海也没有活动的地方，再住会玷污党中央的声誉。你说我请求找一个能劳动的地方住，实现我对毛主席的保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中南海这个明清两代王朝的帝王之居，从1949年以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核心领导人物的住地，是博动着党和国家的心脏的地方。彭德怀在这里己经住了7年多。从11岁离家给富农刘十六家放牛以来，他的一生是在谋生的奔波与战争的驰骋中度过的。中南海，这是他少小离家以来住留最久的地方。彭德怀埋头大步，跨出永福堂，径直上了那部黑色吉姆轿车。中南海碧波依旧。汽车驶出西门，彭德怀没有回头瞥她一眼。其实，7年来他就没有给过她多少青睐。尽管他晚饭后也时常在湖边散步，满脑子装的总是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很少有闲心去品味她的旖旎风光。甚至感到住在这宫墙之内，有违他的意愿，曾想搬出中南海另觅住处。他却不曾想到今天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这个地方。
几天前，他把崭新的蔚蓝色元帅服、狐皮军大衣、几件军装、几枚勋章、一幅辛亥革命元老廖仲凯夫人何香凝绘赠的猛虎图，上交给了党中央。留下书籍、必要的换洗衣服和日常用品，还有几件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东西：一支左轮手枪、一枚红星勋章、一包历史资料、八块从红军时代保存下来的分伙食尾子所得的银元。他将要开始一种从来没有体受过的生活——离群索居、闭门思“过”。
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欢庆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游行队伍五彩缤纷，欢声如雷。城楼上，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微笑着，频频向从东向西涌流的人群挥手致意。
天安门前的检阅指挥车上，肃立着向受检部队举手还礼的新任国防部长——另一位元帅林彪。人们很少注意到今天少了一个彭德怀。即便注意到的人，对于在当时群星灿烂的政治舞台上陨落了一个彭德怀，也并不感到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会有什么重大影响。而导致彭德怀 “陨落”的庐山风云，却悄然掀起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惨烈“阶级斗争”历史帷幕的一角。
离开中南海前，彭德怀接到了“十一”登天安门城楼的通知，他还保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他向秘书摆摆手，表示他不准备去。在这个情况下，他和许多人怎么见面呢？
10月1日，彭德怀一整天都在整理安顿他的书籍、文件。晚上，他漫步到吴家花园南门外，站在一张木椅上，向东南方向眺。天际闪耀出一朵朵礼花，那是天安门的焰火，彭德怀不时指点着。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很平静，尽管大跃进造成巨大的损失，但十年的成就是伟大的，足以骄人的。他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衷心为建国十周年高兴。
国庆节刚过，彭德怀就在吴家花园内翻土、挖塘、平沟。吴家花园据传是吴三桂修建的一处园林。吴三桂原是明末的辽东总兵，后降清。沧桑300年，这座园林究竟几经易手，已不可考。解放后，做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专家招待所，这“吴家”二字，却始终冠于该园的称呼上。
吴家花园的中心是一座京式四合院。回廊四合，南北东西14间屋子，自成园中之院。正室门外廊柱上悬着一副木刻楹联：“云山绘合天然画，月下闲观物外春”。门上匾额题为“怀馨堂”。院外园内有小桥流水、假山亭阁和一些副宅，占地约5亩，绕以乱石镶砌的围墙，是一个既不华丽也不寒陋，颇为幽雅的去处。在杨尚昆把彭德怀关于搬出中南海的要求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马上同意，指示杨尚昆给找一处好一点的房子。经杨尚昆亲自安排，找到了它。
吴家花园所在的挂甲屯，座落在颐和园东约二里的地方，周围是一个大村落。这个村落很奇特，分为东南西北四块，各有一个名称，西北角为虎城，西南角叫挂甲屯，东北角叫北门楼，东南角叫教养局。这些威武森严的名字，把这个村落的历史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村人传说宋朝杨家将中的六郎曾在这里晾晒恺甲，因而得名。但宋代，燕云十六州先后属辽、金、元，杨六郎何能来此晒甲？倒是元、明、清三代，西郊为京裴卫戍之所，将军挂甲总是不乏其事的。
彭德怀元帅今天来这里挂甲。挂甲屯这个名字，与其说它是一段历史的陈迹，毋宁说它是一个历史的预示。
彭德怀初进吴家花园，对着大门的牌号仔细看了一眼，上面标着“教养局”几个小字。这二个字是沿用了民国初年曾在此地设置的戒烟酒教养总局的名称。这个门牌号对彭德怀此时的心情与处境来说，未免难堪。他对左邻右舍说：我不是到这里受教养的，我这里不叫教养局，叫挂甲屯。为避免这种不愉快的联想，住进吴家花园的人就用了彭德怀的说法。这便是现今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罢官后住京郊挂甲屯，而不说教养局的由来。
彭德怀住进了“怀馨堂”，他的心情和那副“云山绘合”“月下闲观”的楹联毫不沾边。他站在那里看了一遍，淡然一笑，就再没去注意它。然后，开始了读书兼务农的生活。
这个农民的儿子，在园内转了一圈，就用眼计量出院墙内空地约有1亩，污水塘约3分；院墙外还有属吴家花园所有的荒滩地两亩余。虽然秋意已浓，他自己年过60，也已进入人生之秋，他仍然卷起裤腿，赤着脚跳下浸凉的水塘。他用手抓起一把黑色的淤泥，放在鼻于前深深一嗅，连声称赞：“好泥，好泥！”仿佛嗅到了少年时在洞庭湖西林围筑堤时的泥土气息。他把警卫排的战士调动起来，和他一起用柳条筐把挖出的黑泥抬到地里去，不减当年横刀立马的气概。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生活的第13天，10月13日的清晨，毛泽东打来电话，约他去中南海一晤。两个月前，在庐山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一面说彭德怀和他历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为此，彭德怀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一面，毛泽东又问彭德怀：“三十年，难道就这样分手了吗？”彭德怀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和毛泽东分手。“大哥——先生——领袖”，这是在1944年延安整风中，他总结的自己看待毛泽东的著名“三部曲”，是发自内心的。但他对毛泽东也并非没有意见：“99。9％的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吗！”他一直坚持着他那种与对毛泽东的神化越来越不合调的看法。他对毛泽东太熟悉，他又太倔强、太求真，他始终拒绝把毛泽东的意见当成需要绝对服从的旨谕。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也不只一次根据他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指示。毛泽东在他的心目中是伟大的、英明的，但仍然是人，不是神。
在庐山上，他从毛泽东的话中痛心地发现，毛泽东竟然想到要和他分手的问题，他倔强地回答：“分手不分手那是你的问题。”毛泽东的电话打到吴家花园，使彭德怀重新燃起希望：还能和毛泽东心平气和地谈谈，是毛泽东并不想和他分手啊！他马上命车出发，连早饭也顾不得吃。
汽车直驶入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住地。彭德怀快步进入室内，发现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等在座，原来是以中央的名义找彭德怀谈话。
彭德怀向在座的人一一注目致意，然后在侧面的一张沙发上默默落座。
毛泽东态度从容地对彭德怀说：“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你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学习问题。中央同意你9月9日的来信，读几年书极好。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参观和调查研究也是很好的。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彭德怀仔细听着，答：“同意主席的话。”
毛泽东问：“准备怎么学习？”
彭德怀答：“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四年。”
毛泽东表示同意，让彭真、杨尚昆两人负责安排。又说：“不要学那么长时间，两年就够了。”彭德怀答：“同意。”毛泽东没有说下去，注视着彭德怀，似在等待什么。从庐山会议以来，批彭这根弦绷得够紧了，在座的人看出来，毛泽东是在等待彭德怀认错，以便有所表示。
彭德怀默不作声。他也感觉到，他此时“认错”就能打开僵局，他的处境会好得多，但他决心不再作违心的检讨。庐山上的违心检讨是为了顾全大局，已使他痛苦到“万箭穿心”。现在，他还为什么呢？他认为，错在毛泽东，而不在自己。
空气凝固起来。片晌，彭德怀起身告辞，感谢毛泽东和中央的关心。
两个历史巨人谅解的机会在彼此的倔强和沉默中丧失。
几天后，彭真和杨尚昆来到吴家花园，具体安排彭德怀学习的事。彭真不无遗憾地和彭德怀谈起庐山会议，说：“庐山会议对你斗争过分了一些。”
这是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第一次听到党中央有人这样对他说。
彭德怀心如浪击，默然不语。
彭真向随后来到的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副校长艾思奇、范若愚当面作了交代。自此，彭德怀成为党校的学员。
彭德怀是高级党校的一名特殊学员。从建国以来，政治局委员到这里学习，彭德怀还是第一名。
他仍住吴家花园，不和一般学员在一起。党校为他特别编了一个组，由党校党委成员等参加，还指定了两名教员为他担任个别辅导。教员的任务，除为彭德怀辅导学习外，还要把彭德怀的学习和思想状况向上报告。此事由杨献珍负责安排。杨献珍本来对大跃进中的错误做法就颇有意见，对彭德怀抱同情。嘱咐两个教员：对彭德怀的谈话听听就行了，不要记，回来和我说说便可。
不多日子，杨献珍在接踵而来的“反右倾”运动中，也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被撤掉了党校领导的职务。当一切都安顿下来之后，彭德怀才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他已从数十年为之奋斗的事业中被放逐出来，等待他的是看不到尽头的、与他整个战斗生涯格格不入的谪隐生活。
他生就的不屈从于命运，也从未在生活中嵌进过“闲逸”二字。他绝不能就此优游岁月。党校每周集体学习两次，他准时到达，不管一些人对他另眼看待，敬而远之。他自学时认真读书、作笔记；讨论时认真准备、积极发言，成为一个十分勤勉、遵守纪律的学员。
他把自己的生活日程排得很满，很早就起身，打拳、到园子里干活；早饭后整个上午专心读书、写笔记；下午除每周两次去党校学习，就看文件、报纸、杂志；4点左右出门走走，略事休息；晚上依然是看书、写笔记，只偶尔看看电视。
8月1日在庐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